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于“橄欖形”社會結構的討論頗多。多數參加討論學者大體上形成共識，即在完成了現代化轉型的社會，或者渡過了“中等收入陷阱”風險的社會，由于社會上的主體是中產階層，從而走上了穩定發展的道路。
一、中產社會形成的三條渠道
我國中產階層在過去的10余年中，比例有了明顯上升。當然主要集中在中產的中下層。那么，是什么樣的機制或渠道導致了中產階層比例的增長呢。本文認為，有三條最重要的渠道。
1.正規教育渠道
教育歷來是社會地位篩選的主要渠道，在我國更是如此。目前，中國大陸最主要的教育篩選機制就是“高考”。自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該機制成為社會地位流動的最為正規的渠道，獲得中產地位的很多體制機制都與這條主渠道接軌。如考取公務員、律師、注冊會計等等，都有高等教育學習的要求。又如，戶籍制度與高考相配合，只要考上大城市的好大學，即使北京上海這樣的戶籍極其嚴格控制的城市，也都可以轉戶口。清華大學數據證明，迄今為止，我國農業戶籍轉為城鎮戶籍（非農業戶籍）的三種最主要的渠道是：升學參軍的占23.9%，家屬隨遷的占22.6%，招工轉干的占14.9%，其他的渠道包括購置房產、征地拆遷、城市擴建、積分落戶、投資落戶等等，比例都很低。所以，千千萬萬的家長們最為期盼的就是孩子能夠通過高考上好大學實現社會地位上升。目前，我國大學生中，屬于農業戶籍子女的高達63.3%，他們畢業后，很多人實現了社會地位的轉變。所以，高考，正規教育是實現中產的重要渠道。但是，也應該看到，與同齡人口比，大學生人數比例還不高，所以，高等教育雖然是最得到社會認可的實現中產的渠道，但是，畢竟人數、比例比較有限。更何況大學生畢業后情況復雜，有些順利上升，另一些則還受到各種阻礙。
2.專業技術渠道
從已經實現現代化國家的經驗看，在全體就業者中，通過專業技術證書、或專業技術渠道進入到中產階層中來的，占很高比例。所謂專業技術渠道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專業工作者，如教授、律師、醫生、工程師等，這類專業工作者與上面的教育渠道是接軌的，我國專業職稱、專業地位認證，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評估認證制度，因此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另一類是技術工作者，主體是技術工人。與專業工作者的職稱制度相比較，我國技術工人的評估認證制度存在較大問題。五普和六普數據顯示，在長達10年的時間里，一方面，我國工業產業有了極大的增長，而另一方面，與此形成尖銳反差的是：我國技術工人所占比例，不但沒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2000年11.2%，2010年9.8%，這是十分令人震驚的事情。這不僅是對于技術隊伍發展的警告，也表明，通過技術進入中產隊伍的渠道嚴重受阻。為什么會如此呢？筆者以往的研究就提出，原因并不是因為我國勞動者的技術水平不高，而是我國的技術人員、技術勞動者的認證體系存在嚴重問題。
3.市場渠道
指通過經營、運營、營銷運作，而在市場中獲取利益，進而實現職業地位上升。從理論上說，市場的渠道應該是最接地氣的渠道，是每一個老百姓最容易進入的渠道。改革開放35年以來，中國社會最大的變化是引入市場機制。所謂市場主要指三個市場：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金融信用市場。商品市場交易的雙方是商品經營者與商品消費者，勞動力市場交易的雙方是雇傭者與被雇傭者，金融信用市場交易的雙方是金融機構與金融產品消費者。從機制上看，目前，前兩個市場的開放度比較大，絕大多數老百姓都可以在市場環境下自由交易。第三個市場，金融信用市場，相對而言，開放最小，民間的融資是違法的，再加上金融機構的壟斷性很強，這就造成有壟斷權的金融機構處于有利的位置，而廣大老百姓處于不利的地位上。所以，金融信用市場的壟斷性不利于中產階層的發展。
