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的劉尚希對這個世界有過很多疑問：地球會不會爆炸?人類會不會毀滅?世界為什么是普遍聯系的?又是怎么聯系的……他尤其對什么是“規律”著迷。

　　16歲考上大學的劉尚希“陰差陽錯”學了財政專業。對于一個農家子弟來說，對“財政”的全部想象也跳脫不出“會計”這一形象。但學得越久、研究得越深，劉尚希越能感受到財政理論的復雜性、綜合性，以及財政政策與經濟社會發展、與一個國家可持續發展之間關系的不確定性。

　　他一直在尋找種種經濟社會發展及治理問題的解決方案，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那幢灰白的大樓里，他寫下《公共風險論》《大國財政》《中國：城鎮化對政府間財政關系的挑戰》，以及新中國70多年經濟社會發展的起起伏伏。

　　劉尚希的頭銜很多，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專家，還受邀在教育、衛生、環境、商務等多個領域的專家咨詢委員會擔任委員。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研究財政，不是只在財政的一畝三分地轉圈”。

　　劉尚希被稱為“一個公共領域的探索者”。如今，進入人生的第58個年頭，劉尚希還在努力探尋財政之于國家治理的奧秘，希望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抓住些什么。

　　調研糖業時跑了大半個廣西，到田間地頭走訪農戶

　　入選《中國當代經濟科學學者辭典》時，劉尚希25歲，正在攻讀博士。這本辭典是當時權威的經濟學學者名錄，收錄了3309人，介紹了我國成就卓著的經濟學者。

　　那時，劉尚希已在學界嶄露頭角，提出的“分配預期”理念成為學界熱議的一個話題。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特殊時期，我國的不少商品仍存在短缺，劉尚希把目光聚焦在了“分配”上，對改革與發展中的許多令人困惑的問題，作出了新的解釋。

　　一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仍歷久彌新。比如“大家首先要有預期，有明確的預期，人們才會努力生產”。劉尚希研究問題有個習慣，不崇拜權威理論或觀點，只相信從現實出發、深入調研中得出的結論，“墨守成規，不獨立思考，哪來的創新?”

　　20世紀80年代中期，劉尚希在廣西調研糖業時，跑了大半個自治區，鄉干部騎自行車馱著他到田間地頭，走訪農戶，一筆筆記清楚蔗糖生產全流程的成本和收益，探討收益分配是否合理。調研煙、棉花時，他用的也是這樣的“腳下功夫”。

　　這些經歷不但形成了劉尚希的研究方法和風格，也使分配問題成為他長期關注的重點領域。他的博士論文《收入分配循環論》突破了傳統的研究收入分配問題僅僅著眼于收入流量的常規，從流量與存量循環的角度構建了新的理論分析框架。該論文于1995年在第二次全國財政理論研究成果評選中獲得一等獎。

　　曾有人問劉尚希為什么會選擇財政專業?他說，從喜歡琢磨到進入研究，再到后來成為一名研究人員，是自己沒有預料到的，“這也許與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信念有關。”探尋人類生活中不曾觸及的“底片”，成為劉尚希的志向，“志向定，而樂趣生”。

　　做研究要從哲學的角度去思考

　　劉尚希的一大愛好是喜歡琢磨。由于農村條件有限，劉尚希少年時代可讀的書很少，進入大學后，他開始瘋狂讀書，什么類別都讀，尤其是哲學書籍引起了他強烈的興趣。他說，做研究要從哲學的角度去思考。

　　20世紀40年代末，隨著科技的發展，各學科研究領域的分支日益細化，但與此同時，學科之間相互滲透的現象越來越明顯。由此，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三論”產生并逐漸流行。

　　為了了解經濟社會究竟是如何運行的，大學時期，劉尚希癡迷于研究“三論”。讀大三時，他在一家造紙廠實習后撰寫的報告就運用了信息論分析方法，從流動資金運行反映的信息來觀察工廠的整體運營情況。

　　他還是我國最早系統研究財政風險理論的學者，而這是受量子力學的影響。“經典力學是以世界是確定性的認知為前提的，但量子力學告訴我們，世界的本質是不確定的，這就顛覆了傳統的哲學認知”。

