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深圳與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第四部分。作者張思平系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長。
深圳四十年改革開放中取得的成績是舉世矚目的，也在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立了頭功。但是由于多種原因，深圳在這次偉大的變革中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在當前“五位一體”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也面臨著挑戰，因此客觀總結深圳改革當中存在的不足，既有利于很好的總結經驗教訓，同時更是為了更好的貫徹新時期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改革，使深圳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新的改革新時期再領風騷，再做貢獻。
一、改革缺乏系統性，民主法治、社會文明建設與經濟高速增長不協調
深圳市的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從一開始就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以促進經濟增長為目標，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主線展開的。經過多年的努力，深圳特區在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基本上實現了改革的目標，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在深圳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中，并沒有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隨著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發生的變化，而相應進行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領域系統的改革。雖然在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深圳也深深感到進行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系統改革的必要性，也在某些方面做出過相當大膽的探索和試驗，但總體上講，由于種種原因，經濟體制改革仍然處于孤軍奮戰，單兵突破的格局。與全國一樣，由于改革缺乏系統性而產生的嚴重腐敗、分配收入差距擴大、民主法制不健全、社會文明與經濟發展不匹配等問題，在深圳也同樣不同程度地存在?？陀^說來，深圳近四十年特區改革試驗，并沒有完全達到鄧小平同志曾經提出的，通過改革不僅在經濟上要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更好，在政治上也要比資本主義的民主文明發展得更好的要求。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談話中提出，廣東20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上要搞好，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都要超過他們。深圳作為一個城市，2017年經濟總量基本實現了趕超亞洲四小龍的目標，但在社會文明、社會風氣、社會秩序等方面和新加坡、中國香港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在政治領域改革方面，深圳曾經提出了一些大膽設想和試驗。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特區建設初期，深圳改革開放和城市建設與當時中央到地方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官僚行政體制發生了尖銳的沖突，為特區初期的開荒牛和建設者們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為此有關方面曾經提出過借鑒香港“總督制”的行政管理體制，在堅持黨的領導下，集中權力，提高效率，減少扯皮，加快特區建設，并請內地一批年輕專家學者，對深圳的行政管理體制模式進行了細致的設計，提出了一系列大膽設想，由于后來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這些設想被束之高閣。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為了解決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多次出現的官員腐敗問題，深圳借鑒香港“廉政公署”以及新加坡的經驗，在全國成立了第一個政府監察局，探索行政系統內部決策、執行、監督相分離的體制。雖然深圳監察局在體制上一直延續到2017年國家監察制度重大改革前，并且在政府行政監察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國家和深圳黨政領導體制的影響，深圳監察局并沒有起到類似香港廉政公署的作用，在反腐倡廉、制衡行政權力、消除腐敗等方面的作用有限。2008年深圳也提出了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綱要》（征求意見稿），提出在黨內民主、人大制度、政治協商等方面一系列改革的大膽設想，但《綱要》引起了高層的重視并未正式發布出臺。
鄧小平同志曾經對政治體制改革有著深刻的論述，他認為政治領域改革應該是中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中國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已經邁出了相當大的步伐，并在十三大上出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涉及黨和國家體制，需要自上而下推進，在國家上層有關政治體制沒有相應變革的條件下，在深圳這樣一個副省級城市進行改革試驗，對地方黨委和政府來說，是勉為其難的，即使勉強做一些探索，也經常會付出沉重的代價。同時，政治體制改革既涉及到復雜的意識形態，又涉及重大權力格局的調整，很難在黨內和社會上達成共識，容易引起激烈的爭論，而深圳又是國內外高度關注的地方，其在政治領域的任何改革，都是極為艱難的，可能會帶來極大的政治風險。