六普數據顯示，在過去10幾年里，中產階層最大的發展是在商品市場中發生的，即商品經營者的隊伍急劇擴張，高比例的老百姓進入到中小經營者的隊伍中來了，而在中小經營者中，很高比例是來自農村流入城市人口中的成功者。在城市小經營者中，來自農村的經營者占據主體，諸如個體工商戶、建材城商販、電子城商販、服裝營銷商販，乃至菜市場商販以及其他各類商販。當然，這里面也同時包括勞動力市場的擴張，雇傭者大多數是中小雇主，而被雇傭者也有很多進入到中產隊伍中來。
本文證明，市場渠道在我國社會結構轉型中是地位上升的最重要渠道，市場給農民提供了地位上升的最大機會，在過去的10年中是我國中產階層增長的主渠道。從發展看，我國產業結構會處于轉型過程之中，制造業比例在下降，第三產業比例在攀升，市場渠道對于社會結構轉型發揮的作用可能會越來越大。
二、怎樣為我國中產社會的形成拓寬渠道
本文探討了進入中產階層的三條主要渠道，那么，從決策角度看，怎樣進一步拓寬老百姓地位上升的渠道呢？
1.怎樣拓寬中產社會的教育渠道？
自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開始實施高校擴招的方針，這本身就是拓寬中產渠道的重要舉措。我國高校錄取大學生的人數，從1998年的108萬，增加到2014年的大約700萬人，增加了5倍以上。招生的人數確實不少了，高校再擴招的能力也十分有限。更何況高校畢業生僅僅是“中產潛在群體”，“中產潛在群體”變為“中產現實群體”需要完成“進入中產職業隊伍”的轉變。所以，關鍵問題是，高校能否培養出職業市場所需要的中產隊伍，以及高校畢業生能否順利進入中產職業。如果畢業生就業困難，則該潛在群體越大、積蓄的社會矛盾越突出。筆者以為，當前應著重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高等教育自身的培養機制問題，即高校培養的學生與職業體系、就業市場對于中產人才的需求不能匹配。近些年來，高校建設的浮夸之風甚重，追求的往往是表面文章，本來是“學院”的設置都改名為“大學”，而大學又一味追求所謂提高層次，攀比和追求更高學位的設置，以為博士點、碩士點設置越多越好，但是，這種空頭高學歷的培養模式與社會職業的實際需求嚴重脫節。當前，科學技術進步日新月異，而高校的專業設置往往跟不上科學技術進步的步伐。我國的專業設置又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體系，由政府定位，高校沒有專業設置的自主權，導致一些專業的設置明顯地不能與社會需求接軌。筆者建議應試驗允許高校根據社會需求自設專業，應鼓勵人才需求方與高校一線教師共同設計社會急需專業。此外，我國高校培養的學生還受到了一系列身份體制的制約，如上文所述的重點大學、普通本科院校、高職、大專等等，這些不同身份體制之間是封閉的，這種特殊的教育身份制度，嚴重阻礙了畢業生向中產職位的自由流動。中央18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試行普通高校、高職院校、成人高校之間學分轉換，拓寬終身學習通道。”這應該是打破教育身份制度的重大舉措。
第二，破除社會體制上的諸多障礙。高校畢業生進入中產的努力也受到其他多種社會體制的限制。近年來，“事業編制”的急劇削減封閉了傳統的中產渠道。體制轉型以前，大學生進入事業編制是進入中產的穩定途徑。體制改革以后，所有傳統的單位，機關、學校、醫院、研究機構、公共部門都大幅度壓縮事業編制，改用勞動合同制。而新的勞動合同制與實現中產地位的各項體制還不能接軌，如不能得到戶籍、專業職稱、住房補貼、單位多項福利等，工資、檔案體系也完全不同，事業編制工資由國家定的工資加單位津貼構成，而合同制工資明顯較低，合同制就業不轉檔案，這也屏蔽了就業者中產晉升的道路。總之，在實踐上合同制幾乎可以視為“臨時工”的代名詞。而此種“臨時工”的特性阻礙了千千萬萬中產隊伍的形成。所謂“北漂”、“蟻族”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大學畢業生、中產潛在群體被屏蔽在中產大門之外的社會現象。更有甚者，很多機關事業單位都采取委托“勞動派遣公司”簽約的方式阻止了長期就業者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這就等于摧毀了中產職位社會地位的穩定特質。對于體力工人來說，合同制確實有助于就業保障，但是，大學生與農民工不同，他們希望通過職業途徑進入中產。而新的就業制度的設計，完全忽視了勞動合同制與中產地位的接軌路徑。
