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改革與對策
——2015年宏觀經濟形勢與改革走勢座談會綜述
2015年是中國制度改革推進較快的一年，也是中國經濟全面進入新常態的第一年。面對經濟增速持續下降的壓力和宏觀政策調整的多種選擇，社會各界的觀點、判斷和政策建議不盡一致。2015年4月12日，中國體改研究會在北京召開2015年宏觀經濟形勢與改革走勢座談會，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企業界人士和政府部門代表共30多人參加了會議。本屆座談會上午就當前經濟形勢、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以及經濟政策進行了討論，主持人為中國體改研究會會長彭森，發言嘉賓分別為法國巴黎百富勤有限公司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陳興動、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ㄖ菐焓紫芯繂T王德培、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北京市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任志強、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章恒筑。下午就改革的形勢以及下一步改革的任務進行討論，主持人為中國體改研究會顧問宋曉梧，發言嘉賓分別為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陳劍、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戰、深圳市委常委張思平、前國家體改委宏觀司副司長許美征、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馬洪基金會理事長李羅力、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原司長孔涇源、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黃震、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理事長周林生。最后，彭森做總結發言?，F將本次論壇的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一、對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問題的判斷
彭森表示，2014年是中國改革的開局之年，中國發展全面進入新常態。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開局不太順利，發展和經濟增長中的困難比較多。經濟增長慣性下滑的壓力在持續加大，通縮風險明顯增長，工業生產、投資、進出口以及財政稅收各個方面的數字都不盡如人意。一些先行指標不太理想，一季度電力增長-0.6%，鐵路貨運為-9%左右，PPI為-4.6%。從地區分布看，中西部地區經濟下滑速度更快，東北地區工業增加值為負，令人憂慮。彭森鼓勵大家以開放的態度談對下一步宏觀政策的分析、目前經濟發展對全國的結構調整和深化改革的影響，以及對于中央宏觀政策的判斷和建議。
陳興動由電力產出、工業增長以及GDP增長之前的對應關系做出推斷，認為2012年以后中國經濟實際增長是被高估的，中國經濟已經出現慣性下滑，處在通縮的邊緣上。王小魯贊成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比官方數據偏低。他認為，按照官方2014年服務業、農業、工業主要產品產量和發電量等變量計算，去年的經濟增長率應該在5-6%之間，今年還在繼續下行。
張思平對于其他嘉賓用用電量以及貨運量等指標分析經濟走勢和經濟增長率提出不同看法。他提出，深圳這些年的發展用電不高，甚至有下降，運輸量和港口吞吐量沒有特別增長，萬元GDP能耗在下降，但是經濟在增長?；ヂ摼W產業、生物產業、高科技等產業投資規模小，商業模式創新，帶來的消費和經濟增長，對電力、貨運量以及投資的需求不高。深圳近幾年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只有內地幾個城市的幾分之一，但是經濟以及稅收的增長非常高。因此，張思平認為分析宏觀經濟形勢時要注意區分行業、地區和層次。