在社會主義現代民主制度建設方面，深圳在幾十年的改革實踐中也進行過大量的探索，有的在全國引起過廣泛關注，有的在實踐中產生過較好的效果。但總的說來，由于受制于多種因素，深圳在社會主義現代民主制度建設方面乏善可陳。比如，在基層民主建設方面，20世紀80年代在蛇口工業區內部實行民主選舉、競爭上崗、社會參與、輿論監督，開中國基層民主之先河，并引起了著名的“蛇口風波”。在黨內民主制度改革探索方面，寶安區委進行若干年的黨代表常任制探索，發揮基層黨代表參加黨內決策的積極作用；深圳市委還曾經大膽嘗試過在干部選拔過程中公開招聘、競爭上崗、民主票決的民主競爭選拔機制，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方面，21世紀初以《南方都市報》為代表的媒體，大膽揭露和批評政府有關部門工作中的不足，充分反映市民對政府在民生、社會領域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對改進政府的工作發揮過積極作用。
此外，深圳在加強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政議政方面，也都曾經有過很多積極探索，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果；等等。然而，深圳這些有益的、大膽的探索，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其他種種原因，大都無聲無息，自生自滅，未能很好堅持下來，有的還受到有關方面的責難，從而使得具有很多有利條件的深圳經濟特區，未能在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建設方面發揮應有的先行先試的作用。
在法治社會建設方面，毗鄰深圳經濟特區的香港以及被深圳作為追趕目標的新加坡，都是法治社會程度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在幾十年改革開放過程中，深圳在學習香港、新加坡法治社會方面也作出過不少的努力。比如，深圳是全國最早的具有立法權的特區和城市之一，深圳也曾經提出過“五年”在全國率先建成“法治城市”的口號和目標，深圳也是全國司法改革的試點城市之一，等等。經過這些年的努力，深圳在法治社會、法治政府、司法公正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客觀地講，在法治社會建設方面，深圳大體上與內地各大城市處于同一水平上，并未真正起到示范和帶頭作用，所謂“五年”率先建成“法治城市”的口號和目標早已無人提及，深圳的依法行政、司法公平審判、社會法治環境、市民的法治觀念、個案正義的實現等方面都存在很多問題，社會對司法公正仍有較大不滿，在現實和網絡上因司法不公喊冤叫屈的人不斷出現，嚴重違背司法公平正義的案件不斷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應。
在社會文明建設方面，深圳雖然五次獲得全國文明城市的殊榮，在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培育社會文明風尚方面積極發揮作用。但深圳城市文明的建設主要是體現在環境衛生、城市管理等初級的文明層次，或者體現在官員的政績和城市的榮譽上，而沒有真正體現在市民精神文明的核心內容上，比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的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等重要元素，在深圳的社會文明發展中還是薄弱環節，因此深圳離真正的法治社會文明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綜上所述，由于長期以來改革的系統性不足，使得深圳在經濟發展、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的改革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社會文明的建設，未能大體同步協調發展，成為深圳建設國際化現代化城市的主要短板。這對深圳未來實現國際化、現代化目標將產生深刻的影響，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生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而且也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也有了更高的期待。深圳這些年民營企業家及高收入階層的資產向海外轉移，中等收入以上的市民移民，以及比較富裕階層將子女送到國外讀書等都已經成為較為普遍的現象。
實際上，鄧小平同志所講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不僅僅是經濟體制改革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改善，理應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等全方面的改革，民主、法制、自由、公平都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基本要素，小平同志講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黨的十九大報告，在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的同時，全面部署了新時期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系統性總體改革布局，并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因此，在新時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條件下，深圳需要在繼續堅持經濟體制改革領先全國的同時，加大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領域的系統性改革，使經濟發展與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社會文明協調發展，在中國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偉大征程中再領風騷。
