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要通過深化改革培育增長新動力。去年四季度經濟有所回穩，季度增長率7.9%，今年1、2月份的主要指標顯示，經濟穩定回升的基礎還不穩固。從增長動力看，投資依然是主要動力，但內部結構存在差異。去年5月份以來啟動了一批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基礎設施投資有所回升；房地產市場需求轉暖，房地產投資明顯上揚；制造業產能過剩矛盾凸顯，制造業投資在下降。在消費領域，居民消費品零售總額無論是名義增長率還是實際增長率都有所放緩。從發電量和貨運量指標看，經濟回升動力仍然不強。在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的情況下，需要加快推進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
      宏觀管理重心應從需求端轉向供給端，更加注重結構性改革。在宏觀政策上，原有的需求拉動的政策，比如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空間縮小，增強經濟增長活力和內在動力，必須從體制變革入手，通過放松管制、激活市場主體活力，創造公平競爭環境，強化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化解制約提高生產要素配置效率的制度性因素，增強供給端的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改變供給的低效和剛性，提高供給的效率和彈性，依靠提高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激活經濟增長活力，從而增強經濟增長動力。
      經濟領域改革要將市場化進行到底。改革從何入手，怎么切入？各方面認識并不一致。我的認識是，經濟領域改革要將市場化進行到底。目前，商品和服務領域，除了電力、成品油等價格有管制外，基本實現了市場化。但是生產要素領域還處于半市場化狀態，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雙軌制，比如，土地市場還存在雙軌制——城市土地國家所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城鄉勞動力市場還沒有完全并軌，利率和匯率雖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還沒有完全市場化。經濟領域改革就是要推進要素市場化進程，從商品服務領域向生產要素領域進一步推進，將市場化進行到底。
      其一，土地市場化與土地制度改革。一是要確權。農村土地確權頒證要堅定不移地推進下去，要頒“三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宅基地使用權證和房屋所有權證。有了“三證”就可以為土地流轉交易創造條件。二是要建立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只有確權，沒有流轉，確權就失去了意義；只有流轉，沒有確權，流轉就失去了依據。在頒證的基礎上，要建立土地流轉市場，使農村土地可以交易和流通。三是要加強用途管制。比如農村的基本農田，可以流轉但用途不能改變，要有非常嚴格的用途管制，農業用地流轉以后還是農業用地，不能流轉以后用于商業開發。農村土地流轉，有利于促進城市生產要素向農村流動。農村建設用地與城市建設用地同地同價進入市場，還可緩解房地產價格上升壓力。農村土地改革會帶來新的問題，可以在改革實踐中研究解決。
      其二，勞動力市場并軌與戶籍制度改革。雙軌制的勞動力市場并軌，涉及到戶籍制度改革，在政策上面臨兩難：一方面，大城市很難放開，像北京、上海、廣州都已經超過或接近兩千萬人口，似乎短期內沒有放開的空間；另一方面，中小城市要加快放開戶籍，又沒有足夠的需求，城郊人口甚至還要求“非轉農”。從調查數據看，農村勞動力流動，主要是向大城市流動，除了大城市有更多就業機會外，與城市行政管理制度也有關聯。通常大城市的流動人口規模比重較大，就是因為大城市集中了優質公共資源，也具有更大的潛在發展空間。城市行政管理是“以大管小”，城市管理與行政管理體系是疊加在一起的，行政等級就意味著資源配置能力。行政等級越高的城市，資源配置功能就越強，公共服務標準也越高，優質資源配置就越集中，對勞動力的吸引力就更大。這是更深層次的問題，不是靠簡單的戶籍制度改革就能解決的，背后還有行政管理體制問題。比如，在美國，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都在小鎮里，華盛頓卻沒有最頂尖的大學，我們的優質資源都在行政等級高的城市，好的大學、好的科技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各種機會也在行政等級高的城市。因此，城市行政管理等級“以大管小”的模式要向“以大帶小”模式轉換，這又涉及到行政管理體制問題。
       其三，下決心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去年6-7月份，存貸款利率擴大浮動區間，實現了“驚險的一跳”，是成功的。下一步要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F在非銀行貸款規模接近50%，金融“脫媒”現象在加劇，資金從傳統的銀行信貸渠道往外流，影子銀行規模不斷擴大，這也是在倒逼市場化改革。我們應順應這種趨勢往前走，下決心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利率市場化也可以為匯率市場化創造條件。
