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場經濟和產業革命應該成為中國改革突破口設計的兩個不分離的本位和坐標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推動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了35年，應該說市場經濟成為了中國改革的第一發展本位，然而這種以傳統城市化、工業化、信用化等為主的發展模式具有天然的跛腳性質，蘊涵多種危機，難以推動中國經濟體系可持續地達到世界頂端，仍然屬于發展經濟模式，中國今后的改革突破口需要創新構建，中國改革的本位也需要有效提升。
      我認為：下一階段，對中國強勁增長的信心應該來自新產業革命，這是當代世界各國普遍尊重的創新模式，唯有市場經濟和產業革命有機結合，才能推動中國成為世界新型發展的主導力量，所以，產業革命與管理組織創新應該成為中國發展的第二本位，改革的突破口需要在市場經濟和產業革命的雙重本位的基礎上設計和開創，圍繞著新產業革命這個歷史大題，放開權力和開放發展，中國經濟才可能擁有再次高速增長的源泉。抑或說只有產業革命成為市場經濟的根本內涵，產業與管理組織創新成為中國社會普遍實踐的生活，重大組織與技術創新能夠日常定義我們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發展能力的性質，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大幕才能有效展開。目前來看，產業革命還沒有成為與市場經濟同等重要的發展本位和改革追求，任何跛腳的改革都要付出代價。
      在這個基礎上，選擇當代中國改革的戰略突破口，有三種可能的角度：
      一是從危機發展的角度去選擇，或者說這個模式屬于“缺口改革”，它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續性，改革的后果至少有修復、匡正、躍遷的結果，改革的成本最低。從目前來看，這些危機選擇包括能源與環境、貨幣、收入分配、新城鎮化建設和農村土地流轉以及新型農業發展等等；
      二是從經濟運行的中樞機制角度去選擇，這個模式屬于“經濟大腦的改革”，具有理想性和震蕩性，心急可能吃不了熱豆腐，理論上說這種改革的下半場一般也都不盡人意。這些改革至少包括國內增長與世界經濟、政府和市場關系、中央與地方關系、地方政府內部省市與縣鄉經濟的分層管理、貨幣與國家增長管理(包括匯率與利率以及選擇什么通貨）、城市與農村、生產要素與市場交換、社會治理創新與政治權利和經濟權益保護、科技與社會、經濟集權與分權管理等十個方面；
      三是從社會共識角度去選擇，這個模式屬于“協作型改革”，具有福利性和妥協性，改革的結果一般都會大打折扣，這些改革包括醫療、教育、養老保險等方面。
      因此，改革的突破口宜從危機發展角度擇選，例如：從打通我們生產和生活的能源與環境領域展開，這樣社會互動性高、共識性強、涵蓋面大，它們可以成為改革的一維空間；在這個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搭載、融合經濟運行中樞機制的高端改革，有效融合價稅財、政府和市場關系轉型、社會共識等多維支持機制，形成全社會分工、跨利益交流的整體改革局面，構建改革的二維空間。這樣改革的突破口就不會僅僅局限于城鎮化、工業化、農村現代化等傳統生產和生活方式，而應該大膽轉變為以推進新產業革命為目的的四個新化,即：新城市化、新工業化、新生態化、新消費化，在這個基礎上中央集體可以考慮全球發展整合和中國文明變遷等戰略轉型，構建改革的三維空間，這樣改革突破口三維空間的構建就可以實現政府與市場、高碳與低碳、集權與放權、人治與法治的歷史切換，在這里可以再次發現21世紀中國領先世界并有所作為的巨大平臺。
      二、作為新戰略發展的突破口：能源與環境改革刻不容緩 
      十八大報告指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戰略目標。這個目標確定以后，國際著名的戰略研究機構都在推測其具體的發展指標，我們也在研究2020年中國經濟需要什么規模。就GDP發展而言，2020年中國的GDP大約將達到近100萬億人民幣，如果不出意外，應該成為全球第一了。但是，如果改變美元本位、修改國際重大貿易等全球體系管理模式將出現除外情況；就貨幣投放量而言，即使保持在一個比較低的增速水平，如果以2010年貨幣投放量為基準，2020年中國Ｍ２大體投放量也應該是180萬億人民幣的規模，除外情況也可能發生。就能源消費總量而言，能源主管部門認可的大約是55億噸標準煤左右。綜合各種情況，我們判斷，2020年的中國能源消費大約會維持60億噸標準煤。此外，還有兩個驚人的數字，現在各個機構都還沒有做出來，一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按60億噸標準煤來計算，到2020年大約要排放100億噸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硫排放量最低將達到2100萬噸左右。如果按照二氧化硫2000萬噸，二氧化碳100億噸來推論，霧霾地區就不是135萬平方公里，大約把東部地區的400萬平方公里全部給覆蓋了，連廣東都逃不了。污染和霧霾可以像有機物一樣不斷生長和擴大，屆時連日本、韓國都會被中國的霧霾籠罩，如果中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達到100億噸規模，飄洋過海到美國、加拿大等地都是有可能的，因為酸雨和很多氣候變化是全球性的。