二、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判斷
陳興動提出，OECD認為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已經低至6.2%。如果我們的潛在增長率已經低于7%，政策上就要確定在多大程度上還能夠推動經濟增長。雖然普遍認為中國抵御風險的能力非常強，市場從2012年開始預計的兩大風險－－大規模失業以及財政金融風暴都沒有出現，但這不等于沒有風險。從潛在增長率三個指標－－勞動力增加、資本存量的增長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上看，存量資本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決定性要素。雖然中國可以進行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但是這些項目沒有未來現金流和投資回報，因此只是需要而不是需求。他認為如果中國經濟沒有做出進一步的調整，有可能像上世紀70年代日本一樣，經濟增長出現進一步下滑。
鐘偉認為潛在增長率三要素－－人口、資本存量以及全要素生產率中，人口受教育程度在改善，如果推遲退休將有利于人口要素的提升。目前資本存量大多數配置在國資，如果進行調整，也有利于要素資源配置的改進，長期看中國經濟增長能夠維持在6-8%的區間。但由于經濟持續三四年下行，債務壓力很大，例如山西省的一些金融機構的壞賬率非常之高。樊綱認為，雖然現在的潛在增長率低于1995-2003年，但是他認為當前的潛在增長率為7-8%，但從長遠看中國依然具備增長潛力。他估計最快這一輪周期于2016年走出低谷，如果不能實現，那么2017年經濟仍然可能低迷。
馬駿認為，第一是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對經濟增長有影響。第二是清潔能源代替污染性的煤炭會導致成本上升。第三是消費者的實物需求被滿足后，偏好會轉向服務，如醫療、教育和文化等。根據國際經驗，服務業全要素生產率上升的速度通常是低于制造業的，這不利于提升經濟增長潛力。經濟增長潛力還存在兩大不確定性。第一是改革能釋放多大紅利對沖下行壓力。馬駿估算民營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比國有企業高30%，如果國企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就會有很大的潛力釋放。第二推動創新會釋放潛力。目前中國的人均專利持有數和世界平均一樣，而韓國是世界的14倍，因此中國還有創新潛力可以挖掘。
王戰認為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還有機會，他建議從企業創新開始，科技金融就一路配套，包括天使基金、風險投資以及后面的對沖基金\中小板上市等途徑。如果在高新技術小企業的創新配套方面提高力度，那么對傳統產業的去產能化還有很多東西可做。
三、對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的看法
鐘偉不贊成對地方債進行存量置換，他認為地方債可以通過出賣部分資產來解決。如果不愿意賣資產，也可以通過提升資產價格來對政府資產重新估值，譬如可以將一些行業對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放開。他認為政府應當在具體問題上更有所作為，針對醫療改革、金融利率市場化等問題，做出相應的舉措。樊綱認為，地方債務置換早就應該做，從前年開始就可以采取中央替地方政府發債的辦法進行緩解，而不是等著風險暴露而不提前采取措施。他也認為存在政府不作為現象。這些因素可能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延續。
