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需求側的考量。宏觀經濟學本身研究的就是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從實踐中看，盡管我們強調供給側改革，但由于景氣追求，決策層總是會出臺一系列的需求側管理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所以，今天的選題是《景氣追求與供給側改革》，主要講一講日益增加的經濟景氣壓力、不斷強化的需求刺激政策、需求側管理及現實邊界、供給側改革及其實現條件、兼顧景氣目標的供給側改革等幾個方面的問題。

    近兩個經濟周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出現了減速換擋的趨勢性現象。

圖1：近兩個經濟周期GDP增長速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圖5：非銀行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信貸增速

    談到供給理論，盡管人們可以追索其久遠的歷史淵源，但最為著名的還是薩伊在19世紀    初年提出 “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所謂 “薩伊定理”。后來的著述往往根據生產相對過剩性危機的出現，幾乎全盤否定“薩伊定理”，訴諸于經濟周期的“需求側管理”，其中以凱恩斯學說為濫觴。直至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滯脹”困局的出現、傳統需求管理走入窮途末路之際，人們才重新審視供給理論，形成新的供給學說及相應的政策主張。當時英美等國的政治領袖也將其部分地應用于治理本國的“滯脹”問題。時至今日，對其治理的成敗及供給理論有效與否，仍然評價不一、歧見甚多。

    其實，所謂“薩伊定理”提出時，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還處在繼續對外擴張時期，納入該體系的整體經濟發展尚在短缺時代，第一次產業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其科技成果也在加速外溢，產業成長、城市化過程及相應的企業家創新活動幾乎一路凱歌，那個時代的新供給與新需求近乎孿生共存地結合在一起。無怪乎當時的經濟學大師天真樂觀地奏起“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田園牧歌，并陶醉于“增加供給——擴大就業——提高收入——刺激需求”的所謂“薩伊鏈條”。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當時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現實狀況的歷史寫照。我們不能以“薩伊定理”提出近20年之后才開始出現的生產過剩性經濟危機，以及人們采取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熨平經濟周期，來簡單地度量、直至否定早期供給理論的適用性，或批判、夸大其所謂“庸俗”理論成分。

    因此，以更為宏觀的視野、歷史地看問題，早期供給理論、甚至今天的供給政策的適用性，或者說與經濟景氣兼容的供給側改革，至少必須滿足以下基本條件：（1）經濟短缺及產業、經濟及城市成長期；（2）市場體制發育時期；（3）新型產業成長領域；（4）技術創新外溢產業；（5）收入及需求提升轉型期；（6）市場邊界延展階段。因此，盡管國情世情、發展階段差別很大，包括其現代策論在內的供給學派的理論與政策，往往由于上述條件的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其有效性經常受到學界和社會的質疑甚至否定。反之，如果較多地具備上述條件，并進行供給側改革與制度創新，供給理論則有可能大行其效甚至獲得人們意想不到的效果。

    當今天人們為推進供給側改革，往往開出用途極其龐雜的廣譜藥方，無論其診療前提是否存在或處方配劑有否對癥。盡管供給理論與政策已經被泛化，但歸結起來，在相對成熟的市場體制下，其重點政策選項無外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包括遵循邊際稅率邏輯在內的稅收減負政策；二是包括國有企業私有或民營化在內的管制放松政策；三是包括提高就業及收入彈性在內的福利約束政策；四是包括適應潛在需求和科技進步在內的產業進化與創新激勵政策；五是包括提高競爭能力和綜合國力在內的經濟邊疆延展或市場全球化政策。如果是轉軌制國家，還應當包括從微觀機制到宏觀體制在內的市場體制建設，以及始終與之相伴隨的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過程。其中既有短期政策應對，也有長期制度建設。正是由于我國體制轉軌的歷史特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被人們做出了近乎無所不包的經濟與市場策論解讀，以及發展模式及體制機制改革創新任務。至于在景氣壓力下推進供給側改革，自然還會受到短期需求政策的擾動，如同前面所講的那樣。

    在虛擬經濟層面，首先是要通過完善金融體制，強化信用、風險管理，解決長期存在并反復發生的信貸資產期限錯配，而不是簡單的期限展延、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信用違約問題；深化金融資產的市場配置方式及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矯正金融資產在行業間、體制間以及國際間的長期嚴重錯配；積極發展直接融資、優化企業乃至社會融資結構，循序漸進地推進股權市場化、進而資產證券化，通過市場機制促進杠桿去化；在新金融發展、人民幣國際化背景下，加快優化金融組織結構和業態結構，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市場競爭乃至國際競爭能力；健全資本市場結構，合理布局股權、證券、基金、信投等各級各類資本市場，有效發揮其各自的投融資功能，防止金融資本近水樓臺、自我強化、脫實向虛；金融市場建設要堅持基本品市場優先于衍生品市場、產品市場化優先于資本市場化、實體經濟的證券化優先于虛擬經濟的證券化；適應金融發展多元化、多樣化、綜合化以及國際化趨勢，健全金融風險監管體制，提高風險監管能力與效率。

    在要素配置層面，對人力、土地、科技等可競爭性資源，要以開放準入、平等競爭、優化利用為準則，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對礦藏、網絡、頻譜等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稀缺資源，要以創新營利模式、鼓勵多元參與、激活內在潛力為重點，促進其公平有效利用；對財稅金融、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社會公共資源或產業門類，著力創造各類市場主體平等享有、公平參與條件，通過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決定作用來實現政府的更好作用。

    兼顧景氣目標的供給側改革，決策層面和各級政府做了不少事情，我們不能只講負面因素而不講正面努力。包括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減輕企業稅負、改革投資機制、擴大市場準入、推行PPP模式、開放資本賬戶、金融支持創新、科技體制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政策。

    但是，與經濟景氣目標兼容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論對政府還是對社會來說，都是一個高難度選項。借此機會，從改革理念和實踐操作相結合的層面，提出十個方面的政策建議，以求教于大家。

    第一，短期需求政策要兼容、促進而決不能遲滯或扭曲長期制度建設，結構轉型升級目標應當優先于經濟增長速度目標。

    第二，財政需求管理回歸短期政策屬性，界定財政赤字上限，健全債券發放與約束機制，防止債務過量或助長變相違約。

    第三，貨幣政策回歸逆周期管理屬性，完善貨幣投放量化標準，適應人民幣國際化趨勢，實行幣值穩定相對優先于其他選項的貨幣政策目標，防止短策長用甚至過度使用。

    第四，改革自然壟斷領域和網絡經濟環節的經營體制及營利模式，以社會資本參與等方式降低杠桿率、增強發展能力。

    第五，以股權市場化及資產證券化對沖實體企業以及部分金融企業的高杠桿；以PPP模式及其結構優化對沖各級政府主導的已有及新增建設項目的高杠桿、防止政府信用透支。

    第六，發展和完善各級各類資本市場，優化直接融資及其市場結構，緩解資源、資產錯配矛盾。

    第七，創新成本分擔機制促進要素配置集約化、綠色化及可持續發展。

    第八，適應信息產業融合傳統產業、滲透社會生活，加快構建規則、公平和安全體系，促進產業結構合理，保護個人及社會信息安全。

    第九，推動科技創新與新產業、新動能、綠色化發展，必須均衡提供制度供給，防止成本和風險外溢。

    第十，明確經濟市場化改革和民主法治社會建設目標及推進指標，增強社會的方向感、安全感、認同感及責任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