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貿區建設重在制度創新，構建對外開放促增長新局面
全省上下對自貿區期待都很高，胡春華書記提出要作為廣東深化改革的“頭號工程”。
廣東近年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的戰略地位有所弱化。最突出的是浦東新區（1992年10月）在建設20年之后，廣東才獲得國務院批準南沙新區發展規劃（2012年9月）。而上海已經轉身踏上自貿區的建設之路了。
特別是中央去年12月提出要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經濟帶”三大戰略。珠三角沒有成為這三大國家重點戰略的一級標題，令廣東人感到意外和失落。
這一次自貿區擴容讓廣東上了車。廣東的工作士氣明顯提升。過去省市都把精力放在國家級新區上面。但新區更多地還是一份發展規劃，連牌子都沒有掛（沒有到中央編辦和國土部要機構編制和土地界線圖）！最困難的是相關政策缺乏頂層設計，省市到中央各部門要政策，協調工作量確實不小。
而自貿區是有規定動作的。基層于是全力以赴。
對外開放是廣東經濟發展的一大法寶，自由貿易試驗區為新時期廣東構建開放經濟體制新優勢提供了重大契機。作為粵港澳深度融合與發展的示范區及應對泛太平洋伙伴關系（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全球經濟新格局的高標準試驗區，廣東自貿區建設不僅按照中央部署在投資和貿易便利化、金融、服務業開放、事中事后監管等方面借鑒上海自貿區的經驗，同時，十分注重利用與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協議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機會疊加帶來的開放合作發展空間，構建創新資源高度聚集、金融服務高端發展、示范輻射效應顯著的全球經濟制高點。決策層希望通過擴大開放倒逼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經濟治理改革和體制機制創新，支撐產業轉型升級，培育廣東國際競爭新優勢。
2014年5月初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求是》雜志上發表署名文章，特別強調：“自貿區不是搞‘政策特區’或‘稅收洼地’，而是要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探索創新經濟管理模式?！泵鞔_了中國自貿區的批準和建設都要以制度創新為首要任務。廣東自貿區建設當然不可能違背這個原則。
首先，廣東自貿區將立足于內地與港澳經濟深度融合，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以深化粵港澳合作為重點，建設粵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區。第一，要營造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的公平、高效、透明的營商環境，推進自貿區管理標準和規則與港澳兩地相銜接。第二，以投資便利化、服務貿易自由化和CEPA全面實施為主要抓手，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進一步擴大對港澳服務業開放，促進三地人員、資金、信息等市場資源要素便捷高效流動，在廣東率先建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格局，推動粵港澳聯手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將有助于進一步深化粵港澳合作，有利于三地經濟融合、城市融合。
其次，廣東自貿區將“簡化審批流程、激發市場活力、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爭創審批‘特區速度’”。廣東已經在部署進一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大幅度精減壓縮行政審批事項，大力削減行政審批事項數量。這幾年順德、南海在大力推進行政審批“減、簡、放、轉”，自我革命壓縮政府權力方面特點突出，主要是清理、整合優化審批流程，實行行政審批標準化，推行“審批要件、審批流程、裁量準則、審批規范公開形式、辦事制度、審批運行系統”的標準化建設。順德、南海行政體制改革的經驗值得借鑒推廣，特別是南海“三單管理”工作經驗。2013年12月，南海在事中管理基本成熟的情況下，按照“放要放得清晰、管要管得有力”的原則，制定“三單”，補齊前后兩端，打造一條貫穿審批事前（負面清單）、事中（準許清單）和事后（監管清單）的全政務鏈。此外，我們不斷提出要借鑒香港經驗，實行政府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分離，減少行政層級，爭取在一些試點地區（例如南沙、順德、南海等區）探索扁平化管理，逐步建立“一級政府、兩級管理、三級服務、社會參與”的扁平化行政管理模式和協同共治格局。
二、簡政放權聚焦市場準入清單管理，定點指向創業就業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廣東緊緊抓住簡政放權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著力點，向簡政放權要新的改革紅利，大力推進包括工商企業登記制度改革在內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勇下簡政放權的先手棋。簡政放權需要創新市場監管模式，并且保證市場競爭秩序，這樣才能營造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業環境、投資環境和營商環境，極大地激發市場主體創業投資的積極性，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讓更多的人可以跨入創業、創新、創富的門檻，釋放出巨大的社會活力。