近年來，傳統的能夠吸納中產的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從業人員大大削減，而生長最快、吸納就業者最多的民營、民企，尤其是中小企業又被排斥在與中產社會地位接軌的制度之外。在大城市、特大城市這些中小企業、中小經營單位，沒有戶口指標、沒有建立與官定專業職稱接軌的體制，很難與中國傳統中產的“檔案體系”接軌。所以，大學生如果到這些單位就業，連存放檔案、未來在非戶籍地領取養老金等都會成為難題。總之，到這些單位就業的千千萬萬大學畢業生被屏蔽了中產晉升的渠道。所以，為使得大學畢業生這些“中產潛在群體”真正成為“中產現實群體”我們深化改革的任務十分繁重，戶籍制度、職稱體制、人事檔案制度、養老體制、事業單位制度、新生單位與社會體制的接軌等等，都面臨全方位改革的任務。18屆3中全會決定關于“推進社會事業改革創新”部分和“創新社會治理體制”部分的很多舉措都是朝向這一目標的努力。
第三，推進中小城市中產職位與大學生就業的良性循環。中小城市中產階層的發展是我國能否進入中產社會的關鍵環節。但是，目前，中產職位在不同規模城市之間發展極不平衡，中小城市中產職位比例很低，于是就更缺少中產的就業氛圍，大學生就更不愿意就業于中小城市，由此造成了中小城市中產職位難以發展的惡性循環。中小城市，規模也不算小，人口的聚集效應所能夠創造的中產就業機會也不應該太少，但是，為什么中產就業者比例如此之低呢？這顯然與我國城市之間資源配置的極大的不平衡有直接關系，我國城市的兩極分化十分嚴重，資本過多地在少數特大城市高度集中，與中產職位密切相關的教育、醫療、文化等資源的配置也極不平衡，資源在特大城市的高度密集，已經產生了嚴重的不經濟現象。所以，應改革財稅體制、改革財政撥款體制，使得教育、醫療、文化的發展向中小城市傾斜。縣域經濟的發展、中小城市的發展對于推進中產階層的發展有重大意義。
上文已經分析，有大約1/3的大學畢業生，進入中產職位遇到障礙，比較突出的表現是，那些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往往聚集在大城市打拼，但是，大城市又設置了種種制度障礙，使得他們地位上升的努力受阻。所以，應大力推進中小城市產業結構向現代化轉型，吸引人才流向中小城市，從而實現中產發展的良性循環。
2.怎樣拓寬中產社會的專業技術渠道？
先看看我們與專業技術渠道比較成功的國家的差距，然后再看看可以做哪些改進。法國、德國、瑞典，僅技術人員的比例就占全體勞動者的20%左右，再加上專業人員兩者之和為接近40%，而六普數據顯示我國的專業人員加技術人員之和僅為7.1%，差距十分明顯。
為什么這些國家的技術工人渠道比較暢通呢？筆者以為，這些國家的技術資格認證體制激活了四個積極性，得到了四個方面的積極參與：即行業協會、企業（雇主）、技術工人和政府。而在這種認證中，行業協會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僅以德國為例，德國的職業資格考試、技能等級認定，都是由行業協會完成的，勞動者取得了職業資格的證書，企業才能將其錄用為員工。行業協會與企業是什么關系呢？企業必須加入行業協會，由于行業協會十分熟悉企業技術勞動、技能的細節，其考試的內容更貼近一線的技術操作。行業協會代表了企業主與企業雇員的共同利益，“它所組織的職業培訓與考試以及所頒發的證書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可接受度”。這種證書不但得到德國各企業的公認，而且還得到奧地利、瑞士等國的承認。而行業協會與政府又是什么關系呢？行業協會由政府部門批準和監督，政府頒布關于行業協會、職業教育、技術認證、行業協會與企業關系的各類法規，行業協會依法開展活動。企業舉辦職業教育，必須經過行業協會的審核。行業協會設在各個地區，行業協會下設“職業教育委員會”，委員會由雇主代表、雇員代表和職業教育教師代表組成。行業協會負責勞動者從職業教育到技術水平認定的全部過程。行業協會負責組織眾多的職業資格考試。如：在德國“僅慕尼黑和巴伐利亞工商行會就組織了950個考試委員會”。考試委員會由雇主協會代表、雇員協會代表和教師三方面組成。行業協會也會聯合起來舉辦全國的或地方的統一考試。用這樣的方法，保證了勞動者技能的水平、質量以及技術證書的可信度。所以，行業協會是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重要的橋梁和紐帶。而企業、雇主、行業協會和政府對于職業資格認證的重視，自然極大地激發了勞動者參與考試和技術認證的積極性。
