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討論選擇改革的突破口，其實各項改革都面臨糾結。我們能不能換一個角度，研究一下開放，以開放促改革。
      第一，我們要看到過去30年，特別是入世以后的10年，是開放推動的改革。
      去年10月底在召開十八大前，我應邀在上海市領導學習會上做專題輔導報告，講述“全球公司”理論及其對于中國經濟、政治的影響。主要講冷戰結束之后出現了全球市場，全球市場導致跨國公司變成了全球公司，而且跨國公司所從事的產業從一個國家自成體系走向了世界體系，變成了全球產業。全球公司、全球產業對于各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帶來了深刻影響。在全球化時代，唯有吸納整合全球資源才能夠持續發展。因此，在這個和平發展的新時代我們應該堅持開放。
      任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這次學習會的總結中說：30年歷史證明了開放是改革的前提，在開放過程中不斷檢驗我們現有的制度和法律法規的合理性，破除影響開放的因素，才能促進我們整體社會的改革一步一步的深入。我認為這個看法十分深刻。
      最近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聽張高麗副總理講話，感到很受啟發。他說：中國30多年來積累的一條重要經驗，是以改革的精神推動開放，以開放促進改革，促進發展。在中國和世界聯系日趨緊密，相互影響不斷加深的今天，中國的改革發展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堅持和擴大對外開放。
      俞正聲、張高麗的講話給我很大啟示。我們這些年一直享受著開放帶來的紅利。改革當然是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如果沒有開放，我們連改什么都不清楚。有外部壓力推動改革確實能起到積極作用。
      回顧2001年入世可以為我們今天尋找開放突破口提供借鑒。為了入世，全黨、全國動員，解放思想、找差距、找缺口，沒有一個國家為入世像中國這樣努力。我們在中央層面一共修改了2300個法律法規，地方層面修訂了19000多個地方法規。在入世時我們承諾除了糧食、成品油、郵政等實行政府定價和指導價的商品，不對其他貨物或服務實行價格控制，“允許每一部門交易的貨物和服務的價格由市場力量決定”。過去這些年我們引進市場機制、深化改革，很多東西都是在入世的外部壓力下開展的。那時候中國人的心態非常好，承認我們落后，所以要學習國外的東西、要引進、要接軌。全國取得了這么大的進步，所以說我們這10年的成績很大程度是入世造成的。
      2006年入世5周年前后，我們的承諾基本實現。入世承諾兌現以后，大家認為開放的差不多了，中國已經在160多個服務類中開放了100多項，和發達國家的水平相當。由此沒有了繼續開放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明確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出現反對開放的聲音，而且越來越大。包括抵制外資并購，從2006年的抵制徐工并購，提出“自主創新”到后來滑向了“自己創新”，出臺排斥外資企業的政策，這都是在2006年以后出現的。
      十八大提出要有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剛才提到的俞正聲同志強調要開放改革，張高麗副總理也這樣說，但到底要開放開什么呢？
      近年來，每一次中美戰略對話美國人都提出很多問題，去年提出了競爭中立，又提出了中國金融體系要改，中國國有企業要改，每次對話他們都提出一大堆東西。有人認為這是美國要遏制中國的發展，因此要加以抵制。這和當年入世的時候心態不太一樣，當年我們也面對國外的批評，但是我們尋找我們的問題與不足，努力學習借鑒國際的經驗。國外確有人要遏制中國而批評我們，但是不能因此看不到我們確實存在的問題。比如說政府干預經濟，他們認為不該干預的東西我們都干預了；他們認為中國搞自主創新的規定排斥了外資企業。其實中央國務院從2010年開始對我們的一些不當做法做了修正。例如停止執行財政部關于政府采購優先采購自主創新產品的三個法規；科技部的自主創新定義排斥外資，在2010年也做了修訂。這說明外面的批評意見對我們內部改革還是有作用的。