      社會領域改革集中在收入分配改革、社會公平體系以及社會分權改革等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要看到，收入分配差距主要不在于工資性收入差距（盡管這個差距很大），更重要的在于財產占有差異性，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決定因素是資產存量。從根本上說，收入分配差距是財產關系的外在表現形式。如果有幾套房產，再加上市場的溢價和增值，相比較于沒有房產的人群，財富差距就會很大。收入分配改革從哪里切入，僅僅從流量角度可能解決不了問題，但是要動存量，問題就十分復雜，涉及到一些財產關系的調整。國家已經出臺了《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下一步還要做細則，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分復雜，涉及到一系列深層次問題。
      第二個方面是社會公平問題。全國政協會議上有代表發言，說從出生到喪葬都要找關系。進幼兒園要關系，上小學要關系，上大學要關系，找工作要關系，到單位提職稱、提職務要關系，一直到死送火葬場了都要找關系，這一生都要找關系。大量精力被消耗在找關系上，社會交易成本很高。這種現象背后，就是社會缺乏公平規則。如果人的發展，不是靠知識、勤奮、奮斗、創新，而是誰擁有權勢、誰擁有關系，誰就擁有一切，那這個社會怎么有進步的動力。習近平總書記在講中國夢時提到，要讓每個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如果在缺乏公平規則的情況下，怎么能有“共同出彩、夢想成真”的機會？30多年前，我們這一批人參加高考，其中很多人都是農村來的，通過自己的學習奮斗，現在有了比較好的社會地位。但3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重新再來一遍，可能很難奮斗到現在的位置。社會發展需要激活每個人活力，激發每個人拼搏奮斗，但如果缺乏公平競爭規則，這個社會就很難有活力，也很難有創新。社會領域表面上是收入分配問題，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公平規則。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說，要“用明規則戰勝潛規則”，關鍵是要有“明規則”，而且要嚴格遵守“明規則”，如果“潛規則”盛行，社會就很難進步。為此，應該建立基于“明規則”的社會公平體系。
      第三個方面是向社會放權問題。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要更多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如果政府一廂情愿，提供的公共服務不是老百姓所需要的，可能花了很多錢，老百姓并不滿意。社會組織更貼近老百姓，知道群眾真正需求是什么。因此，要把直接與民生相關的公共服務委托給社會組織去做，這樣才能使供給和需求更好地吻合和對稱起來，也避免各種紛爭和矛盾。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領域需要從簡政放權、政府管理模式、財稅體制改革等三個領域推進。
      第一個方面是簡政放權。國家機構改革已經在推進，這是政府自身改革，核心要義是簡政放權。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再削減1/3以上的審批事項，表明了政府帶頭改革的決心，但最重要的是真正把市場和社會能夠承擔的職能交還給市場和社會。如果把無關緊要的審批事項放掉，把有權利的審批事項保留起來，那么這種僅僅用數量衡量的放權，并非是簡政放權的核心要義。
      第二方面是政府管理模式。政府管理模式要從前端向中后端移動。前端主要是審批環節，中后端是過程及監管。審批是權力，就有人求你，可以坐等上門。監管是責任，就要面向市場，面向社會，走出機關門。政府的管理重心要后移，要轉變職能。
      第三個方面就是財稅體制改革。一是預算制度改革，預算和支出現在是兩位一體，預算應相對獨立。預算制度改革還要實現預算全覆蓋，這是很重要的。二是滾動編制中長期預算來約束年度預算，中長期預算要與中長期規劃吻合起來。三是稅制要逐步適應財產性收入比重提高的現實狀況，加快建立財產性稅收制度。要適應收入結構的變化，逐步增加財產稅比重。現在財產性收入比重越來越高，但財產稅還沒有建立起來。建立財產性稅收制度，還要有財產登記制度。這不僅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最后，推進改革，還要建立一個超越部門利益的改革決策機制。關于是否有必要設立專門的改革部門，現在有爭論，但肯定要有一個超越部門利益的決策機制，并提升改革的決策層次。還要建立新的利益協調機制，現在有話語權的人恰恰是既得利益者，如何激發他們的改革動力，需要構建新的利益調整機制?？梢韵缺Ａ舸媪坷娓窬?，增量利益全部按新規則運行，再逐步用增量利益機制倒逼存量利益結構調整，解決存量利益調整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