馬駿認為，43號文以后地方融資平臺分成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兩塊，公益性項目是由地方債融資，非公益性項目以后要靠市場方式去融資，但由于還沒有甄別清楚地方融資平臺的類型，很多銀行不給這些融資平臺貸款，導致地方基建投資的下行壓力。而一萬億的債務置換產生的基建投資額的增量小于一萬億。即使沒有債券的置換，銀行貸款和信托等金融機構也不會讓融資平臺的資金鏈斷掉，也會對債務的相對部分進行置換。他認為，由于地方財政以及43號文導致的融資平臺再融資困難的問題，應當提高財政在實際操作中的擴張力度。
曹文煉認為中國完全有余地解決地方債問題。他不贊成采取信托方式進行債務重組或資產負債化，因為會抬高融資成本。他認為必須采取低成本的融資發行方式進行債務流轉性操作，同時改變融資短期化來適應建設需求長期化的要求。完善基礎設施、降低融資成本是中國模式成功最重要的動力，不論政府動力還是企業動力最后都會轉為有效需求。
樊綱認為經濟下行壓力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壓力。當前的經濟形勢與1995-2003年期間比較相似，發電量的增長為零甚至為負，東三省經濟負增長，都是處于經濟相對過熱之后的調整期。而且因為政策更趨向于軟著陸，因此往往調整時期比較長，從經濟周期的角度看6-8年的調整期限還沒有結束。他認為要充分意識到清理過去兩輪經濟過熱所產生的產能過剩和債務問題的長期性難度，當前全球大宗商品都在降價，這一輪的調整可能比上一輪更深更長。如果進行結構性因素調整以及制度改革是治本的，有助于改善長期潛在增長率。
樊綱認為，當前經濟增長放緩的另一個因素是政策因素，緊縮政策采取的時間過長過緊，因此要全面清理已經過時的緊縮政策。中國是從2010年4月住房限購政策開始正式退出刺激政策，但是忘了退出緊縮政策，直到最近基層剛剛退出房地產限購政策。當初為了應對外匯存款上漲過快，大幅提高準備金率，結果外匯存款不增長了，準備金率仍然維持在20%。其他還有貸款限制等一系列緊縮政策還沒有退出。他認為經濟回歸正常后，政策也應該回歸中性，不需要包括政府投資在內的更大的刺激。
王小魯重點談結構問題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他認為由于儲蓄率過高、投資率過高以及消費率不足，經濟中形成產能過剩和無效投資，經濟增長缺乏動力。他分析了形成這種格局的原因，并建議通過需要經濟結構的調整和通過改革來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馬駿的基本結論是財政政策可以再寬松一點，貨幣政策要防止被動緊縮，地產方面要穩定房產價格的預期。2015年經濟增長目標低于2014年有兩方面原因：第一是房地產下滑。第二是地方財稅和融資平臺的困難。他認為2015年12%的M2增長目標高于目前的名義經濟增長速度，是適當的貨幣供應水平。馬駿認為，政策在中長期要花大力氣去調結構。一是開放準入，特別是對有供給短缺和市場化需求巨大的領域如醫院、教育、文化等。第二推動綠色金融和綠色投資，推動生態文明建設。他認為中小企業融資貴原因之一在于低成本的村鎮銀行數量少，原因在于為控制系統性風險，規定村鎮銀行的主發起人必須是另外一家銀行。
孔涇源認為，宏觀經濟形勢中總量性膨脹和結構性緊縮矛盾的結合在一起。如果宏觀政策處理不當，中國經濟有可能陷入滯脹的困境。從微觀層面看杠桿率過高，從宏觀層面看，金融相關度也就是廣義的貨幣供應量和GDP比重過高?？讻茉凑J為，應當一是在需求中找動力。第一產業中的需求，有綠色產品、安全產品、衛生產品等等。第二產業如智能生活，包括智能生產能創造非常多的盈利空間，這些產品和產業沒有出現緊縮的問題；新型的煉鋼技術或者是煉鐵技術刻意從生產過程本身來減少排放。第三產業如高端服務業，像工商企業一樣把外國的優質教育資源引進來，讓孩子在家門口享受優質教育。二是在供給側促改革。1000多家企業在主板上市，還有幾百萬家甚至幾千萬家企業資產沒有資本化，資本沒有證券化，證券沒有市場化。如果加快這個過程，不僅可以滿足不同層次的金融需求，同時還解決總量和結構的矛盾問題。三是在創新中控風險。只有在創新中不斷化解風險完善體制，經濟才能穩定發展，體制才能逐步健全。