廣東的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在部門協調方面幾乎沒有任何阻力，落實措施在部門間迅速到位。這項政策實施后，行政效率明顯提升，一般經營事項登記在手續齊全的情況下最快可在1個工作日內發出證照，市場主體數量顯著增長，帶來了一股新的創業熱潮。
簡政放權下一步的重點將放在進一步推進市場準入清單管理試點。清單管理是上海自貿區的可復制經驗。廣東不僅在自貿區內復制經驗，還在全省鋪開，這在全國尚屬首例。開展企業投資項目負面清單管理試點，是廣東當前重要的改革事項，廣東將按照中央關于建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政府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制度的要求，遵循“法無授權不可為、法無禁止皆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的準則，先行先試，建立起一套全新的運行機制，通過1到2年時間的試點，為全國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探索路徑、積累經驗、提供示范。
三、開辟增長新路徑，“創新”驅動“新常態”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市場主導作用倒逼經濟發展走創新驅動之路，創新驅動成為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必然選擇。要達到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的目標，必須開啟創新驅動的新引擎，將創新落實到創造新的增長點上，把創新成果變成實實在在的產業活動。
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使得廣東特別是珠三角地區資源環境承受能力接近極限，依靠資源能源消耗擴大經濟規模的空間越來越小。廣東新一輪的經濟發展有賴于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首先，要全面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瞄準全球科技改革和產業變革前沿，圍繞廣東傳統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業鏈和價值鏈，實施重大科技專項，加強基礎性研究，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及行業共性技術，推動形成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研究、中試、產業化等環節的完整科研體系。加快推進國家重大科技平臺建設，爭取更多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落戶廣東，推進廣東省工程實驗室建設。積極構建開放型創新體系，加強協同創新平臺建設，促進省部院產學院深入合作，培育市場化導向的新型研發組織和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推動大中型企業普遍設立企業研發機構，培育一批創新型企業。堅持需求導向和產業化方向，加強創新鏈與產業鏈、資金鏈的深度融合。
其次，加快商業模式創新。當前各種新業態層出不窮，尤其是利用互聯網技術開展的商業模式創新方興未艾、空間廣闊，所創造的發展奇跡不亞于技術創新。如果說科技創新是企業創造新產品、開發產品新功能的利器，那么商業模式創新則是企業開拓市場，將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經濟效益的利器。科技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是企業的車之兩輪、鳥之兩翼。我們建議廣東盡早制定并出臺有關鼓勵商業模式創新的政策，將商業模式創新與技術創新享受同等待遇，在稅收、資金扶持等方面按技術創新標準給予支持，在融資機制、人才引進機制以及成果交易等方面參照技術創新加大扶持力度。
再次，不斷優化創新環境。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率先在知識產權、科研體制、高等教育等方面開展改革試驗。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優化科技資源和創新要素配置，完善科技創新市場導向機制，加快轉變政府科技服務和管理職能，切實發揮科技資金、稅收減免、政府采購對創新的引導支持作用，加大對創新外部性及創新風險的補償力度。完善創新服務體系，強化知識產權應用和保護，推動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深圳以科技創新驅動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形成了獨特的“深圳模式”。作為全國首個創新型城市，深圳具有濃厚的創新文化氛圍，對于改革創新有一種源于市場的原動力。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致力于打造創新型經濟體的過程中，深圳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企業成為創新的主體，創新能力得到不斷提升，創新成果不斷涌現。目前，深圳全市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占到全省的50%以上，并已培育發展了包括華大基因、光啟研究院、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等在內的45家集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業化于一體的新型研發機構。