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的討論集中在宏觀經濟形勢如何判斷，以及宏觀政策的各種選擇。一季度形勢比較嚴峻，開局困難，但經濟運行尚在合理區間。計劃工作過去講“綜合平衡”，每年的經濟增長與三駕馬車之間的指標增長速度都是配套的，但近年來有關指標之間的關系越來越不能夠相互印證。2014年我去地方考察的時候看到，有的省工業總增加產值年增長只有5%，但是GDP年增長卻高于7%。2015年前兩個月我國工業增加值增長只有6.8%，一些先行指標甚至呈現負增長。僅僅用服務業增長比較快以及一些創新型產業加快了結構上的變化，來解釋當前經濟增長指標，是遠遠不夠的。盡管對于宏觀經濟數據是否科學準確的判定有不同意見，參加座談會的專家還是一致認為，當前面臨著越來越大的經濟慣性下滑以及通貨緊縮風險明顯上升的壓力。特別是，宏觀經濟分析應該建立在科學統計指標體系上，這一點要達成共識。
      與會各位專家對經濟下滑的原因有不同的關注側重點和不同的看法。樊綱從經濟運行的周期性因素、王小魯從經濟結構角度、魯政委從政策角度特別是匯率政策角度進行了分析。我贊成很多同志提到經濟下滑與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有關的看法，譬如認為經濟的內生動力不足造成經濟下行。因此，一方面對經濟下行要提高決策容忍度，新常態的提法很大程度上呼應民間或者說是專家這樣的看法；另一方面容忍度也是有底線的。原來提倡要淡化GDP指標，現在還是要保持穩定的增長；如果經濟增長下滑突破底線，可能帶來經濟和社會的風險。最后如果轉化成政治風險，對經濟結構調整、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依法治國都會帶來嚴重的沖擊。從這個角度看，當前應高度重視內需不足、動力不足、社會信心不足和政策力度不足問題。
      會議討論當前宏觀經濟問題的對策，涉及到財政、貨幣、產業、房地產等一系列政策。大家對財政政策意見比較一致。目前財政政策采取了擴大赤字、結構性減稅、對微小企業提高免稅額度，以及置換地方債務等一系列措施。但是對于這些刺激性政策力度夠不夠，特別是這些財政政策會不會被目前地方政府所面臨的財政緊縮壓力對沖掉，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去年以來土地財政緊縮對經濟已經有很大的沖擊。2015年按照國務院提出的意見對地方一些財稅優惠政策進行清理，可能對沖掉很大一部分目前出臺的擴張性刺激性政策的效果。我認為，對這些問題還要做進一步的深入分析。
      大家對貨幣政策總體意見也比較一致，就是回歸到中性貨幣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給人的印象還是偏謹慎，應當把沒有退出緊縮的政策退出去。2014年貨幣當局采取定向降準的政策，效果是好的，但力度還不夠。2015年應適時推出降息降準的政策。魯政委把目前實際有效匯率的高估與當前經濟存在的各種問題聯系起來，這個分析很有價值，當然貨幣當局還需要進一步分析。馬駿也談到，匯率的大幅調整還要考慮到擠兌風險以及其他風險。匯率小幅調整如何和當前國際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標準和要求一致，還有很多文章可做。匯率應當真正盯住一攬子貨幣而不是僅僅盯住美元被動升值，匯率的上下調整空間可以進一步擴大，同時也應該盡快退出匯率的日常性行政性干預。如果真正按照市場化的方式來調整來決定人民幣匯率，有效匯率不一定這樣高。這對于擴大外需以及提高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很有意義。
      會議對于產業政策以及房地產政策都做了討論。大家認為這些政策的出臺或者調整很重要，但是作用還是受到局限，產業政策的定位和作用還值得商榷。魯政委上午發言里提到美國經濟學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的一篇文章，實際講的是競爭政策。我們的經濟目前出現這么大結構性的問題，很大程度上與長期以來推行的各種產業政策有關。當前很大的危險是為了拉動經濟和投資再出臺一些帶有盲目性的投資和消費工程，強化對市場的干預。阿吉翁的文章把產業政策劃分為水平定位和垂直定位，但是中國長期以來習慣在一個產業里確定領軍型企業并給予特殊產業政策。這種產業政策破壞市場公平競爭，應該堅決退出。這兩年全國人大對此做了一些工作，今年兩會預算報告和計劃報告都明確講到今后預算內的資金不再投到競爭性領域。這是很好的變化。另一種產業政策是確定趕超型或者戰略性產業，給這些產業吃一些政策偏飯推動這些產業高速發展，這對其他產業來說也不夠公正。每個國家在不同時期都會出臺一些這樣的政策，但這樣的政策要有一定限制。最重要的產業政策應該是通過體制變化擴大市場準入、發揚企業家精神、保護知識產權、鼓勵科技創新，通過市場化競爭推動各個產業的共同轉型升級和發展。
