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很多情況與1995-2003年非常相似，發電量增長是零或負，那時我們天天講擴大內需，1997年還采取了擴大內需政策，但是經濟怎么刺激都增長不起來。那一輪經濟真正起來是在非典前后，其實1994年是比較高的，1995年還是11%，從1995年開始一直往下滑，一共有8年時間。市場經濟就是有波動，要搞市場經濟就有周期性因素，總有一個調整時期，中國的調整時期往往比較長，因為我們喜歡軟著陸，我們不喜歡說破產就破產，一下跌得很低，跌得很低有好幾個作用，不僅是結構調整、優勝劣汰，一下跌得很低基數就低了，統計上的增速就可以相對高一點。但是我們喜歡軟著陸的方式，很多東西捂著，因此調整時間必然比較長。
      如果按這個來算，先不說其他的因素，我們現在剛走了幾年，前面兩輪過熱，2004—2007年，2009—2010年，2010年開始往下調整，從2011-2014年才走了一半，按照周期性因素來講，我們說6-8年也才過了四五年。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現在面臨的下行壓力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壓力。那時候也有人講中國經濟增速就要下一個臺階了，我們的潛在增長率要討論了，現在的潛在增長率一定不如那時候高，我們的勞動力成本現在畢竟上升了，環境成本壓力加大等等各種因素都有，這些因素導致現在的潛在增長率也許不如那個時候，那時候是8-9%，現在是7-8%，從長遠來講其實潛在增長率是可以的。但現在是很多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兩輪過熱、清理產能是很費周折的，又是軟著陸。我們要有一個6-8年的思想準備，希望不要太長，但是現在顯然還沒有到頭。最好的可能性是2016年我們走完這一輪周期，也許2016年還走不完，2017年還會延續這樣一個低迷的狀態。這是第一個我想講的，現在大家都說中國是結構性的下滑，中國進入低增長區。我們要充分意識到周期性因素，充分意識到過去兩輪過熱產生的產能過剩、債務問題，清理起來的難度。
      第二個因素，政策因素。政府層面我們有導致經濟過長低迷的因素，一個基本的因素就是緊縮政策采取的時間過長、過緊，中國前面兩輪過熱，2009-2010年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刺激政策，中國是第一個退出的，我們是2010年4月份從住房限購政策開始，正式退出了刺激政策。2010年中期開始清查、限制地方融資平臺，2010年下半年開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從緊，正式退出了刺激政策。這一退出到現在已經是4-5年了，可忘了退出緊縮政策，緊縮政策放那兒一下四五年，最近剛剛退出房地產限購，還有一些城市沒有退。還有各種貸款的限制，一系列的緊縮政策，一擱就是四五年，過長過緊，所以第一個要解決這個問題，全面清理已經過時的緊縮政策。不需要再刺激，回歸中性，經濟回歸正常了，政策回歸中性，也不需要更大的刺激，包括政府投資。統計局的人告訴我，去年我們的儲蓄率仍然是48%，這么高的儲蓄率，正常的是應該保持政府的投資在一定程度，我們前一段時間把政府投資壓下來，這就低于了儲蓄率所能支撐的投資，按照需求法計算的48%，這個數字還沒有公布，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我們的政府處理風險不夠積極，比如最近剛剛出臺1萬億的地方債務置換，早就該做，市場上這兩年的風險就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問題。1萬億能夠解決多少問題，是不是繼續加重。從前年開始，其實就可以中央發債，替地方政府發債的辦法進行緩解，老看著風險在那兒遲遲不動，有時候政府很積極，什么都干預，有時候看著風險在那兒不采取措施，看著風險暴露。第三個問題是政府不作為，現在政府不給企業干活了，自己的支出都不支出了，所以政府層面有過低過緊的因素，可能進一步導致緊縮。
      政策上另一個失誤，不是全部因素，但是是一個重要因素。馬駿是研究局的首席經濟學家，央行多少年前就說我們要盯住一攬子貨幣政策，根據市場供求關系來調整，現在怎么一說貨幣升值、貶值就說美元，不是一攬子貨幣，我們應該回到一攬子貨幣。我們對美國人非常好，美國人天天壓我們，別人貶值可以，我們貶值就說你操縱匯率，但是跟他說一攬子匯率，按照這個講我們是過度升值，這是一個重要因素，而且是不可低估的一個重要因素。習主席說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們全球化的程度現在非常高，這個因素不解決，對經濟的壓力非常大。剛才鐘偉說到有些人為了人民幣走出去，不說低好還是高好，但是無論如何，你是一個相對比較低而大家看著將來往上升的貨幣更容易走出去，一個很高，大家看著你往下跌的貨幣一定不容易走出去，大家都是看趨勢的。
      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想強調的是有這些周期性的因素。至于結構性因素，改革等等都很重要，但那是治本的，是涉及到長期的潛在增長率的，我個人認為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不至于那么低，當然不會像以前那么高，我們現在的通貨緊縮還沒有完，全球大宗商品都在降價，這一輪調整可能比上一輪都要深，周期還要長，但我們要看到中國的增長潛力還是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