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春節前后，先是看到一年一度農民工春運回鄉過節的人潮，跟著便是看到一年一度節后關于各地“民工荒”的報道。那些相信中國“人口紅利”已經用完，中國發展進程已經到達“劉易斯拐點”，中國已經到了要放棄制造業地步的朋友們，一定又在搜集整理這些新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論斷。

不過在我看來，民工荒，至少是沿海地區民工荒這個不爭的事實，首先是一個悖論，一個在中國特殊發展道路上出現的一個特殊的發展悖論。它當然是一個發展中面臨的問題，但這卻不是“人口紅利”是否還存在的問題，而是城市化滯后、農民工不能及時實現“市民化”所導致的問題。

一個基本的經濟關系是，在我們面對民工荒的同時，按照官方統計數據，我們還有將近45%的勞動力還是農業勞動力；如果按照另一種更科學的方法，即把留在農村但主要收入不靠農業的都算作非農勞動力的話，現在真正可以稱為農民的大概也還要占到全部勞動力的30－35%。更重要的是，這部分農民勞動力的收入，只有外出打工者即農民工（這部分也占總勞動力的35%左右）的一半，有的可能還不到。這也就是說，原則上說來，中國目前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不應該缺少勞動力的供給，因為無論人口增長率是否下降，人口紅利是否存在，勞動力轉移的過程還遠沒有結束，農民還應該有足夠的動力外出尋找新的收入更高的就業機會。按照每年轉移800萬的速度，要完成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也就是農民在總勞動力的比重下降到至少10%，還需要至少20年的時間（英國的農民只占2.3%，美國占1.7%，日本占4%，韓國占6%，但那么低的比重是在工業化基本完成后進一步演化的結果）。但是，現在，我們確實早早地出現了民工荒，而且是頗有些普遍性的民工荒，這是為什么？

導致這一現象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我們的城市化進程落后于工業化進程。201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接近48%，即使加上短期流動人口，也只是在50%以上。而另一方面，按前面所說的非農就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計算，我們的工業化率是65%左右，也就是說，中國現在的城市化率低于工業化率近15個百分點。這種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的情況在世界歷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其他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通常都是城市化率高于工業化率。

問題就出在這里。讓我們一步一步地做點分析。

首先，這兩個比率之差的不同情況意味著什么呢？在城市化快于工業化的情況下，意味著農業勞動力因種種原因（主要是因為農民失去了土地）涌進了城市，但是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住在貧民窟里。城市化率高于工業化率的那個差額，就是失去了土地進了城，但處在失業狀態下的勞動力加上他們的家庭撫養人口，這個人口總額，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一個典型的情況是在英國當初搞“圈地運動”的時候，出現過這種情況。另一個比較典型的情況是拉美一些國家，50年代開始，小農的土地逐步被兼并，大量農民淪為失地農民，涌入城市，后來由于金融危機、政治動蕩、經濟停滯，創造就業的進程被中斷，30－40%的失業率長年居高不下，貧民窟現象也就成為這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頑疾。

我們中國顯然避免了這種發展病，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城市赤貧和貧民窟。究其原因，首先得益我們獨特的土地制度，使我們基本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失地農民，因為農民不得出賣承包土地，不得將土地抵押出去換得貸款；出去找工作時可以“轉包”，沒了工作回來還可以收回轉包權繼續種地。也就是說，我們的農民在工業化進程中一直沒有失去一定的“就業保障”，即那塊承包地所能提供的保障。于是我們沒有出現大量失地農民涌入城市、在城市（的貧民窟里）住下而沒有工作的情況。這應該說是我們中國的幸運，是我們獨特的工業化進程的一個優點，它可以說更加人性化一些。

但是，我們獨特的工業化進程的另一面，卻是農民進城之后又返鄉。農民在農村還有一塊承包地，使得農民失業了還有地方去，還有飯吃，但是與此同時，就使得社會和政府對農民的就業和其他社會福利長期不承擔責任；歡迎大批青年農民工來城市打工，創造產值，又不用對他們的社會福利承擔責任；農民工在工作一些年后最終又返回農村，這樣一種情況對城市管理者來說似乎是一個“最方便”的制度安排。所以多年來，政府忽視“人的城市化”。城市化對政府和制度而言，似乎只是把城市建得更大更好，而長期不能認識到，把城市建大建好只叫做城市發展，而農民即原來不是城里人的人進城，即農民工及其家庭的城市化，才是城市化的本質與核心！我們國家長期以來實行的戶籍制度，客觀上當然更有利于長期將農民與城市割裂開來。即使最近30年來戶籍制度客觀上不再構成農民進城打工居住的障礙，但是只要在這個制度下城市合法地不為進城農民工提供公共服務，即使它不再是農民工“流動”的障礙，但它仍然構成農民工在城市里“永久住下來”的障礙，構成“農民工市民化”的障礙。

結果我們就看到了這樣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現象：農民工進城打工，家還是放在農村，老人孩子還都生活在農村；而多數農民工到一定年齡之后，無論是由于競爭力減弱，還是因為要生孩子，還是由于其他生活的原因，又都返回了農村。由此便導致了以下的一系列現象：我們城市的工廠里，打工的都是年輕人，很少見到“老農民工”，因此也就缺少熟練工；而在我們的農村里，現在已經幾乎見不到年青人，但生活著大量40歲以上的當初曾是農民工但已經返回農村的勞動者（以及一批“半大的孩子”，他們是未來的農民工）。

由此也就出現了我國工業化快于城市化所產生的特殊問題：農民工多了，工業化程度高了，但由于農民工的上一輩和下一輩還都生活在農村，他們自己歲數大了（不是很大，只是到了30-40歲）也都回到農村，就導致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業化率。而與此同時，我們也就有了“民工荒悖論”的出現：我們在大量勞動力仍是收入較低的農村勞動力的情況下就出現了城市勞動力供給的短缺，最根本的原因是有一大批本來已經進城的勞動力過早地退出了城市勞動力市場，返回了農村。因此，所謂“民工荒悖論”的根本問題，不是“人口紅利用完”，而是由于城市化進程滯后，導致我們“提早出現”了勞動力實際有效供給的短缺！

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其他國家的情況作為對比。在失地農民進城的情況下，他們沒有了工作也不會再返鄉了，他們會永久性地作為城市勞動力供給的一部分留在城里，盡管可能是留在貧民窟里。那種情況可能很不人性，但不會過早出現民工荒，因為他們永遠不會再退出勞動力供給了，城市里的老職工、熟練工也會多一些。這就是城市化快于工業化的好處。

我這里當然不是說我們也應該學習其他一些國家搞城市貧民窟，而是說，如果我們能夠有一套正確的政策組合，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再次強調，這才是城市化的本質所在?。┑倪M程，我們還是有可能緩解民工荒的問題。否則的話，我們的工業化進程會被拖得太久，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也會拖得太久無法從根本上加以逆轉，社會和諧難以實現。

至于什么是那“一套正確的政策組合”，需要另外的文章專門分析了，這里只提出一個要點：我們一定要跳出“城市公共服務供給與戶籍掛鉤”的思路，把新增財力集中用于更廣大的“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務供給，哪怕這種供給的標準比“戶籍貴族”們低一些，也會更有利于加快推進城市化的進程，并大大緩解過早出現的民工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