對比上述經驗，我們應在哪些方面改進呢？僅從上文所述的四個積極性看，我國是僅有政府單方面的積極性，而其它三方面明顯不足。我國的職業資格、技術證書，是由國家授予的，由國家制定職業技術技能標準，由政府認定的考核機構鑒定、評價，頒發國家的職業資格證書，并且建立了網絡的真偽查詢。看起來很權威，但問題是國家太大，國家認證與企業和生產一線往往距離太遠，在實踐上反而效果不佳。我國與技術認證相關的勞動者數以億計，完全靠國家機關監管，肯定力不勝負。調研表明，企業、雇主方面也不信任這樣的資格證書，而更相信工人在企業一線的技術表現。既然企業、雇主不重視資格證書，勞動者當然更沒有獲取證書的積極性。根據全國七省市調研數據，我國就業的農民工中，88.94%的人，都沒有國家認可的職業資格證書，這絲毫沒有妨礙他們找工作，而且，職業資格證書與勞動報酬的高低也沒有關系。勞動者的技術水平很大程度上與操作技能、經驗密不可分。僅僅靠書面考試成績，會脫離實際。對比上述職業技術認證成功的國家，我國官辦體制上的再一個缺陷是對一線操作重視不足，這也是導致企業和勞動者缺少參與積極性的重要原因。
我國的最大問題還是行業協會沒有發揮應起的作用。表面上看，我國也有眾多的行業協會，但是官辦色彩太突出，我國的行業協會往往是退下來的老同志組織的，與企業生產脫節，與技術勞動者、一線生產者就更脫離。18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所以，我國的行業協會面臨重大轉制與轉型，轉制轉型的最核心問題就是從官辦的組織向企業、同業勞動者自己的組織轉變。行業協會的最大特點是同行、同業內部的交流平臺，同行業最了解一線技術操作的細節，它所作出的職業資格認證、技術認證最容易得到企業的認可，得到技術勞動者的認可。這樣的行業協會對于產品認證、技術認證才真正能夠起到監督與管理的作用。我們的國家大，需要建設從地方縣市直到全國的眾多層次的行業協會。根據社會學的原理，社會地位的形成，技術壁壘十分重要，而行業協會的技術準入就是最重要的技術壁壘，沒有技術壁壘就無法形成技術工人的中產階層社會地位。
技工、高級技工“缺口”歷來是困擾我國企業運營的一大難題，而另一端是數以億計的勞動者，他們的技術技能得不到認證，所謂“有技術無證書”，所以，應該承認我們的技術認證機制存在嚴重問題。由于現有的職業資格認證體系，得不到企業與廣大技術勞動者的信任，其結果是造成了惡性循環。所以，完善高信度的職業資格技術資格證書制度，以及企業對于職業資格的重視，會實現良性循環，自然會大大激發廣大勞動者提高技能、技術上精益求精、參加技術培訓的積極性。與此同時，還需要改進我國的職業教育體制。我國當前存在的問題是，大多數農村勞動者、農民工，都沒有經過正規的職業培訓，往往直接上崗，這存在很大弊端。筆者在以往的研究中提出農村初中畢業生與職業技術技能教育接軌的思路，而職業技術教育很容易與職業資格證書、職業技術等級接軌。
當然，以上只是提出了技術工人進入中產階層的職業路徑。而技術工人能否進入中產還受到職業以外的其它制度的制約，比如，戶籍制度，很多大城市僅為高學歷者或高級專業人員落戶或積分開拓了渠道，而沒有對于技術工人放開戶籍限制等。所以，技術工人進入中產，還不僅僅是職業認證就可以，還需要其他制度體制的改革來配合。
3.怎樣進一步拓寬中產社會的市場渠道
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我國中產階層擴大的主體，是通過市場渠道完成的，表現為商品銷售、服務銷售、推銷、展銷人員的激增。之所以中產的該群體人數和比例增長最快，與渠道的通暢有直接的關系。因為市場渠道最少身份歧視，人人都可以進入，數據也顯示，原農民身份者進入的數量和比例最高。
