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2月21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長春市委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不忘改革初心、牢記改革使命——中國改革(2019)年會”在吉林省長春市舉行。本文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家發改委原秘書長韓永文的演講內容。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經濟全球化和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發展趨勢，順應我國現代化建設大勢，不斷提高黨和政府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治理能力和駕馭能力，科學有效地推進更加均衡、更加充分的、更加和諧的、更加科學的高質量發展，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足以說明收入分配制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說明分配制度在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促進社會公平穩定、和諧進步進程中的重要基礎性作用，也進一步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擴大消費，提高消費對經濟穩定發展的支撐力，需要繼續深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壯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提高廣大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國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從分析解決這些問題入手，加快推進、不斷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鞏固、健全、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

　　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從總體上看，當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是：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收入分配差異仍然懸殊，地區間、城鄉間、行業和產業間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沒有收斂;分配不公的問題仍然十分嚴重，過多的尋租投機性收入分配扭曲收入分配關系，影響社會價值取向;分配秩序仍然比較混亂，漏稅、逃稅、避稅問題依然突出。以收入分配差距為例，2003年我國的基尼系數為0.479%，2012年為0.474，2017年間為0.467，盡管差距有所縮小，但縮幅微乎其微，近兩年甚至出現回升。社會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對居民消費傾向形成很大的負面影響。有學者分析，城鎮10%的最低收入家庭，消費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達93.5%，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消費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僅為59.8%。

　　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既是體現我國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優越性，激發社會生產力與時俱進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強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客觀需要;更是落實發展為了人民、滿足人民群眾對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迫切需要。在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應該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系統地梳理分析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領域、收入分配秩序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和原因，系統思考、設計在“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基本經濟制度下，如何使一次分配更有利于調動生產者和勞動者的積極性，構建形成大面積、大規模培育生產、服務一線科技創新者、高技能勞動者和“工匠”隊伍，提供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分配激勵機制;有效解決一次分配“不平衡”的問題，較大幅度提高一線從業人員的收入分配待遇，引導全社會尊重實體經濟勞動、尊重技術創新和愛崗敬業精神;要使一次分配制度更有利于激勵市場生產經營主體在市場公平競爭條件下，通過強化科技產品與服務管理等各種創新，追求效率和效益最大化。要研究如何進一步規范資本、技術等要素合理合法、有序參與利益分配的體制機制，推動資本及資本、技術和技術市場市場更好地服務經濟發展尤其是實體經濟發展;通過建立健全企業內部有效合理合法的資本分配機制，使企業職工將創新和提供優質化的勞動與知識技能貢獻與企業發展、資本收益有機融合;將勞動貢獻與資本收益分配結合起來，更好地調動起企業科技人員、管理人員和一線生產從業人員創新供給能力，創造新的市場供給產品，提供優質服務，推進高質量發展;要研究如何形成更加科學有效的政府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的宏觀機制和精準運作的微觀體系，加快加大推進社會公平建設，實現“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宏觀調節，必須進一步加快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切實提高稅務部門稅收征管的科學水平和制度執行力。”目前，我國的稅收征管體制、機制，遠遠不能適應“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必須按照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堅持多勞多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以及再分配調節機制等部署，加快推進稅收體制機制改革，切實提高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推進社會公平分配的制度執行力和執行制度的科學水平。

　　二

　　“最終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經過近40年高速增長之后，重新進入常規增長時期;隨著較長時期的超常規投資增長和入世后爆發式的出口增長出現趨勢性變化，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結構發生了重大調整，投資需求減弱與外需下滑，使中國經濟回到了以消費增長為主拉動經濟增長的時代。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構成中，最終消費比重曾經有24年占到60%以上，最高的是1983年為66.8%。最終消費的比重從2003年開始下降，2010年降到最低為48.5%，其中居民最終消費比重為35.6%。2011年起，最終消費比重開始緩慢回升，2018年回升到54.3%。但這一比重仍明顯偏低，說明我國消費需求不足仍然是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短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最終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要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要努力滿足最終需求，促進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必須更多地依靠最終消費需求為支撐，使消費成為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當前，制約消費增長的因素還很多，需要從改革制約消費有效增長、釋放消費潛能的體制機制;研究不同收入階層，不同層次消費需求變動規律，培育消費細分市場;整頓、規范影響消費發展的市場環境，調整消費政策，擴大有效的消費供給，引導消費觀念，提升居民消費能力等多角度思考、多渠道入手、多舉措推進。