二、民生社會領域的改革滯后，共建共享包容發展的執政理念未能及時轉變
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深圳的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經濟總量已經超過廣州，與香港等量齊觀，昔日的邊陲小鎮已經發展成為2000萬人口的國際化大都市，2017年人均GDP達到2.8萬美元，跨入了世界高收入地區水平。深圳市民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深圳已經率先進入小康社會，應該說深圳市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先受益者，是中國一部分先富起來的最大群體，是深圳經濟特區建設和發展成果的分享者。
但是，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深圳市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社會保障水平和享受公共服務的水平等方面，與深圳當前實際達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還不相適應，與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共同富裕改革開放初心，與習近平同志提出的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比如，深圳市民的收入狀況、生活質量、社會保障程度，與同樣人均GDP的世界發達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水平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長期滯后于經濟發展和政府收入的增長速度，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幾百萬低收入市民的生活還不富裕，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制度體制還存在重大缺陷，“看病難”“看病貴”仍然極大地困擾著深圳人的生活，教育不公平、不均衡仍然比較嚴重，住房保障嚴重缺失，高房價高租金對工薪階層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壓力，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加劇了社會矛盾，影響了社會秩序的有序穩定，造成了經濟發展與人民的更好生活需要之間的失衡。
深圳經濟社會方面存在的上述問題，有些是受經濟發展階段和水平制約而難以完全克服的，有些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難以完全避免的，但最重要的是民生社會領域的各項改革長期滯后必然帶來的后果，包括公共財政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體制改革等方面的改革，由于種種原因，社會領域的這些重要改革有些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有些改革持續多年而長期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如教育、衛生體制改革；有些改革在改革過程中出現過反復和重大失誤，如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有些改革從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而沒有啟動，如分配制度改革；有些改革受現有既得利益群體的影響，長期難以有明顯進展，如戶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體制改革；等等。
應該承認，社會領域的改革涉及廣大市民的切身利益和現有利益格局的調整，難度大，見效慢，但是長期以來，政府的職能轉變、執政理念未能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的需要而及時的調整。深圳政府職能轉變已經講了多年，但總體上仍然沒有擺脫以經濟增長為目標，以GDP為中心的傳統執政理念，政府領導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是確保經濟增長，擴大投資規模，追求城市形象和追求政府政績；政府部門仍然迷戀于行政審批權力，自我設立了分錢分資源的各類大量審批項目，而市民最關心、反映最強烈的民生問題、公共服務問題、公平正義問題、分配共享問題等本來應該由政府做的事，卻沒有得到認真解決。因此，如果政府的執政理念、職能轉變沒有解決，民生社會領域的改革很難有所突破，公平共享、共同富裕的深圳乃至中國改革開放的初心就很難真正落實。
實際上，解決好民生社會問題，實現共建共享，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社會主義制度本質要求，才是判斷深圳改革開放成敗的最終標準。小平同志講，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薄耙徊糠值貐^、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同時，共建共享也是習近平同志執政理念的集中體現，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笔糯髨蟾嬷兄赋觯骸氨仨毷冀K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span>
因此，在未來貫徹落實中央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改革中，深圳應該下大氣力補幾十年來改革開放的短板，把民生社會領域的改革作為重點，把共建共享作為深圳未來改革的新方向新坐標，圍繞市民在民生社會、公平共享等方面最關心、最期待、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在教育、民生、分配、戶籍、住房、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公共財政等方面大膽改革，力爭突破，為解決好民生社會問題，實現公平共享提供重要的體制保障。