      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要及時出臺各種調控政策。去年西山會議上我講過當時面臨的經濟形勢，4月人大財經委會議上正式向國務院提出盡快在財政、貨幣政策和房地產調控政策上進行調整。但直到半年后，2014年9月30日才開始取消除一線城市以外二三線城市的限購性政策；又過了半年，今年3月底再次出臺政策降低首付比例。但這些調控還是為了拉動經濟、投資、消費做的被迫調整，而不是對于房地產政策或房地產制度做全面的反思。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下午會議集中討論當前改革走勢以及改革推進方式。2015年是攻關的關鍵年份，也是“十二五”最后一年。如果2015年有些重大改革不能取得突破，“十三五”或者2017年以前完成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任務是比較困難的。頂層設計的安排照顧到了各方面改革重點任務，但目前改革中確實存在著部門化、碎片化、行政化的現象。這些現象帶來以下問題。一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的改革任務或者改革的重要思想打了折扣。二是很多改革措施出臺后難以落地。三是各項措施束縛地方改革的手腳，不能搶跑，不能偷跑，就是試點也要用各種清規戒律先管住管好。這對于改革的深化確實是不利的。
       下一步的改革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問題導向性”的重大改革。既要落實中央部署的任務，更要突出重點，盡快釋放改革紅利，對能夠增長經濟內生動力的改革要抓緊繼續推進。高尚全主任講到“科技創新、萬眾創業”，這首先要通過改革激發市場主體創新的活力。要進一步打破目前的行政性壟斷，真正放開市場準入。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往往是壓力到了一定程度才能夠真正取得突破。如成品油的管理體制和流通體制，到現在還是集中在“幾桶油”手里，從根本上壓抑了市場活力，對于理順資源性產品價格是不利的。打破壟斷和市場準入的改革都應該進一步加快。
      不能把城鎮化作為短期的刺激手段和拉動內需的手段，也不要賦予城鎮化多元化的功能。城鎮化應該在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和投融資等方面真正邁開實質性的步伐，而不是這邊改革戶籍制度，那邊又在一些大城市入戶附加新的條件。如果真正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在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和有關制度方面的改革取得突破，能夠產生很大內需，經濟能夠增加很多新活力。
       第二個層次是“市場導向性”的改革?？梢越Y合“十三五”規劃和過去長期的頂層設計工作進一步推動改革。最近我在全國人大做關于價格形成機制市場化的專題調研發現，看起來好象這一兩年改革步子很快，但無論是油、氣、電、水還是其他的價格改革，到最后一步都很難。如果僅僅是價格放開而市場沒有放開，沒有配套推進行業管理體制改革，形成市場機制、市場環境和市場秩序也是不行的。另外，目前公用事業價格還存在大量交叉補貼的問題。居民使用的水、電、氣等價格比較低，低于成本的部分需要政府或工商產業補貼。如果這些產品按照市場化原則重新定價，必須和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結合起來。
      最高的層次是通過立法推進改革。改革應該和依法治國以及法律法規的立、改、廢、釋工作進一步結合，通過貫徹四中全會的文件精神，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但是即使通過《立法法》的修訂，但過去以部門立法為主，轉為立法工作人大主導的過程還很漫長。立法本來是要對權力做一些制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但現在“籠子”的后門和鑰匙——法律的解釋權，都在權力部門手里。法律能不能制約權力？這方面體改研究會和在座的各個研究機構和智庫的專家學者都可以做一些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