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2月21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長春市委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不忘改革初心、牢記改革使命——中國改革(2019)年會”在吉林省長春市舉行。本文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盧中原的演講整理內容。

　　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不僅僅限于我們國內，要把國內和國際的情況綜合起來梳理。

　　一、對國內經濟形勢的梳理：經濟下行中發生靜悄悄的革命性變革

　　國內經濟面臨的最突出挑戰是，經濟下行壓力持續。下行的幅度可能縮小，其背后有中長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但是，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背后的動力基礎、結構基礎、技術支撐和制度支撐已然發生靜悄悄的變革，甚至是革命性的變革。記得在2011年的國務院新聞辦吹風會上，我首先肯定當年的增長速度還會高于9%，但是從中長期來看，下行壓力非常明顯。根本原因在于，決定中長期經濟增長的供給面要素發生了根本變化。像新增勞動力的供給、資本增長、生產效率的提高，前兩項一個負增長，一個增長放慢，這種變化前所未有。全要素生產率雖有提高，但也在大起大落當中逐步放緩。在這種趨勢下，中國經濟下行是必然的?，F在我國經濟仍然處于這樣一個下行過程中。

　　當一個經濟體增長速度放慢的時候，也是其結構調整最劇烈的時候。每當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大家的興奮點往往在怎么樣提高速度上，很少有人把興奮點集中在下決心淘汰早就該淘汰的產能、技術、設備上。當大家的興奮點集中在努力提高增長速度的時候，很容易死灰復燃，故態復萌，我最擔心這個事。

　　在中國經濟增長逐步放慢，經濟下行壓力持續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看到其背后動能、結構、技術支撐，以及制度已靜悄悄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在這個過程中，新動能已產生，并逐步加大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新動能我們通常叫做新經濟。新經濟包括新技術、新的產業結構、新的產業組織形態等。前不久，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新經濟對GDP貢獻為16.2%，超過16%，這是比較客觀的測算。也有一些測算估計，新經濟對GDP的貢獻超過了百分之四五十，但這種測算有太多的重復計算，不準確。我覺得，經濟增長下行壓力持續不可怕，可怕的是觀念、體制和動能依然是舊的，使我們難以認清和應對新的挑戰。東北三省舊動能、傳統動能很多，很多僵尸企業還沒有處理，舊觀念和舊體制的包袱也比較沉重，經濟下行的壓力更大一些。

　　當然，我個人也不完全否認舊動能。上世紀80年代，一個作家寫了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說《沉重的翅膀》，是寫機械工業如何改革、如何擺脫舊體制的束縛，像一只艱難起飛的大鳥。現在舊動能依然是我們沉重的翅膀，但它是翅膀，不是拖后腿的負擔。因此，我們要把新動能和舊動能融合在一起，變成推動增長的融合動能。否則，怎么能把如此完整的工業體系、如此完整的產業鏈變換成中國抗擊世界風險的能力?變成我們戰略縱深的更大回旋余地?新動能現在只占16.2%，如果完全靠新動能，不足以成為主導力量，但它是帶來機遇的重要基礎。

　　我們的經濟已經具有新的結構支撐。投資、消費、出口當中，消費拉動經濟占60%到70%。第三產業在就業人數、增加值占比等方面已成為國民經濟第一大產業，關鍵是已經連續五六年站在第一位置了。在中國第二產業高度發達的基礎上，第三產業發展起來是有足夠的第二產業支撐的，它不是畸形的產業結構。中國三次產業排序已經由“二、三、一”轉到“三、二、一”，完成了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型。這難道不是靜悄悄的革命?

　　中國經濟中低速增長的可持續動力是什么?我覺得一個主要來源是容納就業的渠道更加寬廣、更加深厚、更加持久的第三產業，并且第三產業的技術含量和效率可能遠遠會高于傳統的第二產業?，F在許多運用新技術、推動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拉動經濟的新增長點，恰恰是第三產業。例如與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智能駕駛、智能城市等結合的相關服務業。這些都不是傳統的服務業，而是為推動現代生產、提高生活水平提供服務的新技術、新產業和新業態，是現代生產型和生活型服務業。諸如微商、流量經濟、網紅經濟等，與云計算、大數據、新一代移動通信、互聯網技術融合在一起的傳統零售批發商業的轉型升級，容納了超出以往任何時候的新增就業。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很多地方就業不需要政府撓頭、痛苦，人家自己解決就業，一個網店一分鐘賣1.5萬套化妝品，一個網紅可以賣2.4億只口紅。這在過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在這樣一個靜悄悄的革命性變革中，對未來要有清醒的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預計保持在5%，到2035年我國人均GDP可望達到2萬美元以上，能夠完成十九大提出的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從長中期視野來說，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甚至會加大，但在新的動能、新的結構和技術支撐下，有新的制度紅利，未來中國經濟可以在中低速增長下，提前1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這將是很重要的一個階段性躍遷。

　　短期內，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大是毫無疑問的。11月份，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上升到50.2%，有人樂觀預計明年全年經濟增長會到6%以上。PMI是先行指標，但PMI只是領先兩到三個月，只能預示明年一季度，不能預示明年一年。因此，我們還要繼續觀察PMI的變化?，F在有個好的跡象，裝備制造業、高技術產業、消費品制造業的PMI一直高于50%，高于整個制造業的PMI，這也是轉型升級帶來的新的結構支撐。

　　我再次強調，我們要看到中國經濟在下行中真的是在發生靜悄悄的革命，我們的轉型升級真的是在前進，在為未來高質量、高效率的發展前景提供新的制度支撐、結構支撐和技術支撐。