加快民生社會領域的改革，不僅對深圳的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促進全國的全面深化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影響。當前全面深化改革進入了攻堅期，幾十年改革開放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社會嚴重不公，公共服務不足，腐敗嚴重，社會發展不平衡等問題，面臨著眾多的社會矛盾和“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這些問題和風險也引起了相當一部分人對鄧小平同志改革開放偉大決策的質疑，甚至少數人還企圖全面否定改革開放，重回“文化大革命”的貧困的平均主義的老路上去，使社會普遍缺乏改革共識。深圳如果能通過民生社會領域的改革，較好地解決貧富差距、社會不公、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問題，實現公平共享、共同富裕的目標，使深圳成為全國率先實現公平共享、包容發展的一面旗幟，將使深圳在全國全面深化改革新時期，為國家的改革探索出更多的改革經驗，提供更好的示范，為促進全國的改革作出更大的貢獻。
三、改革過程中的艱難探索和出現的曲折，為深圳的建設和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
鄧小平同志開拓的改革開放是我國歷史上的偉大創舉，深圳經濟特區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場，在幾十年艱苦探索和實踐中既充滿著取得偉大成就的喜悅，又蘊藏著歷經曲折的艱辛；既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全方位的成功的經驗，也在探索過程中存在著不足、失誤，而這些不足和失誤又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不少借鑒。因此，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回顧深圳改革開放歷史過程中，既要充分肯定成功的經驗，也應該實事求是地反思總結艱難探索中存在的不足和遺憾。從一定意義上講，深圳在改革開放艱難探索中的不足、曲折和失敗，也是深圳乃至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在長達近四十年的探索中，深圳在改革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困難，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改革探索中，由于實踐經驗不足，出現嚴重失誤，從而給深圳的改革開放帶來不利影響。最為典型的是1992年8月10日股票認購風波，1992年中國證券市場剛剛起步，上市公司數量有限，新股發行處于探索階段。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談話后，股市開始轉暖，由于一級市場新股發行數量較少，二級市場股票價格攀升，這就意味著投資者只要在一級市場買到股票，在二級市場賣出就能獲得相當可觀的回報。
在當時全國新股采取定價發行，新股發行價格大幅低于市場價格的大背景下，由于缺乏新股定價發行的條件和經驗，以及對新股認購發行形勢判斷不足，深圳市1992年8月10日采取了“新股認購抽簽表”的發行方式，即股民通過購買新股抽簽表，可以獲得申請新股的權利。由于新股發行價格大大低于市場價格，新股需求大大超過供給，刺激了投資者踴躍認購，吸引了全國百萬人涌入深圳排隊搶購，造成了新股認購過程中秩序大亂，發生了深圳歷史上最嚴重的重大社會穩定事件?！??10事件”的發生，不僅對深圳的社會秩序、社會穩定帶來了重大風險，而且也對深圳乃至全國的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產生了長遠不利影響，應該是深圳改革開放歷史上一次沉重的教訓。
二是一些重要的改革出現了顛覆性的錯誤，對深圳的改革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產生了深遠的消極影響。較為典型的是深圳住房制度改革出現的反復。深圳作為市場經濟的改革試驗區，也是住房制度改革的先行試驗場，早在1988年深圳就借鑒新加坡“居者有其屋”和香港建立不同層次的住房保障體系的經驗，出臺了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建立社會保障和市場商品房“雙軌”，以及福利房、微利房、商品房“三類”的住房供應體系，由政府負責建福利房，企業建微利房，開發商建商品房。
在2000年前建成了27萬套包括福利房和微利房在內的政策性住房，大體上滿足了機關干部、企業員工、困難群眾等不同層次的多元化需求，商品房的價格也基本上保持穩定。
但是自從2000年前后，受國家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地方經濟增長、財政收入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對深圳已經實行多年的住房制度改革進行了重大調整，基本取消了福利房、微利房的政策，政府停止了福利房的建設，禁止企業自建微利房，甚至企業利用自有土地興建職工宿舍都被嚴格控制，把社會所有階層的住房需求都推向市場商品房。住房制度改革的重大調整，使得商品房價格的漲，從2005到2015年，10年間深圳房價整體上漲了7倍左右。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報告數據，2016年上半年深圳以38.6的房價收入比，列為全球大城市第一，成為全球“最難買得起樓”的城市。
以住房制度重大調整為主要原因的深圳奇高房價，固然能夠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促進經濟增長，使部分家庭財產性收入增加，以及在促進城市更新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對深圳經濟和社會造成的傷害卻是多方面的、長久的和巨大的。高房價提高了營商成本，給深圳的制造業、物流業帶來極大的擠出效應，大量制造業企業外遷成為現實，增加了深圳產業空心化的風險；高房價大大提高了深圳的物價水平，給中低收入群眾的正常生活帶來極大的壓力；高房價降低了深圳對各類人才的吸引力，使青年人失去了奮斗的希望；高房價加大了收入差距，成為拉開不同群體財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對深圳建立公平共享、和諧社會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由于住房制度改革的重大調整和失誤，到2015年深圳享受不同類型保障房的群體僅為126萬人，與同年常住人口1137.89萬人相比，住房保障率僅僅達到11%，即使加上領取人才安居補貼、機關單位住房貨幣補貼的群體，深圳市的住房保障率也只有15%左右，而新加坡的住房保障率為82%，香港有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不同類型的保障住房體系之中。從深圳住房制度改革的經驗教訓來看，一項重大的改革發生顛覆性失誤，對經濟、社會帶來的影響是多么巨大。
