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彭主任說到改革需要問題導入法，我同意這個意見。我說兩個需要關注的問題：
      一是城鎮化的方向和模式問題。
      目前在我國城鎮化理想模式和現實發展存在巨大的差異性。城鎮化理想模式是以一個或者幾個中心城市為中心，帶動周圍城鎮的網絡式、立體式的發展模式。但實際上現在很多地方的城鎮化還是一種攤大餅的造城運動。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隨著各級新一屆政府的建立，各地都要搞自己的業績，很快將會有一波大的投資沖動產生。這些投資很可能大量地投入到城鎮化上。如果城鎮化的發展模式和方向都不清楚，發展起來會出現很多問題。
      城鎮化理想模式和實際操作存在差異性的根源在于兩個關鍵的制度性問題。我們雖然確定了很多區域發展試點，長三角、珠三角，小范圍還有很多城市群、都市圈，到現在為止這些大多數停留在口頭上，為什么？
      第一是GDP考核制度?，F在提拔一個干部的主要指標就是他所轄地方經濟發展情況、GDP指標。在GDP指標考核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官員肯定會把主要精力放在自身區域的發展上，重點不是周邊城市的共同發展。對區域性公共事務往往采取“不作為” 的態度。誰也不愿意為了實現全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主動關閉本地區的污染企業，采取整治環境污染、保護資源的行動，而影響自己的GDP。
      第二是層級行政管理體制問題?，F行行政管理體制是垂直管理的。一個中心城市周圍的城市并不一定屬于這個城市所管的范圍，區域的統一的空間網絡式發展沒有橫向的協調機構，沒有很好的總體發展規劃。比如北京周圍都是河北省和天津市的管理范圍，北京考慮北京市的發展，河北省考慮河北省的發展。涿州是北京的南大門，但是北京和涿州沒有什么互動。北京地鐵到2020年只修到房山的琉璃河，離涿州還有14公里，而且這14公里沒有直通的公交，連最簡單的交通一體化都達不到，很難說實現“衛星城市”的發展模式。而在國外，城市圈發展都有很好的協調、規劃和管理機構，包括協調機構和執行機構。目前垂直式的層級管理體制一定要改變，要更適合區域協調發展，一定要建立區域發展的新體制。我們在給沈陽經濟區8個城市做城市發展規劃的時候，提出了一個綜合發展方案，省里也成立了協調辦公室，設在發改委下。但是沒有實際權威和執行力。城鎮化一定要有全區域的、跨地區行政的、常設的、有權威的機構來管，才能朝著一體化的城市群發展。
      第二個問題是社會問題。
      健康穩健的社會階層結構應該是“橄欖型”，富人和窮人少，中等收入階層大；而中國現在是“金字塔型”，低收入者很龐大，中等收入者不多。一個國家中等收入階層是社會穩定的中堅，這個階層的擴大，有利于縮小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緩和社會緊張關系，平和社會心態，理順群眾情緒，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這個階層還是穩定消費群體和民間投資主體，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中堅。這個階層更是政治進步、技術創新、文化的創新的中堅。所以中等階層的壯大是個重大的問題。在黨的十六大報告和以后的一些文件中，都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這樣的政策策略。但是長期以來相關部門有沒有很好研究過如何發展中等收入階層，有沒有把中央的策略落實為具體的政策措施？我認為做得很不夠。比如收入分配改革，講的是怎么殺富濟貧，限制國有企業的高管工資，提高最低收入線，提倡社會服務均等，這些都沒錯。但是另一方面，是否考慮過在收入分配的政策導向上，如何促使中等收入階層逐漸擴大，使越來越多低收入階層里的人逐漸融入到中等收入階層，同時使中等收入階層能夠穩定自己的收入，而且有使自己積累的資本有增值的可能。
      當然這里又涉及到一個理論問題。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黨，工人階級是它的基礎力量。其實這與發展中等收入階層并不矛盾。首先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中等收入階層中不乏工人階級，技術工人、高級藍領都已進入到中等收入階層。同時我們也承認，中等收入階層中的主要部分，政府和社會管理者、企業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發展中間階層會促進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符合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有很好的認同。社會學者經常呼吁壯大中等收入階層，我們這一屆政府應該很好的研究這個問題，制定相關的政策，使得我國在向前發展過程中能優化社會階層結構，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這兩個問題的研究和解決是不是可以引導我們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解決我們在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和結構調整方面的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