王德培認為目前中國還處在后危機時代，還需要三到五年走出危機。后危機源于美國金融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國的去產能以及俄羅斯、巴西、委內瑞拉等國家經濟結構嚴重失衡。他認為形成這種全球經濟格局的原因在于，改革開放后生產和制造業集中于中國，而金融創新集中在美國等國家。接下來美國要吸引資金投資美國，關注工業化的回歸，中國則關注對外投資。王德培認為，我國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人民幣和美元將重新對世界大宗商品進行定價。雖然互聯網+很多領域，但是很多傳統企業也被互聯網減。而新產業如新的工業制造、智能化、生物經濟、生命經濟、體驗經濟等這些超越以往傳統的經濟正在上升。
曹文煉認為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好于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他認為從目前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回旋余地以及政府的治理效率來看，目前經濟沒有太大問題。他認為本輪經濟下行雖然有周期性和結構性的問題，但對于清理緊縮政策的看法并不一致，政府政策應當總體保持2009年以來應對4萬億的適度松緊的政策，并進行微調。今年年初以來的經濟運行指標的惡化超過預期，各部門現在把穩增長放在第一位，預計快的話二季度經濟增長就能夠從谷底向上走。
對于下一步的改革走勢，曹文煉認為一是把要素價格改革作為“十二五”期間應該完成的事情，加快利率市場化。“一路一帶”三大戰略主要集中在外向型經濟地區，對中西部困難地區要在財稅政策改革方面研究一些辦法。為了保增長，對中西部一些稅費的清理應當緩一緩，有的政策的出臺可能會影響區域性政策發揮更好的效率。二是堅定不移的放寬市場準入，下放審批權限或解除審批權限。三是推進混合經濟。國企改革是最困難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微觀基礎。四是要關注研究一些超長期的問題，如人口問題、資源問題、傳染病問題以及醫療健康的趨勢變化，這都是關系國家民族的重要問題。
魯政委認為，由于中國有效匯率高估，帶來出口壓力增大、經濟增長速度降低、資本外流、國內市場利率高企、企業負債率提高等一系列問題，他通過橫向國際比較、縱向歷史數據比較、經濟指標分析以及案例介紹等一系列方式，指出匯率政策以及相關經濟制度安排是當前經濟低迷的源頭。鐘偉認為，從2009年以來，同期美元兌歐元和日元都是大幅度升值。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的過程中，如果人民幣升值幅度大的原因是為了人民幣國際化是不成立的。他認為高鐵等優質產能走出國門，越便宜競爭力越好。由于現在海外并沒有針對人民幣廣泛的債券化，人民幣越便宜越容易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 樊綱認為，現在人民幣的升值和貶值都在說美元而不是一籃子貨幣，人民幣一貶值美國就說中國操縱匯率。但從一籃子貨幣角度看人民幣是過度升值，這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壓力很大。他同意鐘偉的觀點，認為相對比較低、將來往上升的貨幣更容易走出去，幣值較高、將來容易往下跌的貨幣不容易走出去。
馬駿贊成魯政委關于當前有效匯率升值的觀點。認為實際有效匯率由于美元升值，而人民幣對美元沒有明顯貶值，所以出現人民幣有效匯率的大幅度上升，對出口造成壓力。但他認為導致經濟下行的因素還有房地產、地方債等。因為以下原因一次性大幅度貶值也不可行。一是實體經濟的承受力不夠。中國的企業和銀行的外匯交易中的對沖比例還很低，如果一次性大幅度貶值，雖然部分經濟實體會有盈利，但部分企業會遭受損失。二是匯率大幅度貶值可能造成恐慌性拋售，導致外匯儲備大幅減少。
曹文煉認為有兩方面值得金融機構反思。一是2014年人民幣對美元略有貶值，但有些企業做了套期，出現虧損。二是由于沒有及時堅定地推進利率市場化，在互聯網金融浪潮下各種民間機構抬了高企業的融資成本。國外的機構投資者根據經濟增長下滑以及人民幣貶值等預期，在市場上形成中國國際資本的逆向流動。
四、經濟創新與制度創新問題
