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研究企業和產業，宏觀問題不是主要研究領域。但是在研究企業的過程中，發現政府干預宏觀經濟對企業和產業影響非常大。我認為政府正確干預經濟的關鍵在于準確把握世情和國情。我講三點。

我們應該按照經濟規律發揮政府的作用。我看到最新的一個表述，政府作用大一些，還是市場作用大一些，要相機抉擇。我覺得關鍵問題不是相機抉擇，而是干預的對還是不對，是不是按照經濟規律來干預。

第一，準確判斷政府干預經濟的作用。

這次金融危機的原因到底在哪兒，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完全不同的分析。在上個星期召開的中國發展論壇上美國的格林伯格在發言中認為這次金融危機的原因不是市場失靈，而是政府的錯誤干預。他指出次貸危機原因在于連續幾年政府拼命干預房市，刺激大家買房，導致了失誤。這個觀點我們國內也有，我看過黨校周為民寫過一個東西，他說金融危機原因千萬別理解成市場失靈，而是政府的干預失誤。如果這個觀點成立的話，這兩年政府這么加大力度干預經濟，而且偏離市場規律以行政手段干預值得反思。認為市場失靈，所以政府需要加大干預。金融危機本身不能提供這種佐證。

第二，政府對對外開放的干預需要準確把握世情。

從我們的研究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外資問題上發生四次爭議。一是開放初期圍繞著愛國還是賣國引用外資的爭議；二是鄧小平南方講話時候說姓社還是姓資。三是11年前爭論的是入世還是不入世，因為一入世就狼來了，沖擊中國的產業。每次爭議結果中央的態度是正確的，主張開放?！笆晃濉币詠淼膸啄昀镝槍ν赓Y并購產生那么多的批評和歪曲，出現了排斥外資干擾對外開放的錯誤傾向。中央國務院又一次做了糾正。這個糾正反映在2010年國務院9號文件里。

為什么會出現4次爭議，我覺得核心問題就是怎么樣把握國際潮流的問題。我非常贊成“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已經轉向“革命與發展”的新時代，這個時代的轉變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些反對開放或者干擾開放的觀點，關鍵對世情把握錯了，他們認為現在還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按照戰爭與革命時代的思維，往往把中外企業利益博弈的問題上升到民族、國家利益問題，就是把經濟問題政治化、意識形態化。我們應該把握好這個時代的主流和本質。如果還用原來的觀點看現在的開放，肯定會出現一些干擾。去年開始國務院外資政策變成鼓勵開放，進一步做好外資工作，而且要鼓勵并購。在國務院的文件和中央的“十二五”綱要里都提出，現在的時代仍然是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時代的把握是一個關鍵。在開放問題上，國務院提出進一步做好外資工作，把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是完全正確的。對時代把握的正確，政府的干預在對外開放中就發揮積極作用。

第三，政府干預經濟需要準確把握國情。

如果對中國的國情把握錯誤，在很多問題上，無論是房子問題、土地問題等都會出現錯誤。我們應該研究改革開放以來關于市場改革的爭議到底有幾次比較大的爭議，現在是什么情況。我認為改革開放30年來，對于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實際上經歷過多次爭議。如同對外開放的爭議關鍵在于世情把握是否準確一樣，在市場經濟改革問題上的爭議關鍵在于國情是否把握準確。

改革開放前出現戰略失誤的關鍵在于領導者一直把自己的黨看成是一個革命黨。到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我們才認識到自己是執政黨，要用執政黨的思維看中國的事。執政了50年，還把自己看成革命黨，還一直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當然出事了。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國情變了，中國從一個無產者的國家，變成一個有產者的國家。這是一個根本的國情變化。溫家寶總理講話說國內80%的人有自己的房子。今年“兩會”的時候城鄉建設部一個司長說，國家統計局的資料89%的人有自有住房。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有自有住房意味著有幾十萬甚至數以百萬家產。在座的人都有這樣的經驗，不管是單位分房，還是拆遷，還是買房，總之80%多的戶籍人口自有住房。60年來，特別是30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的一個偉大成就就是在中國把多數無產者改造成為有產者。這個時候還停留在無產者政黨思維往往會偏離實際情況。

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在德國學習時有一件事印象非常深，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二戰之后多次競選，始終選不上去，后來在1959年從社會實際出發搞了一個黨綱的修正，說要代表大多數人，而不能光代表工人階級。因為他們發現當時工人階級已經變成社會全部人口的少數。我查找了1958年德國統計數字，在1958年那一年，德國工人的比例第一次低于職員和自由職業者。大多數人不是原來意義的無產者了。經過修改黨綱和多年的努力，到上個世紀60年代末社會民主黨競選成功執政了。

這一歷史過程啟示我們領導者需要與時俱進符合國情。政府干預宏觀經濟關鍵得正確，即符合經濟發展規律。而正確的前提是準確把握國情?，F在中國社會基礎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還按照原有的無產者政黨思維來干預社會經濟就一定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就會偏離經濟發展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