　　當時他考慮的是：既然世界是不確定的，那就相當于整個人類都生活在風險中，所謂的公共產品不過是應對公共風險的產物，各種顯性的制度規則和隱性的道德規范也不例外。

　　在20世紀末，一般的看法是，財政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而實行的社會產品分配，不會發生什么風險。而現在，無論是財政風險還是各種公共風險都已成為共識。劉尚希運用這一理論，撰寫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論著、論文、調研報告和政策建議，形成了推動改革及防范重大風險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劉尚希打了一個比方：公共產品像一個瓶子，瓶子里裝了一個魔鬼，這個魔鬼就是公共風險。瓶子完好時，風險被束縛住了，大家對其就視而不見，但瓶子一旦破碎，魔鬼就出來了。

　　這些年，劉尚希注重從不確定性出發研究經濟社會發展問題，對風險的認識也逐漸深化，現在，他已成為我國財政風險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2018年時，他曾提出過一個問題：中國40年財政改革的邏輯本質是什么?

　　他的答案是應對風險。“財政之所以要改革，意味著在那個階段整個社會面臨相應的公共風險。”他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改革實質上都是遵循公共風險變化的邏輯而推進的，其變化的脈絡是從“家貧國窮”的風險到“機會不均”的風險，再到全球公共風險，這也是我國主要公共風險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劉尚希在公開場合頻頻談到“治理風險”的重要性。他說，大國治理需要大國財政思維，大國財政需為有效實現大國治理發揮基礎性作用，并上升到為全球治理發揮世界性作用，成為撬動人類文明進步的有力杠桿，“這是時勢賦予我們的責任”。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驚心動魄的財政史

　　在劉尚希眼里，研究財政是一件極其幸運的事。因為要想了解人類社會演進，如制度變遷、政治嬗變、經濟發展、民主法治等，財政是一個最佳的觀察位置。

　　通過財政，他觀察中央和地方政府間的關系。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如何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備受關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流行的觀點是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相匹配”。

　　2005年，劉尚希到陜西幾個貧困縣調研，當地干部向他訴苦：作為西安的水源地，當地很多工業不能做，財政有困難，財權和事權不匹配。劉尚希問，如果當地所有稅收全留給地方夠不夠，他們說也不夠。“我問他們也是在問自己，那時就意識到對缺乏稅源的欠發達地區，這一原則如同水中望月”。之后，劉尚希提出“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分稅制原則。

　　劉尚希一直覺得，人類的歷史，其實也就是一部驚心動魄的財政史。站在財政這個支點上觀察人類社會，有比其他位置更多的優勢，看得更全面、更清晰、更深入。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劉尚希希望社會能跳出部門思維，真正理解財政的重要性，“財政就像房子的地基一樣，影響的不是國家治理效能大小，而是有和無的問題。社會的很多基礎性問題其實都是財政問題。”

　　他談到城鄉二元制結構的現實，為什么當年要把農民集中在集體經濟里，因為農業要支持工業建設，要積累工業資金;談到共同富裕，為什么要強調國民能力普遍提升，因為要融合效率與公平……“這些歸根結底還是財政的約束性問題”。

　　他想起少年時期看電影的經歷，個子雖小，但在人頭攢動的縫隙中，只要找到一個板凳往上一站，電影畫面就盡收眼底。“我覺得，財政就是觀察人類社會變遷的那條板凳。”劉尚希說，財政的一收一支，都是對社會利益關系的牽扯，也是人類價值觀的映射，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基石。一想到這些，研究財政，就不再是一堆枯燥的數字，而是令人激動地等待揭開的社會奧秘。

　　“但社會的奧秘像是一個頑皮的小孩，總是躲著你。”劉尚希說，正如量子力學所揭示的測不準原理，在由人類活動組成的社會中照樣發揮作用，在不確定的世界無止境地尋求，就像一盤永遠下不完的棋。研究的樂趣，也就在其中。

　　劉尚希一直都在探索、思考財政在促進人類文明發展中的確定性作用，他希望年輕一代能繼續下去，真正在世界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這需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