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大家都在談論宏觀經濟形勢與逆周期管理問題。貨幣當局也在降準、降息和擴大貨幣投放。從短期看，也許是必要的，因為相機抉擇的宏觀政策通常都是短期政策。但深入分析，我國金融相關度那么高，地方債務那么重，還有影子銀行、債券發行規模擴大等問題，一句話，杠桿率過高，通脹的壓力潛在其中，近期股市逆勢暴漲或是其一個側面的反映；而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傳統產業的產能嚴重過剩，CPI處于“1區間”，PPI數10個月負增長，明顯呈現出通縮的跡象。或者說，宏觀層面的潛在通脹壓力與微觀層面的結構性通縮壓力矛盾地集中在一起，“滯漲”或衰退性通脹的風險是存在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是需要與傳統貨幣政策或宏觀管理政策有所不同的“非常道”措施，實際上是金融深化型改革。其中一是把多層次資本市場尤其是OTC市場發展起來，使千百萬家中小企業乃至一部分公共資產，實現資產資本化、資本證券化、證券市場化，既解決其融資難的問題，也緩解杠桿率過高、流動性過多問題；二是大力發展中小型金融機構，尤其是草根金融，使那些在股市上興風作浪、在傳統產業中惡性競爭、包括那些從事各類炒作甚至撒丫子跑路的各類資本，有序地轉移一部分到中小金融資本形態上來，使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以結構對稱、比例合理的方式實現有機結合。這對保持微觀的發展動力和提高宏觀的管理水平也是重要的。在政策目標上，絕不能為了穩住短期GDP增長一星半點的百分數，規避陣痛、急功近利地采取一些飲鴆止渴的短視政策。具體到時下，就是要在需求中找動力，在供給側促改革，在創新中控風險。時間關系，不展開了。
      下面講講改革走勢。中國的改革從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剛開始的時候在意識形態方面糾纏不休。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進行了體制降級，把過去與意識形態糾結在一起的計劃與市場統統降級為體制工具，講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用這種體制降級的方式來緩解意識形態沖突，使我們取得了改革目標的確立，獲得了近20年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機會。但是，深層次的意識形態和價值信念矛盾并沒有解決。這也是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位偉人之間的差異，是中共非常寶貴但又經常引起爭論的兩份遺產。在這兩份遺產之間，執政團隊甚至主流媒體的任何搖擺乃至傾向性意見，都會引起極為敏感的意識形態之爭。我們顯然不能繼續徘徊或者糾結在體制矛盾、乃至價值信念與意識形態的困境之中，迷戀于傳統主義的歸途或陶醉于虛無主義的迷霧，而是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站在兩位巨人的肩膀上，以兩份政治遺產為基礎，堅定不移地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定不移地推進民主法治建設，以此成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夢想。就具體的改革任務來說，就是要堅持“六個平等”的制度取向，即市場主體平等競爭、公共資源平等使用、城鄉要素平等交換、社會成本平等分擔、公共服務平等享有、社會成員平等保護。其中既包括起點與過程的公平，也包括結果與價值的公平，由此明確改革方向，凝結改革共識，獲得改革動力，推動改革進程，共享改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