三是一些涉及重要利益格局調整的重要改革未能突破，使一些突出的社會矛盾和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在這類改革中，戶籍改革表現得最為突出。戶籍管理制度是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產物，雖然在歷史和現實上，戶籍管理對社會治安管理、基層管理發揮了一些作用，但總的說來，戶籍制度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平，加大了社會分配差距，割裂了社會各個階層，帶來了相當多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是一項與現代文明社會發展方向相背離的管理制度，中央和國務院對戶籍改革一直高度重視。由于戶籍管理制度是國家統一的社會管理制度，在全國未取消戶籍管理以前，深圳單獨取消戶籍管理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作為改革試驗區和經濟最發達的非戶籍人口占絕對比重的深圳市，應該加大戶籍改革的力度，包括擴大戶籍人口的規模和比例，對非戶籍常住人口實現公共服務公平性和均等化，在社會公共政策和管理領域，逐步取消對非戶籍常住人口的不公平的歧視政策等等，為國家深化戶籍改革并最終取消戶籍制度進行探索提供經驗。
戶籍制度改革在深圳提出了很多年，市政府在某些方面對非戶籍常住人口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務也作過一些調整，戶籍人口的數量也有部分的增加。但總的說來，由于受執政理念、發展模式、既得利益群眾的阻撓以及政府機關官僚主義的影響，深圳戶籍制度改革長期難以推動，更談不上有突破性進展。到2015年深圳戶籍人口僅占常住人口31%，占實際管理人口的17.7%，在深圳有800萬左右的非戶籍常住人口，他們在深圳有穩定和相對穩定的工作和住所，是深圳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繁榮穩定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深圳經濟增長和建設發展的重要貢獻者。然而這800萬非戶籍常住人口，與深圳戶籍人口相比，在養老、醫療、失業、住房等方面得不到應有的公平社會保障，不能夠公平地享受政府應當提供的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他們基本上被隔離在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社會安全網之外。他們幾乎被排斥在參政議政、城市管理、社會管理、基層管理之外，無權參加基層的人大代表的選舉和被選舉，沒有資格參加政府公務員招收的考試，甚至沒有資格成為教育、衛生等事業單位中有正式編制的員工，只能成為“同工不同酬”的編外人員；他們不僅不能成為城市管理、社會管理的主人，實際上成為城市管理、社會管理體系中被管理甚至被管制的主要對象。
綜上所述，戶籍改革的長期滯后是深圳實現鄧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改革開放偉大理想，建設公平正義、共建共享現代文明社會的最重要的體制性障礙之一。自從21世紀初以來，深圳市民對戶籍制度改革的呼聲日益增強，中央對戶籍改革的要求也不斷加強，深圳有關部門也多次提出了以擴大戶籍人口比例、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內容的改革建議方案，但由于受地方政府自身利益的保護、政府有關方面的官僚主義以及戶籍利益群體的阻撓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深圳戶籍改革的方案始終未能正式出臺，更談不上取得突破。因此戶籍改革應該是深圳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重大缺陷，是深圳改革史上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四是一些重要的改革在實踐中走過彎路，付出的代價使深圳經濟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在這方面，深圳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布局調整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改革案例。深圳多年來在國有企業改革總體上講是比較成功的，20世紀在探索三個層次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方面為全國的改革提供了很多經驗，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也走過彎路，出現了一些教訓。
深圳特區建設之初是一個邊陲小鎮，國家幾乎沒有投資，基本上沒有多少國有企業。隨著20世紀80年代特區全面建設和各項改革的不斷深入，一方面原來一批政府行業管理部門轉為行政性公司，利用特區的政策和市場機制，得到較快發展，形成一批從事工業、商貿、旅游、物資、糧食等有一定實力的專業化公司；另一方面，根據特區建設的需要，政府也投資組建一批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沒有多少資本金，主要靠銀行貸款而得到迅速發展。應該說，深圳市屬國有企業為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深圳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這個過程中，深圳在推進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加強國有資產管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和肯定。
