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未來十年是中國改革唯一的窗口期。過了這個時期事情就麻煩了。最近我在《財經》、英國《金融時報》發文都講了這個意思。
      基于國家領導力的考察，新的領導核心可能是具有使命感和敢擔當的政治家，為改革提供了難得的時間窗口。我是從國家領導力的角度看這個問題。政治家或者領導人和官僚是兩類人：政治家有使命感，敢冒險、敢擔當；官僚只是按部就班地做事，避免犯錯誤。這在國外分的很清楚，在中國過去也是分的很清楚的，至少皇帝和官僚是不一樣的。但我們這個體制走到今天很麻煩，政治家只能出身于官僚。官員從進入官僚系統，一步一步上來，大體要40年，要經過20幾個臺階?，F在我們的官僚等級制度是很嚴格的，一個剛提拔的副縣長和縣委書記之間有五個臺階，縣、市、省都是這樣的。等這40年過去，有領袖素質的人基本被淘汰了。現在新一代領導人很有時代特點，他們有一定的橫空出世的味道，所以我對他們寄予希望。如果政治體制（包括領導人的選拔制度）不改革，不要再指望中國下一屆領導人的能力、素質能夠比本屆高。只能是越來越差，也就是越來越沒人有擔當，沒有人真正想干事。所以我說這是唯一的窗口期。我說的更直白一點，現在我們講共產黨領導，通俗解釋，就是全國13億人民把國家承包給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怎么選出一個好的CEO、好的董事長來經營好這個國家。但現在的體制不容易做到這一點。
      現今各級領導人的文化程度比30年前高，但領導力比30年前低。行政體系演變成為急功近利、封閉僵化的官僚體系。經過80年代的人都知道，現在和80年代想問題不一樣，很大背景是官僚體制素質完全變了。80年代很多人當官為干事兒，現在不容易找到當官為干事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干事為當官，他們干事不是出于理念、出于信仰、出于對國家的責任，而是一心想著如何加快得到提升，把官做大，而不是把事情做好。剛當副縣長，用不了一年就想進常委，再過一兩年找關系當常務副縣長，如此等等。一個市長一年之后一定是努力當市委書記，如果兩年還沒有動，別人會說你怎么還沒有動啊。所以說，我們的干部體制已經完全變成了官僚制，位置成了唯一目標。
      第二，后續改革取決于領導人的意志與決心，改革的關鍵是給民眾信心。
      如果我們抱著一點希望的話，怎么改？現在談的總體設計這些東西，需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我還是提出一個觀點，很多改革其實不難，就看領導人的意志、決心，最重要的是給大家信心。他如果想改革，辦法總是有的。而且，不要想我們可以設計一個很全面的、精致的改革方案，也沒有誰那么聰明。我們之所以搞市場經濟就是沒有能力設計。經濟改革，現在說這個聯動、那個聯動，其實就是抓幾個點。
      經濟改革最重要的一個點就是國有企業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應該還原到90年代的勁頭，該撤退的撤退，大量的股份往外轉。這樣做就是一個信號，有了這個信號，民營企業家就有了信心，大家知道國家往哪走了，地方也會動起來了?，F在沒有這個信號。李克強總理最近在談改革，但是沒有涉及到國有企業方面的改革。價、稅、財也重要，但是這些與其說改革還不如說是技術性的問題，只有方向性的問題才是改革最重要的。
     改革需要信心和激情。最重要的是給大家信心。新的領導人已經有動作了。實際上，人們已經聽煩了改革的口號，領導人再怎么講話沒有人激動了，我們知道他講的東西不一定代表他內心的東西。一個人只有動了感情跟別人交流才能讓人激動?，F在大家已經不動感情了，都是編出來的東西。要啟動改革就是點的突破，帶來的問題自然就有人去思考，也就會有方案出來。
      農村問題實質就是土地改革。
      審批制廢除應該深入踐行。廢除審批制的很多東西輕描淡寫是不行的。在十幾年前第一次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我就談審批制改革，后來開始做這個事了，后來又停了。我當時說你們現在調整，哪個該廢、哪個不該廢，肯定都舍不得，就像我們搬家一樣，平時老舍不得扔東西，如果搬一次家好多東西就扔了?，F在中央層的審批就有3000多項，如果先都把它們全廢了，然后看哪個還需要再拿回來，這樣做可能容易一點。如果按照我們現在這種思路，我覺得不會有大成果。改革必須有震撼力的東西。
      第三，改革是保護既得利益者的最好方式。
      既得利益者還是有人能夠認識到改革的這些問題，改革也是保護既得利益者最好的方式。我們這個體制對誰都不好，這個體制下真正不安全的人不是老百姓，而是有特權的人，特權者之間的矛盾會導致一些激烈的斗爭。比如說反腐敗的問題，大家想想，你不可能老在那個位置上，總是要換的。原來有特權的人可能汲取了很多財富，接下來的人向誰汲??？他們只能相互汲取了。所以還是要建立法治社會，不要過多糾纏于舊賬。我提出過反腐敗大赦的問題，必須要有一個辦法，否則反腐敗的力度可以很大，但是最后真的玩不下去。大赦是個大動作，領導人的領導力和果斷非常重要?，F在沒有人敢這樣做，可能是顧慮太多，包括老百姓也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