過去5年，深圳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和國內專利申請量、授權量均實現翻番，其中PCT專利申請量連續11年居全國首位，2014年占全國的48.9%。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66.2件，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6倍。近5年，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年均增長20%以上，為同期G D P增速的2倍，總規模達1.88萬億元，增加值占GDP比重達35%。在大眾創新方面，深圳每年6月舉辦“國際創客周”，設立青少年創新專項計劃，搭建創業大道、硅谷直通車、創投廣場、創新創業大賽等創新平臺等，力爭打造全球創客樂園。
四、珠三角粵東西北協同升級，多極發展全面振興新格局
廣東區域發展不均衡問題較為突出。2014年廣東地區生產總值達6.72萬億元、人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而粵東西北地區人均GDP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粵東西北地區生產總值占全省比重為21.0%，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僅占全省的15.9%。
區域經濟差距過大已日漸制約廣東經濟發展。近年來廣東以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園區擴能增效、中心城區擴容提質為“三大抓手”，實施珠三角對口幫扶粵東西北戰略，破解區域發展失衡難題，力圖推動粵東西北地區發展全面提速。珠三角經濟求“優”，重在追求經濟質量、效益和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粵東西北地區求“快”，逐步顯現后發優勢，重在改善社會民生。雖然粵東西北地區的經濟總量規模仍然較小，但是經濟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08-2013年粵東西北地區投資、消費、財政收入年均增速分別比全省平均水平高3.3、1.1、3.5個百分點。
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通過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可以充分發揮各地區的特點和優勢，各地區也能更好地互相補充、互相協作，發揮國民經濟整體優勢。廣東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可全面提升全省經濟的“活力、速度和效益”，為全省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
第一，通過產業集聚效應，提升全省經濟活力。珠三角把生產成本日益增加的勞動密集型與資源密集型等低端制造業逐步轉移到省內欠發達地區，完成自身產業結構的升級，重點發展高附加值與高技術含量的先進制造業，以及金融、物流、會展、創新等現代服務業。隨著珠三角現代服務中心的興起，其服務的范圍可輻射至整個廣東區域，不僅服務于珠三角，同時也服務于欠發達地區的轉入產業。粵東西北地區加快承接產業轉移，并形成不同的產業集聚中心。如粵東地區定位為包裝和石化基地、綠色工業新城和海洋產業基地、家電城和信息產業基地；粵西地區定位為新型工業城和重化工業轉移園區、海洋新城和鋼鐵工業新基地等。從而形成了珠三角與粵東西北地區之間現代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的相互依賴，先進制造業與一般制造業之間的相互依賴。珠三角地區通過促進粵東西北地區振興發展，進一步打通珠三角與周邊省區的聯系，全面深化與周邊省區的經濟分工合作，大幅拓展珠三角發展的經濟腹地，進一步提升對粵東西北和泛珠三角地區的輻射帶動能力，拓寬了自身的發展空間?；洊|西北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推進產業轉移工業園的布局和園內承接產業的發展，產業結構加快升級，經濟不斷做大做強。
第二，更有效利用各種資源，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資源豐富的粵東西北地區作為廣東未來新發展的“主戰場”，將成為廣東未來20年至30年發展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只有借助當地的豐富資源，使粵東西北地區的發展與珠三角的發展齊頭并進，才能真正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洊|西北抓住機遇振興發展，不是重走當年珠三角總量擴張主導、不計資源環境代價的老路，而是要把科學發展主題和轉變發展方式主線貫穿振興發展全部過程和各個方面。區域經濟政策除了要努力縮小地區差距外，還要追求空間配置效率，也就是通過對區域間要素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產業的優化布局，實現經濟活動總產出的最大化。在發展資源要素方面，粵東西北各有天然的稟賦資源，海洋經濟將湛茂陽三市聯結在一起，潮汕文化成為緊密聯結汕潮揭三市的紐帶，豐富的生態資源是粵北地區的綠色寶藏，“不同地區的不同資源要因地制宜，從而做到路徑各有專攻，最終實現共同發展”，廣東省委、省政府《關于進一步促進粵東西北地區振興發展的決定》提出粵東西北12市的發展定位，就是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和各區域比較優勢，堅持以市為主體，結合主體功能區規劃，明確功能定位，實行“一區一策”，努力打造重點突出、特色鮮明，優勢互補、錯位發展的經濟新增長極，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力。
