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幾位的發言都涉及到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這的確是經濟學界最關注的一個問題。幾位的發言中有很多觀點我是同意的，但我感覺這里有一些問題被忽略了。面對我們現在的一些難點問題，一種觀點認為，靠政府或者靠國有企業來解決似乎比靠市場自發地解決更有效。但是政府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也出現了很大的紕漏，國有企業也存在效率低的問題和妨礙公平競爭的問題。那么怎么辦？另一種觀點是政府越小越好，把這些問題都交給市場，讓它自發地解決這些問題。哪怕市場沒有解決好，也假定它比政府解決得更好。

我覺得這里可能忽略了一個問題，我們是不是需要區分一下哪些問題是市場可以解決的、哪些問題是市場不能自發解決的？我們假定市場更有效率，應該是指競爭的市場，而不是壟斷的市場。在競爭領域，你想搞政府壟斷或者國有企業壟斷，是既妨礙公平也妨礙效率的。但我們現在涉及的壟斷部門，有很多是資源性或者其他具有天然壟斷特點的部門，比如石油、鐵路等部門。在這些部門中，我們現在碰到的問題是不是都可以交給市場來自發解決？我認為這樣看問題也是不全面的。

就說石油，俄羅斯在“休克療法”期間，通過一夜之間的私有化，把國家的石油部門幾乎無償地劃給了少數幾個私人寡頭，結果從國家壟斷變成了私人寡頭壟斷，而且很快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的前100個富豪中間出現了十幾個俄羅斯超級富豪，大部分都是石油和鋼鐵寡頭。解決沒解決公平分配的問題？沒有。這是極度的不公平，是公開掠奪公共財產。解決沒解決效率問題？也沒有。因為這些超額利潤不是靠競爭、靠提高效率得來的，而是靠壟斷資源得來的。這里涉及到這樣一些開發稀缺資源的領域或者具有天然壟斷性質的領域，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市場化或私有化就可以解決問題？恐怕不能。

另外，像山西煤炭的問題，過去是私有煤礦，后來收為國有，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所有制上做文章，爭論不休，但是沒有注意到無論私有煤礦還是國有煤礦，其實背后都有很大的體制問題。過去私有煤礦有掠奪性開采、不顧工人安全、不斷造成礦難這些嚴重的問題，而且造成了收入的不公平分配。這些問題怎么來的？實際上背后是私人資本和權力的勾結。因為資源是稀缺的，是排他性的，又有礦工的生命安全問題，因此是需要政府管理的。但這個管理過程不透明，有幕后交易，資源收益的分配不合理，制度不健全。盡管煤礦給了私人，看起來是市場化了，但沒有解決這些制度問題，權力給私人資本當了保護傘?，F在從私有變成了國有，如果不解決這些分配制度和監管制度的問題，那么根本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俄羅斯的私有化最大的失誤是什么？就是在私有化過程中，私有資本和權力勾結，是通過權力尋租，通過權力掠奪社會資本，掠奪公共財富。因此這些問題不是靠一個簡單的私有化就可以解決的。關鍵的問題是，你有沒有一系列的制度來保證這些資源性和天然壟斷性的部門，其利益分配公平合理，其運作受到社會監督？這些部門，如果由于其先天條件，不可能實行完全競爭，不可能靠市場競爭提高效率和合理分配收入，那么就需要有一套制度來解決這些問題。要有合理的規則，要在陽光下運作。現在的問題是制度缺失。無論是國家壟斷，還是私人壟斷，都繞不開這個問題。

當然，還有一些不需要壟斷的部門、可以實行市場競爭的部門，我們拼命想壟斷，用政府權力制造不公平的競爭條件，限制競爭。這樣做危害性是很大的。現在確實存在這個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在本身就是天然壟斷，本身就是資源性的領域，怎么解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不是不讓政府權力介入，而是怎么介入的問題，至少要有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現在土地市場就是個最大的問題，土地70年使用權的收益變成土地出讓金，政府一次性收取、一次性花掉，你花掉的是未來70年的收益，是寅吃卯糧。這么大的一個激勵，無論這個錢歸了地方政府，還是通過某些看不見的渠道轉移到私人手中，比如某些官員或某些開發商手里，這個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推動力，造成一些地方政府強制拆遷、掠奪性開發土地等一系列問題。這和這套制度設計有關。而在這套制度框架下，整個過程是不透明的或透明度很低的，不受社會監督的。那么這樣一套體系要不要改革？如果僅僅簡單地講是政府管，還是市場管，都解決不了問題。這需要改革制度，涉及整個財稅體制，同時還需要規范政府行為。

有人說，中國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政府管市場，比自由市場更有效率。錯了！只有在市場不起作用的領域，政府管才可能更有效，但也不是必然更有效。關鍵還在于怎么管。如果用壟斷代替競爭，腐敗橫行，還談什么效率？還有一種意見說，不管什么領域，政府都不如市場有效。同樣錯了。除了那些天然壟斷性部門，還有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沒有哪個國家是完全靠市場的，都需要政府起作用。

現在的問題是，在一系列需要政府參與的領域里，怎么監督政府的權力？怎么讓政府代表社會行使它的權力，而不是濫用權力去謀私利，侵犯公眾利益？現在我們要搞社會保障和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這些方面該不該政府來花錢？該花，所有發達國家都有這些公共支出。問題是，一方面說這些公共職能都需要由政府來承擔，所以必須擴大政府收入，多收稅，否則沒錢承擔這些公共服務。另一方面，巨大的政府的自我消費抑制不住，所謂“三公”消費每年都在膨脹，還有公共資金的大量流失，流向私人腰包。這個巨大的數額拿出來，可能基本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問題都可以解決，而實際上這些問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

比如說，長期以來，絕大部分農民工都沒有社會保障，不能享受公共服務。這影響了城市化進程，也影響了社會安定和諧。問題在哪兒？在于政府的行為沒有受到社會監督，沒有把社會公共利益擺在首位。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最急迫的問題，是需要改革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變政府行為，轉變政府職能。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不把改革擺在前面，光說大政府還是小政府，或者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談社會和諧和發展方式轉變，在很多領域里是解決不了我們所面臨的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