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為中國特色社會科學發展指明了方向。“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構建中國自主財政知識體系，是當今財政理論研究者的使命，要立足我國的國情、制度特點和歷史文化，從古今中外的思想資源和財政實踐中汲取靈感和經驗，積極主動探索，不斷創新理論和政策，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奠基，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世界的本質是不確定的。進入風險社會，是新時代的一個基本特征，這就要求財政基礎理論創新必須轉變思維范式和研究范式，打破傳統的確定性世界觀，代之以不確定性世界觀。在不確定性世界觀中，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風險，在不確定性中構建確定性。正如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這本書所寫的，在風險社會里，“過去”喪失了它決定“現在”的權力，取而代之的是“未來”。也就是說，某些不存在的、設計的、虛構的事物，成了當下經驗和行動的“原因”。我們今天的行為導向，應轉向未來的風險，以避免、緩解或預防明后天的問題與危機。重新認識風險、風險社會，意味著我們對世界、對財政，以及對財政學、財政學科、財政話語體系的認知框架都要發生重大轉變，而且，這種轉變將是顛覆性的。防范和化解公共風險，構建社會共同體生存、發展的確定性，是風險社會財政的基本職能。因此，應以公共風險為邏輯起點，以整體觀和行為主義為邏輯線索，實施財政基礎理論創新和財政學重構。中國財政學會先后主辦了“廊坊會議”“泰安會議”“長沙會議”“南昌會議”“上海會議”，致力于推動財政理論創新。今日，我們以“基于風險邏輯的中國財政學”為主題，研討新時代中國財政實踐與理論創新，以后可以稱之為“武漢會議”，既是響應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號召，也對推動新文科背景下財政理論、財政學發展和財政學科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直以來，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致力于以公共風險為邏輯起點，推動具有中國特色的財政理論創新和財政學理論體系重構。20世紀90年代，關于公共財政理論的探討如火如荼。此時，我們就已經意識到各界聚焦于政府、市場二元論以及基于工業社會基礎上的傳統財政經濟理論在解釋和指導我國財政實踐時存在內在邏輯缺陷，風險社會的到來，更是催喚新的理論和相應的制度安排。在進入21世紀之后，我們結合中國及世界各國財政改革發展的實踐，開始了風險財政理論的探索，關注如何通過財政制度創新、財政政策創新來注入確定性，對沖來自國內外的不確定性沖擊，防范化解公共風險，努力實現經濟穩定、金融穩定和社會穩定，為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支撐。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和中國財政學會先后成立了財政學理論體系、新時代中國財政實踐和財政基礎理論創新研究等課題組，以公共風險理論為基礎，構建中國自主財政知識體系。近幾年來，我們的研究團隊運用公共風險財政理論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大國財政》《中國改革開放的財政邏輯》《新中國70年發展的財政邏輯》《百年大黨的人民財政觀》《現代財政論綱》等。這些成果在學界和社會上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我們在之前五次會議中提出的關于風險財政學的觀點和主張，也引起了一些共鳴和討論，大家給我們提了很多創新觀點和寶貴建議，豐富了我們的后續研究。經過團隊數年來的研究和寫作，我們形成了《風險財政學》和《風險財政觀》(暫用名)兩本書稿，試圖回答財政領域的時代之問、人民之問和解財政方面的中國之惑、世界之惑。誠然，理論創新是非常艱難的，研究團隊付出了艱辛努力，也可以說是剛剛起步，未來創新之路還很漫長。

　　一、傳統財政經濟理論的局限性

　　推動財政理論創新，需要重新認識我們當下所處的社會。現實社會在金融化和數字化之下加速成為一個“虛擬社會”，尤其是數字革命，很多新的數字技術不斷涌現，把原來實體三維空間存在的東西呈現在超三維的虛擬世界中，在快速改變人類生存方式和生產、生活方式。過往，這些場景只會在科幻電影中出現，現在的人類生活，已經在虛擬世界和實體世界兩者疊加的狀態之中，經濟交易、社會生活已經突破了物理時空的限制。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時代已經過去，供求關系進入了沒有物理時空限制的虛擬世界當中，極大地拓展了“可交易性”;交易對象也越來越多地變為虛擬的抽象權利，新增的社會財富越來越以虛擬形態呈現。金融化疊加數字化，導致人類的生存與發展越來越呈現出虛擬化特征，這也是人類文明演化的新特征，是一種顛覆性的人類文明形態的重塑。