最近，中央有兩項重大的政策，預計對于拓寬中產階層的市場渠道會有進一步影響。一條是18屆3中全會決定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盡管有人認為更突出市場的作用會導致社會分化，但是，僅從本文的社會結構變遷數據觀察，突出市場的作用，培育更為公平的市場環境，確實可以讓億萬人民群眾受益。我們可以目睹沒有任何特權的社會群體，農民、農民工、工人，他們最容易參與的就是市場，根據六普數據計算，僅十年間，在市場這個平臺中，通過辛勤努力、操勞奮斗而實現地位上升進入中產的就達到近1億人（根據上述進入營銷隊伍比例計算）。另一條是中央采取了扶植小微企業的舉措，小微企業是普通老百姓辦得起的企業，是以民為本的企業。筆者謹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降低市場準入門檻，讓普通老百姓都有平等的機會進入市場
市場準入本是個經濟學概念，指跨國的市場允許或限制的條件，在本文中不是這個涵義，而是指在我國內部，市場經營對于我國老百姓的開放程度。近日，媒體報道，天津濱海新區行政審批局廢止了過去用于審批的109枚公章，將過去分散在18個不同單位的216項審批合并為一枚公章，在場的李克強總理感嘆說：這公章不知束縛了多少人，“為了蓋這些章，老百姓不知要跑多少腿？” 降低市場門檻的核心是政府簡政放權，簡化市場進入手續。對于無權、無勢、無關系的老百姓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所謂與市場相關的行政審批，就是增加市場進入的控制因素，本來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證市場秩序，但是，多年來的實踐證明，這種控制因素往往成為審批部門謀取部門利益的手段，更有甚者變成了掌握印章者個人謀取私利的手段。審批異化成了侵害老百姓利益的工具，其本質相當于無權無勢的老百姓要向這些部門或個人交好處費，所以這不但無助于市場秩序，反而破壞了市場秩序，其結果是無權無勢的老百姓被排斥在市場經營之外。由此看來，本屆政府所提倡的取消下放行政審批權，意味著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可以更多地進入市場經營，其結果必然帶來中產群體的擴大。
第二，推進小微企業發展是實現中產社會的重要途徑
小微企業是個新概念，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我國經濟運營中涌現出來的最普遍的工商業經營模式。據統計，小微企業占我國企業總數90%以上。按照從業人數，小型企業一般指從業人員100人以下，而微型企業一般指從業人員10人以下，所以，微型企業與個體工商戶是重合的。中國自古是家族宗族社會，家庭參與經營是極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小微企業的生命力與中國強大的家庭經濟潛力是一回事。所以，小微企業意味著家庭為基礎的所有制模式，根據我國臺灣等地經驗，小資本是中產階層孕育的最為主要的土壤。小微企業吸納就業能力強，也是未來大量勞動者就業的最重要場所。
我國傳統體制上的重大缺陷就是資本的壟斷性太強。筆者認為，創造就業機會，是政府和企業最重要的責任。政府機構應該大大鼓勵提供就業崗位和自我就業的企業和個人。
前文已經證明，對于廣大人民群眾而言，通過產業運作、市場經營，而進入到中產階層隊伍中來，是比例最高的渠道。所以，拓寬中小資產者的準入渠道是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
從哪些方面推進小微企業的發展呢？除了上述的降低門檻鼓勵創業、改善小微企業經營環境以外，目前的鼓勵政策主要是兩方面。一個是減稅。稅收的高低對于小微企業影響極大。國家近來出臺一系列政策為小微企業減稅，當然，惠及范圍還是有限，根據中國《小微金融發展報告2014》的數據，雖然有不少參訪企業表示享受到了稅收優惠政策，但是仍有近六成企業沒有享受到稅收優惠政策。另一個是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的經營者大多是小本經營者，資金的支持是最大的問題。從下層上升到中層的核心問題也是資金。小微企業融資難歷來是約束這些企業發展的瓶頸。近來國家規定小企業業務保證金減半，這就等于給小企業的貸款可以增加一倍。當然，銀行往往有自己的考慮，以為貸給小微企業的貸款風險大。其實，根據以開展小微企業為主的民生銀行2014年中期報告數據，小微企業貸款還款率是非常高的，小微貸款不良率非常之低。近來的數據顯示，小微企業（包括個體工商戶）獲得了銀行貸款的比例為46%，還是很大的進步，當然，42.4%的小微企業沒有申請貸款，11.6%申請了貸款但是被拒絕了。 所以，金融支持還需進一步加強。