      目前，就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而言，國內還沒有行政主管部門公布具體情況，中國的“十二五”計劃中沒有提到這個排污量以及可控規模。如果以倒計時來說，我們估計，至2018年，即本屆政府與下一屆政府換屆之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約將達到90億噸規模，如果能源與環境的改革不早啟動，未來3年我們生態環境的災害會發展到非常極端的水平。
      為此，對于大能源體系的改革的歷史時機我們可以有三個選擇，建成小康社會之前先期實施；邊建設邊改革的伴隨型實施；建成之后的總結清算型實施。比較而言，先期實施改革是最理想的道路，付出代價最小。
建議改革突破口就應該從能源選擇，能源中最好能夠從電力體制改革入手，當前的電力格局是：發電側實現了競爭，輸配仍是壟斷。從目前來看，國家電網公司聚合了我們整個電力體系的調度管理、電力輸送、市場交易、技術準入的主導權，壟斷著電力規劃投資、價格成本的基本信息，形成了類似人民公社的“電力公社”業態。它的超級體系的根源不是市場的力量，而是體制的力量，從不同的參考系我們可以確定它的不同價值。它既是經濟組織，也履行著政府職能，還左右著電力市場交易；它既擁有企業私權，也行使著社會公權，還左右著電力創新的秩序。一方面，消費者成為其下游產業的內部社員，消費者無法與生產者實現正常的市場互動，政企貿科四維合一的電網與用戶之間屬于等級化、不平等的市場關系；另一方面，生產者也成為其上游捆綁的加工廠，生產者不能對消費者的合理需求直接有效互動。
      改革最好的辦法就是使我們上游的生產者和下游的消費者直接實現互動，準確來說我們是給了發電側一個競爭，也需要實現需方生產力解放。中國200萬用電大戶占用電總量的75%，現在沒有電力經營權；另外我們有3000萬有一定規模的微網用戶也需要放權，目前它們都被置于一個等級制的傳統體系之中，電力公社的體制運作主要是以煤電為主，依賴這樣一個體制來實現節能減排就必須有效改革，實現智能化、分布式網絡體系建設。為此，電力產業的中樞地位也應該從電網為王轉變為電力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互動，實現13億電力消費者與電力生產者兩端對稱的直接互動，推動占全國70%電力消費的200萬大用戶進入電力市場直接交易；積極經略多能互補、多聯產的電力生產市場；加快實現電網公司從單邊壟斷經營轉變為居間提供服務；實現從不平等的電力社會模式轉向柔性生態化的電力社會模式，發展能源互聯網，參與全球新產業革命的高端分工。為200萬的國內電力大用戶發放有關電力市場交易牌照；為3億電力用戶提供智能用電政策支持，扶持其中3000萬以上的用戶開展廣泛的創新活動。顯然，我們認為大力發展智能化、分布式、多網融合的能源網絡是保障新一輪城鎮化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新一輪城鎮化建設實際上為新一輪中國產業創新揭開序幕，電網本身也是發展新技術、新服務的公共平臺，分布式智能能源網絡將為新技術、新產品的應用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和激活競爭機制，電力體制改革變革也將帶動內需經濟轉型和新產業革命，一舉多得、事半功倍；發展13億電力消費者與電力生產者兩端對稱的直接互動的智能網絡體系是組織中國電力生產力最為有效的組織模式，也是提升電力產業效率根本所在；電力體制改革將增強中央政府的戰略政策的主導力量，電力調度、規劃職能需要與國家電網分立，并置于政府監管之下；應該有效放開地方政府的電力經營權；實現電力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互動。
      就電力體制改革的格局而言，也有三個：一是按照自然緯度的特點組建若干跨產業、跨平臺、股份制、大眾參與的電力、燃氣、熱力等新型能源網絡，實現我國能源網管理的高效進化，這是比較理想的高端模式；二是保留一個經過業務轉型并集中從事輸電業務為主的國家電網，其它業務實現競爭性分工運轉；三是重組為多個區域性電網企業，分區運營電網業務，并因地制宜地與其它能源網融合發展，形成新的能源發展集團。無論電力體制改革以何種方式展開，明天的電力產業機遇比今天更大；電力從業人員的發展空間比今天還大；電力產業的利益比今天更大。為此，我們主張應以制造更大的增長體系和文明能力兼并和重組目前的中國電力體系為新一輪電力改革的戰略坐標點。
      我們認為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的總體發展目標如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導模式取代電力壟斷經濟體系；以生態文明的管理方式取代高碳、高排放的粗放生產方式；實現從不平等的電力公社模式轉向柔性生態化的電力社會模式。實現自上世紀80年代我國農村體制改革以來的第二次生產力的大解放，為電力工業向生態文明的轉變提供助推動力。沒有電力現代化就沒有工業化、城鎮化、村鎮現代化。在新一輪城鎮化建設展開之前，應該優先推進電力現代化，實現新的電力體制改革。而滯后改革，可能會形成畸形的城鎮化建設局面。