　　人類越來越依賴虛擬化生存，加快了風險社會的形成。為什么人類社會進入風險社會呢?過去沒有風險，難道現在才有風險?從過去到現在，風險總是伴隨著人類，過去的風險多處在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個維度，而當前的風險主要存在于人與人的關系這個維度。在這個維度，風險的內涵則更多地與人類制定的規則相關。風險的來源是什么?風險與規則、秩序相關。為什么要有規則，為什么要有秩序?在工具意義上就是防范化解風險，為人類生活注入確定性。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沒有秩序則使社會陷入混亂，那就變成一個混沌、混亂的風險世界。但是規則和秩序構建越來越滯后，這與人類社會發展，文明演化的加速度有關系。人類社會發展不是一個勻速運動，從一個時間跨度來講，農業社會是千年一變，到了工業社會百年一變，數字社會十年一變，ChatGPT 出來以后，下一步會帶來什么樣的顛覆性變化難以預料。這個速度是加速度，所以在研究數字經濟的時候我一再提出一個看法，在工業社會，落下的工業化有“補課”的機會，而進入數字社會，數字經濟的發展差距一旦落下很難追趕。這就是我們當下狀態的一個特征，這個加速度不斷顛覆傳統的規則和秩序。因此，我們的社會處于規則“破”的速度快于“立”的速度、實體邏輯在虛擬化過程中不斷被打破、監管跟不上創新以及政策既對沖風險、也可能制造新的風險狀態中，這就要求我們的理論能夠適應現實、解釋現實，而且要前瞻現實。

　　當前流行的財政學都是“經濟財政學”，其理論建立在經濟學基礎之上。而確定性思維對經濟學的影響是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盡管過去的經濟學家們都意識到了不確定性和公共風險的存在，但大都是基于微觀個體視角，等同于“偶然性”，這與經典物理學的“決定論”是聯系在一起的。直到今天，包括經濟學在內的主流哲學社會科學都仍是建立在基于確定性的“決定論”基礎之上，盡管自然科學的發展早已經突破了決定論。不難想見，構建在確定性思維基礎上的傳統經濟財政學，是半拉子的財政學，無法真正地和有效地認識財政的地位作用。透過表面的觀點，傳統經濟財政學隱含著諸多不確定性元素和公共風險理念，如傳統經濟財政學討論的政府與市場，實質都是化解公共風險的手段，或者說，是一種制度安排;傳統經濟財政學中的收入分配，其背后實際是風險分配，土地、勞動、資本等要素承擔的風險不同，其占有的收入份額就不同，實質是按風險分配，收入是風險的報酬;傳統經濟財政學關注的制度實質上是防范化解公共風險的歷史產物，否則，制度就沒有必要存在;現代行為經濟學和現代貨幣理論等已經觸摸到公共風險理論的邊緣。然而，在傳統的經濟財政學當中，確定性思維是基礎，內嵌到了經濟學邏輯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與現實世界不相符的理論與邏輯缺陷，對公共風險認知也非常局限，最終陷入理論與現實脫節的處境。