章恒筑從鼓勵創新角度建議我國的破產法進行修改。他提出，破產涉及重大社會治理問題，我國對企業破產缺乏整體的設計，有知識鴻溝問題，也有利益格局問題。破產法常態化實施具有預警企業風險的作用，有助于推進兼并重組、優化配置。他認為目前破產法有七個方面的體制和機制障礙：一是破產保護文化。二是政府的職能定位,政府存在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的問題。三是公司治理問題,也就是浙江的中小企業家族式治理問題。四是金融生態環境、銀行體制和破產體制。銀行的核銷制度完全是和破產法不對應的，銀行傾向于前期掩蓋風險，后期加大回收。銀行一些加速到期條款實際上都是在推進或者在掩蓋風險，導致風險最后爆發。五是管理人的職業能力。六是法院本身對破產工作怎么應對。七是破產法本身的法律適用，以及破產法和其他法律適用都存在的關系。比如破產法和稅法，稅法對企業在常態情況下有規定，但是稅法沒有規定企業在不正常的經營情況下應該怎么樣，對重整企業應該怎么樣。按照人民銀行的規定，企業進入重整狀態或者重整成功，信用記錄還是和原來的企業一樣，破產企業能不能發債。他認為，只要實施充分披露，破產企業也是可以發債的，但這里有證券法的障礙。
章恒筑建議要修改破產法，建立個人破產制度。一是個人破產制度包含著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理念，創新驅動要讓個人破產法來保護個人的創新。二是破產法涉及到立法、行政、司法、經濟、金融、社會體制，應該建立一個統籌的協調機制。三是建議在政府設立類似于英國、香港地區的破產工作組的機構，協調破產中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問題，但是要嚴格依法限制地方黨政對法院審理破產案件的不當干預以及過度陷入到破產案件審理中的資源配置，也就是政府的亂作為和不作為的問題。四是要在稅收、融資、征信體系中加強對破產法的協調。五是在司法改革中，刑事司法和民事司法的協調，民事司法中執行程序和破產程序的協調，以及破產審判在司法改革中的定位。
高尚全認為，全面創新，包括政府創新、企業創新、個人創新，包括技術創新、金融創新、互聯網創新等等各個層面，各個領域要創新，核心是科技創新，重點是企業創新。浙江的經驗是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老百姓和企業是創造財富的主體。計劃經濟是倒過來的，政府是創造財富主體，政府讓各行各業去投入，實際證明是不成功的。高尚全提出建設創新型政府的兩條建議。第一是發揮智庫的作用。第二是怎么樣發揮廣大黨員群眾的參與感、積極性、創造性。
高尚全認為，要改變中國，“創業是基礎，創新是關鍵，創牌是目標”。創牌是廣義的，不光是一個產品的，包括政府的信譽、個人的信譽，也是創牌的內容。他舉華為的例子，認為華為是“三創”的典范。華為之所以成功，職工跟用戶利益共享機制以及銷售額的10%以上都要投入研發的機制非常重要，職工當中48%是搞研發的。為什么能成功？要創新，特別是要提高企業創新的能力。高尚全認為，互聯網時代要素也發生變化。農耕時代的要素資源為土地、勞動力，工業化時代還有資本與技術，互聯網時代信息以及大數據都可以貨幣化，因此也是要素。
王德培認為要大力推廣產業引導基金等形式鼓勵創新，政府背書參與但不直接經營，政府應當大規模的通過產業基金化解創新中的失敗。李鐵認為在制度創新上要從小的地方開始試點，用微觀的成功經驗進行推廣，而不是全部采用頂層設計，可能很多改革措施能更有效的推動。張思平認為目前從上到下的頂層設計全國都是一個方案，肯定有的地方會出現脫離實際的情況，譬如在一個落后的區還搞7個專項小組是不合理的，缺少地方的創新和突破。應當在方法上有適當的調整，發揮地方的積極性。
李羅力介紹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建立馬洪基金會從事政府工作民間評價的經驗以及建立“智庫百人匯”融匯民間的草根改革訴求，推動公眾參與監督政府的嘗試和創新。周林生認為廣東的一些改革試點地方應該搞行政扁平化管理，他提出簡政放權可能一方面出現很多富余人員，另一方面出現事權下浮而財權沒有下放的問題。黃震認為強政府模式跟民間探索相結合是中國互聯網經濟的雙引擎?；ヂ摼W金融是在傳統金融的縫隙中產生的，再反過來顛覆式改變金融行業，同時基于互聯網的社團無需到民政部門注冊一個社團，這也是社會組織的創新。互聯網助推傳統產業的發展也是對全民創業、萬眾創新的支持。
五、房地產市場走勢與房地產政策建議
