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分析，既要重視困難和嚴峻性，又不要過于悲觀，形勢并沒有那么糟。去年年底我在一個會議上講，從我們所經歷過的改革開放以來，至少是80年代末以來的情況看，現在并不是最困難的時候。當前不管是企業面臨的問題，還是宏觀的回旋余地，我個人覺得比1993年、1998年的形勢都還好，不比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更困難，比1993年更好。最困難的時候是1993年的通貨膨脹，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我們又經歷了應對通脹緊縮，所以我們有一次或者幾次應對通貨膨脹的經驗。從目前政府財政政策的回旋余地，以及政府的治理效率來講，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為什么經濟這輪下行會這么久？雖然有周期性、結構性因素，但我個人覺得最主要因素是認識不一致，特別是去年、前年以來對經濟出現的下滑問題，要不要對原來的緊縮政策進行清理，適度放松，實際上看法是很混亂的，所以政府部門也很難決策，說要有定力，實際上是觀望，非常小的微調，但總體還是保持著2009年下半年以后應對4萬億后遺癥的適度雙緊的政策，包括我們的一些措施，當時我還沒有離開宏觀部門，也參與了制定，我覺得主要是這個問題。
      今年年初以來，經濟運行的一些指標進一步惡化超過了我們的預期，所以這時候各部門的意見反而一致了，堅定信心了，現在把穩增長放在第一位。一旦統一了認識，在中國現在的體制和格局下沒有問題，我覺得今年最遲下半年，快的話二季度末就能夠從谷底往上爬了。我認為形勢方面沒必要過于慌張，只要統一了認識，我們的財政政策回旋余地還很大。值得反思的是，今天上午有一些同志的發言，特別是金融部門的發言，我不太同意有些看法。去年很值得反思的，從貨幣政策來講有兩個問題：一是人民幣匯率，實際上去年是貶的，很多企業做了套期，損失很大，所以加劇了企業的困難。二是互聯網金融炒得很熱，我到浙江一些地方去，沒有及時地堅定地推進利率市場化，一些傳統的企業家認為是民間的互聯網金融抬高了利率和融資成本，這兩個問題是金融當局很值得反思的。
      去年上半年，我去新加坡訪問時和淡馬錫負責中國市場投資的高級經理討論過一些問題，實際上國外的金融學家，包括國外的投資者，現在主要是機構投資者，他們看中國就是看幾個主要指標，看分析和數據的結果，他們對中國并沒有到基層進行深入的調研和分析，所以一些重要的指標如果低了或者不好，就會造成國際資本的逆向流動，整個國際資本現在是90多萬億美元，現在我們的管制并沒有那么嚴格，也不可能管制那么嚴格，資金在境內境外的調出調入對一些機構投資者來講是比較容易的事情，我們的一些認識，包括GDP掉到7%以下沒有問題，人民幣應該貶值等等，這些對企業特別是對國外的投資者投資導向造成不好的影響。股市去年下半年升起來了，我覺得總得來看這表明國內外投資者對中國經濟未來看好。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債務問題，地方債的問題也被夸張的說得很嚴重。實際上我們完全有余地解決資產負債表問題，3年前在第二次莫干山會議上，我寫的文章主張進行第二次國民債務大重組，通過新華社內參反映上去之后，中央領導也有批示，包括批給樓繼偉、肖捷等等和徐紹史主任。今年發的置換債1萬億就是實行債務大重組，如果我們早一兩年動手做這個事情，那我們現在經濟結構的調整可能會更加主動有利。但是當時我看到金融口的觀點都主張通過信托或資產證券化的方式搞債務重組，當時如果真的那么做的話會進一步抬高融資成本，幸虧我們沒有采納這個建議，還是采取用財政的辦法，當時我主張用外匯儲備抵押，發行專項財政債券。我們國家發展到現在必須解決金融的期限錯配，找到低成本的融資方式，必須進行扭轉性操作，改變過去的資金融資短期化，我們的建設投資需求多數是長期化的，像大部分基礎設施建設等等。我們要堅定不移的發展完善基礎設施，降低融資成本，這是中國模式成功的最重要經驗之一。剛才講政府動力也好，企業動力也好，到最后還是轉為有效需求。這是我對形勢的一點基本看法和基本判斷。
      從我以前長期參與宏觀經濟政策研究制定的感受看，當前宏觀經濟沒有太大問題，只要我們統一認識，堅定調控，肯定能度過難關。
       第二點，對于下一步的改革走勢，我想強調以下幾點：一是去年講的，還是要堅定不移的把要素價格的改革作為“十二五”期間就應該完成的事情，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剛才講到深圳，我最近剛從深圳回來，深圳已經完全沒有農村人口了，而且深圳的財政很好過，一季度財政增長22%，中國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上海的財政也挺好過，難過的這一輪調整還是中西部，中西部大部分省市，我看了有關調查，中部的經濟和去年同期比只有一個省是上升的，其他八九個省都是下降的，西部好象是兩個省上升，其他六七個都是下降的，東北也是最困難的?，F在實施三大區域戰略：一帶一路、京津冀一體化和長江帶，不要形成對中西部發展的忽視，對中西部困難地區還是要研究一些辦法，特別是在財稅政策改革方面。前些時候要求清理稅費，有些政策出臺可能會影響區域性政策發揮更好的效率。
      二是要堅定不移的放寬市場準入，下放審批權限，或者是解除審批權限，這屆政府在這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做得很好的。比如放寬注冊現在不強調實交資本了，但是強調隨機監管，隨時抽查，工商所也是隨機的，不是這個工商所負責這片企業，哪個工商所查哪個企業也是隨機挑選。政府在監管方面的一些創新，包括金融機構、一行三會都值得借鑒，過去監管者和被監管者往往是貓鼠合謀的關系。
       三是推進混合經濟，這里最難的還是國企改革。最關鍵是看混合經濟怎么搞，最難的還是這個，這是微觀基礎，所有制基礎下一步怎么改革，我也建議體改研究會可以組織專題，好好深入討論怎么搞好混合經濟，這一點社會上的看法也很不一致。
       最后一點建議，要關注研究一些超長期的問題，今天下午聽了在計生委工作過的同志講的看法，我也覺得我們中期計劃做的不錯，每年有個五年規劃，現在在討論編制“十三五”規劃，前不久我們國際交流中心的學術委員會開會，我作為學術委員也講了一個觀點，我覺得過去做得五年規劃主要是一個項目規劃，確定一些大項目，但是對于真正中長期發展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這些規劃的引導性和分析關注得不夠。這幾年我做智庫研究之后接觸國外的智庫很多，國外雖然沒有這樣中長期的規劃，但是智庫做了很多超長期的研究，人口問題、資源問題，甚至對傳染病的問題，醫療健康的趨勢變化，他們做了很多數量分析，這都是關系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很重要的問題。目前的“十三五”規劃討論稿新意不足，或者說基本沒有新意，雖然不說GDP導向，但還是從怎么實現全面翻兩番，GDP指標確定多少，然后去論證研究各方面的問題，所以五年規劃的作用除了對項目一些大的布局有明顯的作用，對其他方面的約束作用也不太明顯，應該和超長性的問題結合起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