　　總結而言，傳統的經濟財政學在確定性世界中可以一定程度解釋現實問題，但在不確定性的世界當中，傳統的經濟財政理論就出現了失靈，沿用老一套的確定性思維和分析方法，觀察到的經濟現象、社會現象和財政現象就會失真，會忽視很多東西，尤其是對風險的觀察和認知。第一，基于確定性世界觀的風險理論是基于過去，認為未來風險是在過去的延長線上的偏差。這種暗含的假設流行于各種計量模型和預測之中。不言而喻，基于過去的風險理論會忽視未來的多種可能性，尤其是對未來十字路口的認知會產生盲區，量變與質變的關系其實是高度不確定的，突變的拐點總是無法預測的，一旦面臨這樣的風險，可能毫無察覺，不由自主陷入風險和危機之中。歷史上出現的各種危機都沒有預見到，不然，就不會產生危機。第二，基于確定性世界觀的風險理論認為風險是有規律可循的，只要掌握過去防范和化解風險的經驗、方法，并將之形成制度，只要嚴格按照制度做出行動，就可以解決風險問題。然而，現實世界不是機械的，而是不確定性的，完全遵循成文制度行事的制度主義在一個快變的社會中越來越不相適用，用成文制度來定義的規則，難以應對復雜的不確定性，何況成文制度本身總是帶有高度的模糊性。第三，基于確定性世界觀的風險理論下的風險思維并非徹底的風險思維，而是基于“偶然性”的風險思維，是現象層面的認知，沒有認識到世界的本質在于不確定性，確定性是現象，是構建的。一個人在水里沒有沉下去，那是他學會了游泳，構建了自己的確定性。只有基于不確定性世界觀的風險思維，才能更有效地解決風險問題。

　　推動財政理論創新需要我們從傳統財政學的固有框架中跳出來。傳統的經濟財政學實際上是經濟學的一個延伸，所以我們現在將財政學歸在經濟學底下的應用經濟學科中，這種分類本身對財政學做出了定位。實際上，財政學不僅僅是經濟學的延伸，這一點從預算收支就可以看出，其遠遠超出了經濟本身?，F在的財政理論，首先要從經濟學的視角跳出來，要超越它，不是否定它?，F在的理論創新，建立在工業化時代的思維范式之上，經濟學、財政理論都是如此。面對著風險社會，不確定性的時代，它的解釋力是越來越弱，現在實際上出現了很多新的現象，傳統理論無法去解釋。虛擬時代、虛擬社會的范式革命，已經悄然來臨。大家如果研究數字化，這種感覺就更加明顯。因此，這個時候需要“虛擬理性”，過去是實體理性，傳統的概念就是基于實體理性，科學就是通過實驗驗證，凡能通過實驗驗證的，稱之為科學，可證偽，不能證偽的東西就不能稱之為科學。那風險能通過實驗證偽嗎?如何證明風險?那只能是讓風險變成危機。若說通過努力，化解了風險，那怎么證明有風險呢?所以，從這一點來說，風險是不可證偽的。這跟基于實體理性的科學理念、科學方法、科學邏輯，實際上是不一樣的。對于風險，只能是運用虛擬理性，通過“思想實驗”來進行證偽。這個過程實際上也是識別風險的過程。

　　二、基于風險邏輯推動財政理論創新

　　在微觀領域，尤其在金融學里面，研究風險應該是比較早的，在保險研究領域，風險這個概念早就有了。風險概念，支撐了保險學和保險市場的發展。我國雖沒有風險概念，但是風險這種觀念很早就存在，“天有不測風云”“禍福相依”“風起于青萍之末”“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等等，就是講的風險。所以把英文的“risk”翻譯成中文“風險”十分貼切。風險這個概念其實就是一種虛擬思維的起步，過去在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實體占主導，但現在已經是進入一個虛擬社會的時代。馬克思曾提出虛擬經濟，數字社會來臨后，不僅是經濟，整個社會快速進入虛擬化，虛擬化程度越來越高，跟我們建立在實體理性之上的認知實際上愈發背離。因此，從實體理性去觀察越來越虛擬化的社會，其中很多問題越來越難以理解。

　　構建現代財政學，要以風險社會為背景，以公共風險作為邏輯起點，轉向和堅持“以人為本”，基于行為主義構建公共風險的治理機制，這樣才能構筑起不倒的財政學大廈。我們基于風險邏輯對財政學開展研究，探討其概念、內涵、外延、內在機理，進一步對照現實經濟運行、財政體制、財政政策，試圖找尋一些新解釋，提出一些新的觀點和改革措施，這是風險社會對理論研究、對財政學的新要求和新呼喚。