　　消費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支付能力不足。在我國的最終消費結構中，居民最終消費的比重一直很低。改革開放初期居民最終消費支出比重為49.4%， 2010年降到35.6%，2011年以后開始逐步回升，2018年才回升到39.4%，與發達國家70%左右的比重相差巨大。相比之下，政府的最終消費支出比重則相對較高，由1988年的12.3%上升到2000年的16.6%，盡管近幾年年有所下降，但2018年仍然高達14.9%。政府最終消費比重偏高對居民消費形成了一定的擠出。因此，要進一步規范政府消費支出范圍和政府的消費行為，降低政府最終消費支出比重。要按照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堅決壓縮一般性支出”，減少政府消費支出，騰出更多的財政資金，“做好重點領域保障，支持基層保工資、保運轉、?；久裆?rdquo;，“加快推進養老保險金全國統籌”，“兜住基本生活底線，確保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深化醫療、養老等民生服務領域市場化改革和對內對外開放，增強多層次多樣化供給能力。”

　　三

　　制約消費潛力和消費需求實現更為突出的問題，是房地產價格和房地產市場畸形發展對居民消費產生較大擠出。近十多年來，我國城市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居民收入水平相對于房價水平明顯偏低。國際上一般認為5倍以上的房價收入比就是極度不可承受的。2018年我國50個大中城市的房價卻是居民收入的11.4倍。不斷上漲的過高房價，致使城鎮居民購房支出大幅增加，并拉動購房貸款比重大幅度上升。據統計，在銀行新增貸款中，房地產貸款的比重2014年為28.1%，2016年上升到44.8%。另據統計，2017年我國居民購房貸款余額比2004年增長了13.7倍。購房貸款大幅度增加直接導致居民負債杠桿率上升。用居民部門債務與居民可支配收入進行比較，2017年我國居民負債的杠桿率高達110.9%。如此高昂的購房負擔和債務償還壓力，必然影響市場的即期消費和預期消費。“中國居民部門的債務壓力不斷加重，已經成為制約居民消費增長的重要因素”。要認真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方針，“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全面落實因城施策、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長效管理調控機制。”同時，“要加大城市困難群眾的住房保障工作，加強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大力發展租賃住房”。要采取更加有針對性的有效措施遏制居民部門杠桿率上升勢頭。

　　四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加大。在投資增長不振、進出口增長大幅下滑的情況下，本來需要更穩健的消費增長來支撐經濟增長，但消費增長的勢頭也在放緩，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由3月份的8.7%滑落到10月份的7.2%，環比增長率逐月下降。說明居民收入增長受滯，收入增長預期不看好，居民消費支出邊際能力下降。繼續下去將會拖累明年的經濟增長。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世界經濟持續放緩，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外需進一步減弱也將對我國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壓力。保持明年經濟穩定增長，更應著力于眼光向內，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持續用力，同時也要積極推進需求側結構性改革，形成供給與需求互動，從供給側與需求側兩端發力，激發蟄伏的發展潛力。明年的經濟工作應該在穩定經濟增長中更加重視穩定擴大國內需求，尤其要穩定和擴大居民消費需求，通過深化改革和調整消費政策，穩定市場消費預期、釋放潛在的消費潛力;更加突出穩定和擴大就業，實施更加有力的鼓勵市場主體更多吸納勞動就業的政策，擴大市場就業，各級政府要努力創造和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崗位;抓好重點群體就業工作，改善就業結構，提升就業質量，保證居民收入穩定增加。要結合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積極培育壯大中等收入群體、較大幅度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穩定消費市場預期，增強消費市場發展活力，合理引導長期市場消費增長預期，較大幅度提高居民最終消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和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