任志強認為，中國的房地產政策既要考慮老百姓的住房問題，又要考慮拉動經濟的問題。但這兩方面實際是相互矛盾的。另外，大部分國家在高速增長過程中建設新城區時基本上不動舊城，而我國把舊城改造和新城建設同步進行，導致現存很多問題。任志強提出，住房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很大，是唯一一個本身不擴大產能又能夠拉動消費的產業。今年一季度十個大城市的土地收入大幅下降對地方財政來說是非常大的問題。二手房交易營業稅新政由5年改2年只解決二手房套現的問題，但二手房對拉動GDP以及消費基本都沒有影響，持續的房地產需求增長還需要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城市規劃以及公共資源配套等制度的配合。他提出目前房地產按揭中的首付高比例是否有可能下降，同時建議由國務院出臺文件來支持房地產市場的發展。
李鐵認為，中國是政府和企業雙主體推動經濟增長。政府通過國企等渠道，壓低土地、勞動力以及環境等要素成本，調動公共和社會資源，從而降低了企業成本，實現政績最大化。他認為中國的房地產出現結構性過剩是雙主體的驅動作用造成的。政府的推動導致房地產市場的波動被放大，從而導致經濟結構調整的難度越來越大，目前也是調整機制最好的時候。在雙主體的房地產發展過程中，企業參與房地產投機所獲得的利潤遠遠大于創新，社會心態和制度環境把實體經濟創新的能力給壓抑了。
李鐵提出，房地產還對產業發展格局形成影響。一方面經過房地產的過度開發和抬高成本，服務業發展受到很大壓制。另一方面，招商引資使工業成本降低，而工業資本和技術對勞動的替代將導致工業的就業出現很大的問題。他不同意中國勞動力不足的說法，認為目前我國農民的人均耕地還遠低于韓國，沒有實現規模經營。目前我國的服務業和同等收入同等城鎮化水平的國家相比低8%左右，服務業帶動就業增長的潛力還沒有發揮。李鐵認為必須遏制不講效率的政府性投資，譬如投資數億的文化中心、生態城等。
王戰提出，市場資金成本上升導致實體經濟沒有調整的空間，原來從事制造業的企業包括央企都轉向房地產，也大大影響這一輪產業結構的調整。土地問題背后是中央和地方財權和事權不對應，政府追逐土地批租的高收入，導致房地產成本和工資成本上升，制造業相對變弱。另外，上海和深圳等地有大量的外來人口，但不擁有人口導出地區如安徽的人口土地指標，由此導致一些地方有大量空城而大型城市則土地不足房價高企。
六、關于中國人口結構的分析
李強認為現代化社會結構中中產的擴大主要途徑是教育，他分析了通過教育進入中產的障礙。一是教育渠道的制度障礙。他認為部分大專和高職學生畢業后無法形成連續性就業，由于制度障礙無法進入中產。二是專業技術渠道的技術障礙。發達國家通過技術渠道的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合計達到就業人口的接近40%，而中國僅為7-8%，原因之一是中國的打工族基本都沒有技術證書。專業技術渠道的勞動技術證書歸勞動部門管理，而德國是由技術協會頒發。李強認為國家來頒發技術證書不符合實際，因為技術協會能非常好的測評工業技能。三是市場渠道不穩定。小買賣以及各種營銷者進入中產的比例很高，但是職業不穩定。如果經濟繼續下行，房地產萎縮，這部分人最容易跌出中產。
陳劍提出，2013年全球生育率最低的6個國家和地區都是中華文化圈，中國臺灣、澳門、香港、新加坡、大韓民國以及中國大陸。他認為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人口的結構失衡對中國經濟和社會長遠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他呼吁盡早修改生育政策。賈康認為，二胎政策在20年后體現為人口結構的優化，對沖人口紅利的下降，但短期內有助于擴大內需。
七、會議總結
彭森同志對會議做了全面總結。他從當前經濟形勢、經濟增長下滑的原因、宏觀經濟問題的對策、改革面臨的問題以及改革推進方式等角度進行總結分析。他認為座談會的議題重大又十分廣泛，專家的發言判斷有些尖銳深刻也實事求是，同時與會專家還提了很多高價值的建設性建議。每年一次的座談會也是一個小型的論壇，他提出要進一步完善會議形勢，更集中突出主題設計，以便更有利于達成共識，達到更好的成效。最后,彭森代表體改研究會再次向與會的各位專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盧瑾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