　　從公共風險的視角看，財政是一種社會機制，它動員、集中和使用社會資源，調節各種利益關系，化解社會共同體面臨的公共風險，構建社會共同體發展的確定性。公共風險視角的財政體現著思維的改變和對財政的另一種認知。一是整體觀。財政看問題要有全局視野，不只是財政的收收支支，不能局限于做一個“賬房先生”，否則就不能充分發揮其作為國家治理基礎的木桶“底板”作用。因為財政是經濟社會風險的最后一道防線，所以要跳出財政看財政，不能有自己一畝三分地的觀念。防范化解公共風險的過程中要有全局意識、宏觀視野和演化觀念。二是確定性是構建的，不是發現的。財政要改革，制度要創新，都要基于公共風險導向，有什么樣的公共風險，就要怎么去進行改革，以此對沖公共風險，構建新的確定性。規律是基于條件的，不知條件談規律，等于沒說。這就是說，各種規律帶來的確定性也都是構建的，自然規律也不例外，何況人類社會的運行與發展。具體到財政預算編制、績效評價、稅收制度、收費制度等內容都是分散的碎片，缺乏統一的理論將其系統梳理歸納，在實際工作中很容易出現偏差，而這些問題都應當以公共風險為導向去考慮，統一到社會共同體公共風險的防范化解當中去。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就應通過財政收支的功能化運用去對沖風險，給整個社會注入更大的確定性，這樣才能讓社會共同的公共風險最小化。三是以風險對沖風險。財政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對沖風險，實際上是以財政風險作為一種工具去對沖公共風險，比如對沖疫情的風險、外部的風險。所以風險社會中政策的制定、調整，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權衡風險。權衡風險的起點在財政風險與公共風險，若財政不可持續，在防范化解公共風險過程中就會產生“火上澆油”效應，導致公共風險蔓延擴散;若對財政風險的工具性功能認知不足，目標與手段顛倒，追求財政風險最小化，則會導致公共風險最大化。以財政風險為手段，以對沖公共風險為目標，這是不能顛倒的。赤字財政的實踐實際上就蘊含了這種思維，從而打破了局限于財政自身的“平衡財政觀”。赤字財政成為財政常態，反映出公共風險的演化在加速，而制度變遷跟不上。對風險進行排序，將首要風險擺在最重要的位置，最終在整個社會形成動態的“風險地圖”，并根據風險地圖去調整財政政策。四是風險是分類、分層的，又是可相互轉化的。從財政視角來觀察，最典型的是公共風險、財政風險與債務風險，這既是三類風險，也是三個不同層次的風險，也是性質不同的風險，其對應的風險主體是不同的。公共風險是以整個社會共同體為主體的風險，屬于整體性的風險，或說宏觀風險;財政風險是以政府為主體的風險，政府作為公共主體承擔公共責任，所以對公共風險負有兜底的責任;債務風險也是以政府為主體的風險，但此處政府作為民事主體出現，同樣受民法的約束，比如政府作為債務人這一特殊法人出現時，必須履行償債的責任和義務。但上述三類風險不是固化的，可相互轉化，其復雜性由此而生，其轉化的具體條件因時因地而異，很難有長期規律可循。因此，在財政政策制定過程中，需要辯證認識財政風險、債務風險和公共風險，需要辨證施治。