      近期改革不力原因之一在于沒有借好外力，應該學習入世經驗，再釋放開放紅利。從我研究跨國公司、研究全球產業的角度看，我們這些年改革推不動的重要因素除了內部利益集團外，還有外部的力沒有借好。入世的時候為什么有那么好的效果，現在是全球化時代，誰能夠整合吸納全球的資源，這個國家的經濟、這個產業、這個企業就發展的快，就可持續。現在我們面臨那么多的困難，能不能重新思考入世的經驗。開放的紅利還遠遠沒有結束，但需要換個角度來看待。
      第二個問題就是怎么開放。
      首先要正確判斷開放的現狀，開放仍然不夠。我們開放夠不夠，是不是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開放已經夠了，我們的開放水平已經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比如制造業開放確實很不錯，但服務業開放實際很不夠。開放的目的是什么？是讓我們的政府、企業、產業按照市場規律運作。從這個角度來看開放實際上也還不夠。開放有助于拓展對國內問題的視角。國內關于國有企業的問題褒貶不一，差異的原因、依據標準是什么？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政府該管的要管好，不該管的應該堅決放開；可是誰來決定、誰來判斷哪些該管、哪些不該管？如果還是政府決定，哪個該管、哪個該放，那改革就是空談。國際上有一些共同標準，美國人就不斷地敲打我們，比如說政府補貼企業是不妥的。有學者提出，這幾年的產業政策，政府大規模補貼所謂的好的企業，實際上起了負作用，我完全贊成。過去幾年我們補助太陽能企業，補助新能源汽車。按照跨國公司的調查，我國剛剛開始補貼新能源汽車時，該行業水平和國際水平差距不大，三四年后距離反而拉開了，原因是政府一干預、一補貼，導致了很多企業秀自主，但不創新了；補貼起了反作用。3G領域也是如此。移動領域專家認為政府大規模干預3G的發展是錯誤的，扔了很多錢，我們自己的3G實際落后于人。中國移動開發4G是按照市場化做的，按照經濟規律在開放中合作創新，現在處于領先地位。這里有一個理論上的誤區，有的領導人把中央原來定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變成了“在調控中政府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要相機抉擇”，這個相機抉擇又是由政府抉擇的，就沒有辦法按照市場規律走了。鑒此，現在開放的程度不是那么樂觀，空間還很大，我們還需要再上一層樓。
      其次要確立一個新的全局性開放目標。加入WTO的目標是全局性的，全國上下，連黨都要介入的，從宏觀經濟、產業政策直到微觀企業都涉及到?，F在我們缺乏一個帶有全局性的、加以努力就夠達到的目標。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有學者講了下一步怎么開放，但實質內容較為平淡。 “引進來”和“走出去”結合，出口和進口結合，東部開放和邊疆開放平衡等。措施方面是繼續推動多哈談判，推動雙邊談判或者區域談判。這些開放的策略和促進舉措缺乏系統性和全局性?？纯粗苓叴髧谧鍪裁?，美國在做兩件事：一是和歐洲談自由貿易協定；二是推跨太平洋的戰略經濟合作伙伴協定（TPP）。最近日本表態，日本也和歐盟談自由貿易協定，也要參與跨太平洋的戰略經濟合作?，F在我們和東盟、中日韓談自由貿易協定。但如果日本和歐美談成自由貿易協定，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影響就不大了。有人認為TPP是美國人遏制中國的招兒，實際上不要用這種意識形態的、政治的觀點看經濟問題，美國有這種人，但是WTO當年也面臨同樣的困境。如果用開放的心態參與，TPP的要求確實比WTO高，金融管理、政府管理企業、競爭中立等都有相應規定。如果我們談TPP,就會有一個帶動全局的、跳一跳能夠得到的目標，而且由中央直接推動，不僅僅是商務部推動的，這對于我們下一步的改革影響巨大。
      最后要有一個新的開放機制。這不是由一個部門來做的，要像當年加入WTO那樣，有一個全局性的安排。如果我們在“入世”十多年后，再確立一個新的開放目標，建立一個系統安排，然后以此來發現我們體制、機制中存在的問題，促進改革，就有可能達到入世之后的改革效果。當然這可能比較樂觀?，F在提那么多內部改革的領域，關鍵點就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處理好。雖然現在說要放權，但是誰來決定放權，沒有一個參照物，沒有一個外部推動力，由政府自己說了算，永遠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