　　二、國際環境給中國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對于美國發動的貿易戰，盡管已達成第一階段協議，但是不確定因素很多，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將對中國形成沖擊、打壓。在外部環境方面，除了美國的打壓、遏制，還有歐盟帶來的壓力。最近，世界銀行對中國營商環境的評估，由46位上升到31位，比去年提高了15位。這說明中國經濟營商環境得到了極大改善。不過這樣的評估在國際上似乎影響還不太大。這需要我們通過推動改革開放進程，通過推動轉型升級的進程，來理直氣壯地回應他們。

　　黨的十八大、十九大明確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和重點，下一步改革重點是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配置市場化，重點非常明確，由以前商品配置的市場化轉變為要素配置的市場化，由回避、繞過產權制度轉變為明晰和完善產權制度，說明中國改革開放程度越來越深入，制度建設力度越來越大。中國以加強市場化、法治化、制度化建設，加快轉型升級步伐，來主動應對世界變局，這一條內在邏輯越發清晰。

　　應對外部壓力，不意味著簡單被動回應。更重要的是應當根據中國改革開放的內在邏輯、自身轉型升級的需要，主動推進我們往前走。我將美歐對中國的這一輪限制、打壓、遏制的外部環境，叫做“多變趨緊”。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充分的估計。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機遇，要轉“危”為“機”、化“危”為“機”。“危”和“機”不是一件事，不能籠統地說“危中有機”，它打壓你就是“危”，我們化解它才叫做“機”。你不化解它就不能轉為“機”。這其中我們看到什么?美國退出TPP，退出WTO，在全世界“退群”，同時對它的盟友征收高關稅。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要善于從中找到縫隙，主動有所作為。例如，中國應當推動自己的RCEP(區域合作伙伴關系)，推動一對一的雙邊自貿協定、投資協定，搞好周邊區域化或者小多邊協定。我比較贊成“主動出擊”。我們國家在美中貿易戰之前就已公開宣布，中國改革開放的舉措將超出人們的預期，力度比大家預期的還要大。這才是主動有所作為。主動出擊，當然是根據我們自身改革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轉型升級的需要，也應是審時度勢、深思熟慮的結果。

　　外部環境的機遇主要有三：一個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變革相輔相成。當下，“全球化”好像被“逆全球化”沖擊了，但我們仍然要有信心。因為全球化有其自身的推動邏輯，例如新技術革命、產業分工變革、跨國公司推動和全球配置資源等內在動因，全球化仍然需要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與變革，發展中國家借以維護自身權益的呼聲尤為強烈。我們要主動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而不是另起爐灶，推翻現行的世界秩序。我們是現行世界秩序和經貿規則的適應者、應用者、得益者、補充者，還是它的建設者，而不是顛覆者。在外界對你關上一扇門時，會意外地打開一扇窗，這就是機遇，就看中國能不能發現和抓住，能不能把這個窗開得更大。講轉“危”為“機”，是說在這個窗子的縫隙中找到突圍的空間。在外部環境存在很多不利因素的情況下，我們要善于發現“機”。主動出擊突圍，跟互補性強的經濟體簽訂一對一的、區域性的或者小多邊的投資協定和自貿協定，推動投資便利化和貿易自由化。而此類投資協定和自貿協定正是推動全球化的臺階、前提和有機組成部分。

　　第二個機遇是全球經濟重心繼續分化，向東半球以及發展中經濟體轉移。其背后是新一代技術革命推動產業形態重組和地區分工的重新布局。這對我們推進轉型升級，努力使產業分工上升到中高端來說，當然是機遇，無疑要利用好。美國征收高關稅，不光是對我們，對它的盟友那邊關稅也很高。我們可以通過跟發達經濟體簽訂雙邊的、區域性的投資協定和自貿協定，利用新一代技術革命帶來的產業重組、形態重構和重新分工的機遇，實現“不對稱突破”和“變軌趕超”。 “變軌”是主動的，利用技術領域的不對稱突破從而實現超常規發展。此外，發展中經濟體越來越成為新的區域經濟增長級，吸引越來越多的直接投資、貿易和消費，為我們擴大經貿合作打開越來越大的空間。

　　第三個機遇是，國際金融體系出現分化和多元化的趨向?，F在，美元霸權地位沒有被撼動。我們看到，其他國家在這個過程中面臨著美元霸權和經濟霸凌難題。面對美國反全球化、貿易保護、“退群”這樣的舉措，各國也紛紛想辦法。比如互換貨幣、互以對方貨幣結算、去美元化的區域貨幣，還有超主權貨幣，用更多的戰略儲備替代紙質美元，還有數字貨幣、區塊鏈技術等等，帶領去中心化和去美元化。這些做法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從這些內容里邊發現國際金融體系多元化帶來的機遇，從而推動人民幣的區域化乃至國際化。

　　三、我們能做些什么?

　　第一，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供給質量提高為主攻方向。以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龍頭，形成進入國際產業分工中高端的第一梯隊，大力改造提升傳統制造業，形成雄厚的第二梯隊。應當切實保護企業家創新能力和積極性，提升勞動者隊伍的知識、技能水平。

　　第二，從制度創新角度，堅持以要素配置市場化和完善產權制度為重點，推動下一輪的改革深化。最近農村集體建設性土地和商業性用地可以直接進入市場流轉，是土地制度的重大突破，為下一輪要素配置市場化和完善產權制度帶了一個好頭。諸如此類的嘗試，各地可能有比較好的經驗，建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深入調研，發現一些，推廣一些。

　　第三，以“一帶一路”建設為牽引，推動我們的改革開放形成新格局。目前，很多中西部地區和內地都建立了自貿區，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內外呼應，我們要順勢而為，擴大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縱深和回旋余地，增強中國經濟的抗打擊能力、抗風險能力。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提高我們的對外開放水平，提升我們在全球配置資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