　　在研究風險財政學的過程中，我們也試圖總結出一些基本的原理：風險循環原理闡釋風險相互轉換、動態演化、循環往復的過程，揭示了財政主動介入風險循環的重要意義。一個風險在不同的時間空間場景下，它的形態是不斷變化的，比如經常說金融風險、財政風險、環境風險等等，這些風險是循環的。所謂財政風險金融化、金融風險財政化，就是風險在不斷地循環轉化。風險分配原理闡釋相關主體在不同風險處境中的風險契約關系。風險分配既可通過標準化契約實現，也可通過非標準化的口頭契約，現實生活中的這類契約只具有道義約束，不具有法律約束。財政是風險分配的中樞，是通過社會契約來實現的，大眾認可，并體現為法律意志。公共風險最小化原理闡釋如何在財政風險約束條件下實現公共風險最小化，實現共同體的可持續發展。風險緩沖原理闡釋當制度變遷滯后于風險變化時，如何通過相應的機制緩沖風險帶來的不利影響。風險緩沖機制是共同體的韌性所在，而財政是風險緩沖的核心機制。風險導向原理闡釋如何基于對未來風險的認識，提前采取措施防范化解風險以構建未來發展的確定性。風險權衡原理闡釋如何預判和權衡各種風險，以便做出更優決策。政府權衡風險要奔著公共風險而去，并以此為基準處理財政與貨幣等政策關系。以上原理離不開“風險人”假設。這實際上基于人的本能做出的假設，人是會不由自主地習慣讓別人、讓社會承擔、讓外部去承擔風險，即任何主體，包括個人、家庭、企業、地方政府、政府部門、國家等等，都存在利益內部化、風險外部化的本能傾向。過去的“經濟人”假設只是一個維度，而“風險人”假設是多個維度，有更廣泛的解釋力，生活在一個風險世界當中，遇到風險本能地規避、逃避是社會的普遍現象，也是人作為動物的一種本能。

　　可以看出，在風險邏輯之下，財政的基本職能超出了經濟職能，底層邏輯發生變化，對財政的認知也隨之發生變化，不再僅僅是收錢、花錢這樣的實體觀念，它的實質目標落在了防范化解風險之上。具體到如何防范風險、化解風險進而避免危機，看似是一個抽象的問題，但在現實生活中無時無刻不在。正如之前所述，風險是不可證偽的，我們很難應用傳統的科學思維或者方法加以討論和驗證，因此，對于我們固有的認識，需要進行轉換，需要有新的認知和理論。在不確定的時代，在風險社會中，有非常多的概念和事物需要重新定義，比如貨幣、銀行、財政、財政收入、財政支出等等。財政收入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就財政收入而言，從資產負債表去理解，有凈值增加才能定義為收入;從我國的土地收入看僅僅是資產形態發生轉變。從風險邏輯去理解我們的財政工作，能夠得出新的認識和思路。例如，編制預算這項工作，預算針對未來，未來是風險，因此，預算要跟著風險走。財政體制是劃分事權、收入和支出責任的，劃分的背后實際上是風險的分配。制定財政政策背后的邏輯，實際上是在對風險進行權衡，由于風險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所以財政政策的制定、調整和變化都是在權衡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

　　三、建構中國自主財政知識體系的關鍵

　　堅持“兩個結合”，守正創新。要求我們不再沿著過去老路，及時主動地行動起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大量引進西方的成果，通過學習、消化、吸收、應用這些研究成果，創新的含量相對較少。2023年是改革開放45周年，接近半個世紀，確實值得總結。財政學的發展一定要基于中國的實際、中國的文化，也就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我們并不排斥國外的理論和實踐經驗，而是要更多地立足中國實踐，將中國文化思想資源吸收到今天的理論創新之中，做到守正創新。

　　加大對哲學基礎問題的關注。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當前我們所形成的哲學思維是在工業化時期建成的。工業化時期所建立的傳統的哲學理論，是建立在科學思維基礎之上的，尤其是自然科學。目前，自然科學走在前，哲學顯得落后，很難為我們社會科學的創新提供支撐。在研究風險財政學的過程中，我們也嘗試探討了風險的哲學基礎，風險到底是什么?過去，哲學強調主觀與客觀?，F在，哲學基本上是二元對立思維，給我們提供的概念基本是二元對立的，比如說唯心與唯物、主觀與客觀、必然與偶然等，這種觀念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認知。但是從現實看，這種二元對立觀點被量子力學顛覆。在量子力學看來，世界的本質是不確定性的，便不存在主觀與客觀，猶如“薛定諤的貓”，確定的結果需要觀察者參與才能呈現。“雙縫實驗”已經證明，觀察者在與不在，事物的狀態是不同的，似乎事物能感知到觀察者。按照傳統的認知，確定性就是在尋找、掌握、應用客觀規律過程中構建的，而這又與世界本質是不確定性是不吻合的?？傊?，建立在既往哲學基礎上的認知會束縛我們對事物的思考，需要我們加大對哲學基礎問題的關注，以此推動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