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我們經濟思維相對來說比較發達，一直推進市場化改革。市場化改革目的是什么?

　　通俗地講，就是怎么掙錢，讓人民生活好起來、國家強起來，相對于計劃經濟，承認物質利益的激勵作用，這已經是個很大的進步了。

　　處理好國家與市場的關系，有利于放開搞活，充分利用我們國家的勞動力資源，再借助于市場優勝劣汰機制，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引進技術，發揮了我們勞動力充足的優勢，讓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而“國家與社會”的改革，就慢于經濟方面，城鄉關系當然是“國家與社會”關系中最核心的一部分，關涉大多數人的身份、權利，還有很多其他的內容，比如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等劃分，都是在這一框架里頭。

　　有些人擔心農民大量舉家遷徙進城后，一旦出現大的經濟波動，社會穩定怎么辦，因而就有了所謂“農村是勞動力的蓄水池”的說法，農村可以吸納大量的失業人群。這就是說，要做一種準備：讓三五個人去種一個人可以種的地，這樣每個人就只是吃個半飽。歷史的記憶總是擔心農民沒有土地，進城之后不利于社會穩定。

　　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改革，首先就是要取消這種社會身份劃分，賦予市民、農民等不同職業身份人群以平等的社會權利，這個是屬于社會改革范疇內的。

　　這也是為什么后來我們提“新型城鎮化”，更明確地提出了“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也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不能光讓土地城鎮化，光從經濟的角度把農民的地征過來了，造房子、賣房子，城市里頭一片繁榮，農民僅僅是個打工者，也要讓人實現真正的城市化，實際就是農民的市民化。

　　這個困難是很多的，涉及很多體制機制改革的問題，比如農村“三塊地改革”，以及農民進城后作為新市民，能否享受到和老市民一樣的公共服務。

　　從我們的調研來看，一些三、四線城市放開戶籍后，在公共服務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還是優先老市民的，看上去新市民有“排隊資格”，但不一定排得上。

　　以現在地方財政的狀況，新市民排到的機會可能會越來越小。

　　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就更難周全了，這就涉及一個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我們過去是一個靜態的社會，人不流動，可以按照地理思維去考慮問題、設計政策，但現在我們有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是一個動態的社會，地理概念的局限性越來越大。

　　在這個社會中，比如說我們的校舍、醫院，它應當根據常住人口來考慮，而不是戶籍人口，也包括我們講的“編制”，比如，一個地方警察有多少，是不是應當與當地的常住人口有關，但目前這些編制的配置是按戶籍人口來的，這就是很多地方有大量協警的一個原因。

　　這種按照戶籍人口以編制管理的體制，實際上是從計劃體制一直延續到現在，它適應一個靜態社會，在目前很容易出現失靈。

　　有時候我們去調研，會被問到一個問題：“你看我們是勞動力輸出大省，這些勞動力從小受教育等公共服務，我們都付出了大量的成本，但是我們啥也沒有，也沒稅收也沒GDP，勞動力流入大省是不是應該給我們分一杯羹?”類似這樣的區域利益協調問題不可能由地方之間一一去協調，成本比較低的辦法無疑是由中央來負責。

　　當這種涉及全國人口流動的事權時，就需要進一步協調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中央和地方的事權支出責任劃分，適當上移是大趨勢。

　　我們現在的這種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基本框架，還是過去的體制遺留下來的，它已經不完全適應于現在的動態社會。

　　從發達國家的經歷來看，由中央政府承擔的社會責任是越來越大。比如說社會保障，大多數國家是由中央政府來承擔。

　　發達國家中央政府本級收入占60%以上，本級支出至少50%，而我們國家中央本級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40%多，分稅制改革之后曾經達到50%多，后來逐年下降;支出方面下降得更快了，只有14%左右，如果把兩本預算(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加在一起，中央本級財政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不足10%。

　　發達國家的財政比重也是逐步提高的，因為發展程度越高，跨區域的問題就越多，宏觀的問題就越多，事權、支出責任不得不上移。這種變化趨勢與制度無關，與發展程度相關。

　　目前地方不僅是經濟發展的責任主體，也是社會發展的責任主體，還有生態文明建設等各種責任，都壓給了地方，但地方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協調能力、解決跨區域問題的能力。層級越低，這樣的能力就越低。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提高，事權、支出責任也都需要上移;否則，治理成本將會指數化上升。

　　眼前已經到了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需要改革的節點。而且是迫切需要調整，不調整只會導致地方“小馬拉大車”，效率越來越低，可能內生出一種風險：“治理失靈”，這種風險像“溫水煮青蛙”，其過程是難以直觀感受到的。

　　各部門把責任層層下移，但權力都是在上頭，這也就形成了一個權責的嚴重不對稱。權小的責任大，權大的責任小。從一個基本的原理來看，權大的責任小，做決策風險小、成本低，就有可能導致官僚主義;而權小的責任大，只能被迫應付，就會導致各種形式主義。

　　目前“權大責任小，權小責任大”在一些地方、一些領域比較常見。在財政上體現出來就是“上面點菜，下面買單”，如果點菜和買單不是一個人，點菜的就會使勁點，因為他不知道要花多少錢。

　　每個部門發一個文件，實際上都含著“點菜”的意圖，但各個部門橫向間是“背靠背”的，“點菜”的時候總是會優先考慮部門的需要，“優先”太多，本來一人一個菜夠吃了，但信息不對稱，往往多點菜，地方財政盤子只有那么大，自然也就買不起單了。此外，在統籌協調不力的條件下，也容易在單一目標下“層層加碼”。

　　實際上這些都屬于治理的問題。市場經濟的變化帶來了社會的變化，治理也要跟上。特別是一些舊的問題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又產生了，比如少子化、老齡化等，這些對經濟增長當然會帶來影響。

　　現在最大的擔憂就是我們是不是走向了拐點，經濟增速會不會不斷探底。一方面，我們要堅定信心，但另一方面，要有風險意識，要評估今后的變化趨勢，以及對于我們實現2035年目標，即人均收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影響，包括可能引發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趨勢的預期與判斷，這都會連帶影響外資外企、國際貿易和投資。

　　因此，目前推動經濟復蘇盡快回歸正常增長狀態，這是至關重要的。這里面，改革還是非常重要的，基于目前的狀況，我們可能還是需要一次頗具深度和規模的改革，釋放新一輪改革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