五、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激活國企發展新潛力
廣東國資監管部門目前也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放在體制改革的首位。
但是，發展混合所有制如不能有效改善國企國資管理，勢必落入“吸收戰略投資者”的老路，也許只是利用社會資金的一廂情愿。從過去推進國有企業產權多元化，到現在發展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考慮較多的還是引進社會資本，壯大國有企業實力，擴大國有資本的控制力。所以，往往還是“價高者優”，技術、市場和管理的考慮是相對次要的，落腳點或者說重點并不在改善國企國資管理。我國有90%以上的國有企業進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這些股份制國有企業，形式上其實早就是混合所有制了，但實際上我們的國有企業并未因此而形成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在企業外部，“管人、管事、管資產”一管到底的國資管理方式，造成了行政權力對企業的直接干預；在企業內部，股份制、現代公司治理體系等重要制度安排，對國有大股東及管理者的約束形有實無，國有大股東“越位”、“一把手”獨斷習以為常。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在推進混合所有制過程中得以改善，那么，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的真正意義將會大打折扣，混合所有制經濟也就難以成為一種富有效率和活力的資本組織形式。
同時，發展混合所有制如不能有效改善國企國資管理，還會導致國有資產所有者權益的損失。國有企業在目前的管理機制之下，很大一部分收益并非來自高效的管理。發展混合所有制，就是期待通過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改善國企國資管理，提升企業獲取管理利潤的空間。假如發展混合所有制并不能有效提升管理利潤，那么，參與進來的其他股東，就只能分享壟斷利潤這塊蛋糕；而壟斷利潤這塊蛋糕是既定的，如不擴大壟斷范圍和壟斷利潤，原來的國有股東利益就會受到侵蝕，導致國有資產所有者權益的損失；如擴大壟斷范圍和壟斷利潤，必然導致市場出現更多的不公平競爭，扼殺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主導地位和決定性作用。
廣東省關于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意見，特別強調推動省屬二級及以下企業率先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其用意應該是從下而上地試點，逐步往上推進。但從實際需要而言，省屬一級企業應該率先行動。因為，這次改革的重點恰恰就是省屬一級企業，特別是那些負責國有資本營運、國有資本投資的國資平臺公司。只有理順這些直接面對國資監管部門的國有企業的體制機制問題，才能真正觸碰到國企國資管理的要害問題，才能抓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關鍵——從根本上解決政企不分、政資合一問題，切實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推進國企國資管理體系的根本變革。
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當前廣東進入了社會矛盾高發期，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我們認為，改善民生福祉既是發展的目的，也是發展的條件，在民生福祉中蘊含著新的經濟增長點。因此，必須把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福祉結合起來，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正義和增進人民福祉。
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總體要求，我們建議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重點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讓財政資金更多投入到民生領域，著力實施強教優醫工程、社會保障工程、強農富民工程，以及文體惠民工程等4大民生事業工程，按照“新建一批、管好一批、提升一批”的要求，建立健全人民群眾同步共享發展成果機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切實增加民眾的幸福感。
從理念謀劃到實操指導，從行動準則到制度安排，我們建議做到“五大機制”：第一，優化居民收入結構，建立城鄉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提高機制，構建公平正義的收入分配體系；第二，健全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增長同步提高的機制，形成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津貼與社會福利聯動發展的公共服務體系；第三，從教育、文化、體育、醫療與衛生五大領域入手，建立實現社會事業發展與經濟增長同步提高機制；第四，按照資源配置的市場規律，創新征地拆遷補償安置和集體建設用地管理的體制機制；第五，完善決策的分工、管理、銜接、咨詢、問責等規范流程，建立民主化、科學化的公共決策新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