第三，如何幫助和保護小的工商業經營者的權益。
通過市場途徑進入中產階層有一個發育的過程。對于多數人而言往往是從小的經營者開始，慢慢擴大資本進入到中產階層的。所以，我們的管理者要學會培育、規范、引導小資本經營，而不要忽視小資本，更不要排斥打擊小資本。目前，不少地方政府都熱衷于吸引大資本，一來了大資本就把地圈走，為此對于小資本采取了驅逐、排斥的做法，使小商小販失去謀生手段，阻礙了潛在中產向現實中產隊伍的轉化。我國土地的公有制的原宗旨是為了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但是，在實踐中往往異化為土地主要為大資本、為壟斷資本服務，尤其是土地的大面積規劃和審批往往僅優先為大資本壟斷服務，而小資本的經營得不到保障或往往受到嚴重侵害，甚至隨意受到驅趕。
中華民族久遠的歷史證明，中國普通老百姓非常會做生意的，而且做生意往往是從小買賣開始的，他們有著極大的發展動力。這些小生意經營者是自己在創造就業，在靠自己的勞動謀生。這樣的“就業大軍”養活了不知多少的家庭！這對全社會貢獻極大。所以，應該大力扶持小資本、小經營者，給他們創造寬松的就業謀生環境，而不是一有什么事就打壓他們。在國際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大城市都盡可能給小商小販謀生留下空間，比如有的道路白天用于汽車通行，晚上在規定時間內讓攤販們支起貨攤做生意。所以，我們應該反思自己的城市管理方式。應學會精細化管理，將小的經營者也納入管理范圍，培育小經營者的規范經營，引導他們進入規范體系，而不是采取簡單粗暴圍追堵截的打壓政策。
當然，為維護市場秩序政府監管是必須的，對于違法者必須依法懲罰。但要正向引導扶持培訓，不是簡單驅趕了事。在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眾多城市，由小吃店、小貨攤、小買賣組成的市場非常繁榮，經營秩序井然。如我國臺灣、香港也是這樣，一家一戶小老板、小飯館、小生意，管理十分規范、衛生條件等各方面都很讓人放心。這樣就形成了小資本發展的良性循環，并吸納了大量的就業人口。而我們現在遇到的是惡性循環問題，政府不允許繁華市面的小的經營者，而由于市場需求的存在，結果造成不登記、不注冊的違規經營，政府對于這些非正規經營采取打壓政策，這些經營就更加不規范。必須認識到，小資本、小經營者是我國中產社會的最重要源泉。所以在政策法規上，政府應該多多支持鼓勵自謀生路的就業者。
在關于進入中產的市場途徑方面，還有一點是不可忽視的。筆者歷來認為，定義中產階層應包括三個方面，職業指標、收入指標和教育素質指標。由于收入指標與職業指標有耦合的關系，所以，本文沒有專門論述收入指標。而教育素質指標在前兩種途徑：教育渠道和專業證書認證渠道中已經得到重視，那么，這里存在一個問題，即從市場途徑進入到經營者階層的人群，很大程度上，在教育素質指標上有明顯不足。這也正是市場經營者需要訓練的，培育誠信、培育守法。這需要市場管理者和市場營銷者雙方面共同努力。如上面提到的行業協會培育技術素質一樣，市場營銷者也應通過行業協會培育中產文化。中產階層意味著有比較高的教育和文明素質的階層形成，這恐怕是中國中產社會發展的長期任務。
作為本文結尾，筆者還要強調的是，上述用人口普查數據分析的中產現狀，是從他們調查中從事的職業活動分類的，有些固然是穩定的社會階層，有些則還是不穩定的。比如，通過教育渠道進入中產的，管理者隊伍和專業者隊伍，都是比較穩定的階層。而通過市場進入的雖然人數、比例都很高，但是，其社會地位并不穩定。由于小資本經營者地位不穩定，所以，尤其應在體制制度的建設上，幫助他們實現穩定地位。為他們創造更好的社會環境，而不要讓他們從已經獲得的中產位置，再次落入社會下層。
（本文摘編自李強老師提供的“我國中產社會形成的三條重要渠道”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