胡錦濤同志最近強調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我們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躲不開、繞不過、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碑斍暗囊粋€突出問題是，在改革中要明確行政主導還是市場主導？這是能不能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關鍵。

一、行政主導配置資源的教訓非常深刻

從我們國家來說，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沈陽有兩個相鄰的工廠，一個叫沈陽變壓器廠，一個叫沈陽冶煉廠，這兩個都是政府行政主導，變壓器廠需要大量的銅，由主管的一機部從云南等地調到沈陽。冶煉廠生產的銅由冶金部從沈陽調往全國各地。一墻之隔的兩個廠由于行政主導，沒有市場，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國外計劃經濟國家的教訓也很多。匈牙利是第一個取消指令性計劃經濟的國家，當時在我們國內爭論也很激烈。有人批判說：“取消指令性計劃，就是取消計劃經濟，取消計劃經濟就是取消社會主義?！?span style="font-family:calibri;">1986年我率領國家體改委代表團考察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體制改革，我問匈牙利主管計劃工作的副總理：你們為什么要取消指令性計劃？他回答說：“我們國家計劃局按照平衡表編制指令性計劃，但執行的結果，有的完成了500%，有的只完成了10%，但誰都沒有責任，說明這種計劃是主觀主義的，脫離實際的?！苯菘说摹鞍渭选逼ば敲飘a品，但后來搞了計劃經濟，就沒有名牌了。因為國家計劃部門按照全國人口1600萬人（當時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一個國家）每人兩雙皮鞋做計劃，計劃執行結果是，老百姓需要的沒有生產，而生產出來的往往沒有人買，一方面滿足不了需要，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大量積壓。道理很簡單，皮鞋的需求多種多樣，個性化很強，男人與女人不一樣，大小和小孩不一樣，城里和農村不一樣，國家計劃部門憑主觀編制計劃，生產部門按產值高的安排生產，產需嚴重脫節，其結果造成的資源浪費是可想而知的。

今年7月，為研究圖們江的開發開放，吉林省組織了一次赴朝考察，我在考察中發現朝鮮迄今還不允許農民養牛，為什么？因為牛作為生產資料，按照“社會主義”原則，生產資料必須堅持公有，所以只能集體養。農民出工要堅持集體勞動，但出工不出力，在地里磨洋工。我們上街吃飯，要跑很多路，才能找到一家國營飯館。商店很少，只能國有國營。老百姓生活用品，按人口配給。這種體制怎么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怎么能改善民眾生活？怎么能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

二、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是經過長期艱苦探索的正確選擇

計劃與市場的爭論長達100年，長期以來，認為計劃是社會主義，市場是資本主義。后來覺得不搞點市場也是不行的，所以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種提法，想說明把計劃經濟作為社會經濟制度，必須堅持“為主”，把市場作為調節手段，起輔助作用。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有人仍強調有計劃是重點。一直到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強調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根據小平南方講話精神，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都強調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變化，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的，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的結果。

三、強調“中國模式”就會影響改革的深化

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出臺了擴大內需的十大措施，得到了國內外的好評，在全球率先使經濟走出了困境，2009年實現了9.2%的經濟增長速度。在這種背景下，引發了“中國模式”的爭論。

有人認為，應該充分肯定“中國模式”，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取得巨大成就來佐證“中國模式”的偉大，中國所以出現奇跡，就是因為形成了“中國模式”。我并不反對“中國模式”的討論，但我反對把“中國模式”界定為：政府行政主導，受控市場。我認為，所謂模式是定型的東西，如果把政府行政主導、受控市場作為“中國模式”，就會轉移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就會影響深化改革。2009年1月6日《光明日報》報道了我的觀點：“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各國政府紛紛出手對金融危機進行干預，這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應對嚴重經濟衰退的通常做法，并非是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否定。”“我國仍處于穿透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階段，消除走向市場經濟體制障礙仍需要我們付出極大的努力，不能由于緊急或危機狀態下必須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薄罢恼呷绾吻藙邮袌隽α繎摮蔀榭紤]的重點，而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場的行為應避免過度，同時要考慮經濟運行恢復常態時的‘淡出’安排?！睖丶覍毧偫韺@些觀點非常重視，于2009年1月9日作出了批示。所以，不能把應對危機的政府行政主導的政策措施，用“中國模式”加以固定下來。政府政策的重點在于撬動市場，而不是代替市場。強調“中國模式”，容易理解為中國改革已經到位了，定型了，不要再深化改革了。

四、如何正確理解宏觀調控

現在，有人一提宏觀調控往往與政府行政主導聯系起來，所以我們必須正確理解宏觀調控。

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基礎作用”，這是十四大的表述。后來到了十四屆三中全會，表述有所改動了，改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調控下發揮基礎性作用”。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我在參加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時提出，“要從源頭上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的建議。我提出，原來的表述并不科學，因為：一是宏觀調控是資源配置的前提條件，還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內容？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五大支柱之一，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有健全的宏觀調控體系。二是資源在市場配置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還是資源配置在政府的作用下發揮市場的作用？三是資源配置的主體是政府還是市場？是政府行政主導型還是市場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四是宏觀調控的含義是什么？主要是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節經濟的運行。五是誰代表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國務院當然是代表國家，但省市也說自己代表國家，所以各地都爭要宏觀調控權。起草小組經過認真討論研究并經中央同意，不再提“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只強調“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是十四屆三種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的正確表述。應該說這個表述是科學的，與時俱進的。但在實踐中還是強調國家宏觀調控下，過多的強調政府的作用。目前各級政府和部門中過分強調自己的宏觀調控職能，很大程度上是計劃經濟時期行政性控制的翻版。必須明確，政府宏觀調控不是資源配置的前提，配置資源的主體是市場，而不是政府。

宏觀調控要更多地運用間接調控，盡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觀調控方式、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是當前和今后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一是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較高，傳統的行政方式進行調控所起的作用不會很大。二是長期以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主要是總需求膨脹的傾向，現在已經讓位給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供給過剩傾向。這就是說宏觀調控的背景和基礎發生了變化。因此，調控方式必應發生變化。三是依靠行政審批制度和管制來加強宏觀調控，容易造成權錢交易，容易抬高企業的準入門檻，造成某些行業的人為壟斷，提高某些行業的利潤。管制越嚴，利潤越高，地方的積極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發展成本。因此，要盡量少用行政手段。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正進入向更加廣闊的領域縱深發展的新階段，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諸方面的改革交織在一起，性質之深刻、任務之艱巨，將大大超過以往任何時期。特別要實現2020年的目標，任務更艱巨了。2020年的目標有兩個：一是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二是要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還有不到8年時間了，怎么實現這兩個宏偉目標？我們必須有緊迫感，真正拿出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改革，同時要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不然有落空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