     因此，電力體制改革遠遠不是拆分改革，放開電價就可以了，我們需要通過電力體制改革置換出繁榮的電力市場經濟體系、國際領先的高級產業能力和全社會廣泛參與的先進的能源生產和消費效率，這應該是中國實現電力體制改革的戰略目的。
     目前，中國每年需要維持8000億人民幣以上規模的投資，用于新建電力項目和維持電力能源公共政策的平衡，這個電力發展的機會如果以國際通行的創新方式實現，將轉變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如果以國際非主流的傳統產業支撐則將抱殘守缺傳統的利益格局，增加我國經濟日后轉型的歷史負擔。目前，加快電力體制改革的呼聲正在成社會的主旋律，推進電力體制改革也正在成為透視中國市場經濟的能力標志，應該加快展開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
與此同時，根據我國城市化發展布局，大約需要再營建60萬公里的城市燃氣網絡，這些網絡既是熱力的核心來源，也將是重要的分布式電源體系。作為堪與電網并行的第二能源網絡，需要實現與現有電力網絡的跨網互動，對此，新型電力體系需要建立打通城市燃氣網的可行線路，著眼于多元化的能源結構以及更為分散化的能源布局，解決現有的電網體制難以因地制宜解決可再生能源并網問題的需求。
      我們應該建設適合中國600億平方米建筑的智能建筑能源網絡；加快建設適合包括電動車在內的智能交通網絡；力爭建立適合中國30億工業裝備及構件的智能化的工業用能網絡；力爭建立多種能源互動的智能能源網、能源互聯網，達到我國能源利用的最高端結構。
      智能電網是未來能源格局的重大發展趨勢。德國和美國看準了傳統電網的弱點，德國提出在2020年實現可再生能源占能源總量約35%，希望創造出更為先進能源網絡，一旦再生能源占到35％，德國電力網絡將轉變為智能網絡。美國也在搞智能電網革命，正在建造先進的能源網絡，美國的能源網絡發展的模式已經逐漸清晰，即：第一步是混合能源體系，第二步是主推氣體能源，第三步是有效轉向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氣體能源就是指非常規天然氣，包括但不限于頁巖氣，堅定的走清潔能源的路子已經成為美國不可逆轉的潮流了。如果我們在能源特別是電力體制進行重要的改革突破，既可以實現我們政府跟市場關系的調整，又能解決整個現代化的能源需求。
      能源體制改革的戰略突破力量就是應該全力支持東中部的大中城市放開手腳實施新能源產業變革與體制創新，沒有這些城市的作為，就難以取得中國能源革命的突破。如果有了這些城市的電力能源變革，全球新產業革命的舞臺將在中國誕生，基于此，中國的價稅財改革、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創新構建可以圍繞電力能源體制改革這個主題廣泛展開，在這個過程中，整個能源體制也可以不斷在試錯中進步。
      三、關于中國改革突破口的前景展望
      目前正在發生兩個變化：一是美國最近實際上是想放棄金融定價。為了實現奧巴馬總統的出口增長計劃，美國正推動油氣出口，這樣恰恰可以解決美國貿易赤字的3%的缺口，為此，美國正在制定新的能源獨立和出口的戰略。或者說，隨著美國能源實現出口，美國就可能放棄其金融定價權。二是我們現在的金融定價機制實際上只適用于跨國公司的能源價格管理，并不適用于國家的能源價格管理。?？松梨诠鹃_發石油的價格和市場價格是沒有關系的，開發價格是其自己的開發成本。之后，它把開發的油氣給煉油廠，又把握終端的油站銷售，上下游一體化、利潤最大化，這樣體系內的金融價格只是一個外衣，真正的價格完全內嵌在它的整體利潤鏈之中。?？松梨诩乳_發石油又煉油，同時又有廣大的終端網絡。我們不能用它國金融定價的技術價格來解決整個國家的定價。
      伴隨著美國全球能源定價權機制的變化，全球范圍內的能源市場化改革將會全面發展，中國需要就此有所作為。如果要抓住這樣一個能源改革的歷史機遇作為戰略抓手，可以把政治、經濟、文化、消費、生態綜合考慮，尋求戰略突破的機會就會大一些！
     20世紀中國農村體制改革的成功說明，戰略上政府主導，體制上放松管制，發展上有效競爭，創新上適應突變，世界的創造力在人民頭腦里，煥發整個社會的生產力不斷進步的激情是改革的落腳點。目前中國面臨的就是要在能源、特別是電力產業啟動松綁、競爭、突變這些改革機制，并推動先進的技術和市場交換網絡應用到電力產業保持創新和領先，優先實現從集權制電力管理轉變到社會網絡化電力管理模式。電力產業這些管理的革命還將延伸進能源領域，能源領域的成功則將推動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轉變，因此，以電力產業的市場秩序建設作為改革的支點和杠桿，將支撐起中國社會變遷的整體創新。
      我國是世界上能源消費總量最大的國家，每年維持著萬億規模的產業投資，以電力產業體制改革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突破口，符合中國國情和發展特征，它將傳導并延伸到整個社會和產業的各個領域，提高中國經濟的協調性、智能化、可持續性。巨大的投資可以構建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本國消費、投資方向轉變，提升整個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形成戰略新興產業，造就一個全新的電力產業服務業，構建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