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迅速發展，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國有企業本身的體制機制不能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在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不具備優勢，國有企業經營面臨著很多困難，有相當多的企業難以為繼。為此，中央提出了“抓大放小”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戰略方針，以提高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深圳對國有企業發展的規律認識不足，認為國有企業只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都是可以搞好的，從而對中央提出的“抓大放小”國有企業布局調整，有進有退認識不足，動作遲緩，措施不力，反而在競爭激烈的領域和行業，深圳提出了國有企業做強做大的一系列目標。比如在工業領域的建材、石化、輕工、電子等領域提出建成若干個超百億集團，在物資、外貿、商貿、旅游、飲食服務等領域組成大型綜合商社，在建筑行業、房地產行業要推進“組龍工程”等，并動員大量的資金、土地等行政資源，用行政手段給予大力支持。
隨著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國內多種所有制企業的激烈競爭，除極個別企業外，絕大多數競爭領域的工業、商貿、流通等行業的國有企業難以生存，不少企業還不起銀行債務，發不了員工工資，資不抵債，為國有企業和深圳經濟的發展帶來沉重的包袱，給社會穩定帶來極大的壓力，使深圳政府和金融機構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在21世紀初，深圳根據中央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方針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布局調整和結構優化，對處于競爭性領域的工業、商貿、建筑、服務業等行業中的大量劣勢企業，通過員工持股的產權改革轉變成混合所有制企業，剩下的少數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保障城市安全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領域。應該說，深圳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過程中的教訓也是深刻的。
四、改革創新精神不斷弱化，在改革開放新時代中面臨嚴峻挑戰
深圳因改革而生，因創新而強，以先行先試為己任，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幾十年來，一方面深圳敢闖敢試的改革創新精神代代相傳，深圳先行先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紅利一直在支撐著深圳的經濟持續發展，深圳在經濟、社會等領域的改革也不斷在完善和深化。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進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歷史時期，中央成立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組長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幾年來黨中央和國務院有關方面推出了1300多項各個領域的改革舉措，其力度之大、范圍之廣前所未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歷史時期，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和改革開放的試驗場，應該進一步發揚敢闖敢試的特區精神，發揮改革開放的體制機制優勢，為全國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更多的經驗，作出更大的貢獻。然而，在近幾年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中，深圳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重要領域關鍵環節上的重大改革突破并不多見，為全國提供的重要的改革經驗乏善可陳，深圳在改革開放中出現了新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不作為現象，從而使深圳改革開放和體制領先的優勢逐步消失，深圳在全國改革開放大格局的作用和地位在逐步弱化。
與全國各地相同，深圳這幾年在改革中出現的新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主要表現在，改革的目標、口號、措施“虛多實少”，真正有突破意義的改革并不多，所謂改革舉措大多數屬于正常工作的完善和日常工作的改進。對上級部署的各項改革的文件、方案、舉措，大多數采取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使各項改革并沒有真正落實或者沒有完全落實。各級政府缺乏創造性的改革，針對本地實際情況和自身存在的問題進行的重大改革舉措不多，使積累多年的問題不能從體制機制上得到有效解決，甚至在個別領域，改革發生反復的現象，等等。
深圳這些年在改革工作中存在的這些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與改革大環境有關，近些年的全面深化改革，在策略和方式上，主要是以頂層設計自上而下依靠行政手段強力推進為主，客觀上給地方根據本地實際進行自主改革的空間比較??；地方上的一些改革往往受制于國家有關部門的有關規定，需要得到上級的批準；上級部署的大量的改革舉措超越了地方的實際能力，又給地方施加較大的行政壓力，迫使地方以形式主義對待上級部署的改革舉措；等等。二是有歷史的原因。四十年來，在改革過程中已經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利益群體和利益格局，受到利益驅動，多元化的利益群體對很多改革難以形成共識，而每項改革都必然涉及對現有利益格局的調整，使得打破現有利益格局的改革難度加大，也使推進改革的部門和人員望而生畏。三是與當前領導干部從政環境的變化有關。這些年來隨著黨風廉政建設的不斷深化，對各級干部問責日益強化，而改革又是一件容易得罪人、風險大的事情。面對著復雜的改革局面，一些干部在改革問題不想改、不敢改、怕惹麻煩、怕出事，普遍存在“只求不出事，寧愿不干事”，遇到矛盾繞著走，做“太平官”。四是與領導干部的經歷和精神狀態有關。幾十年的改革開放，領導干部已經經歷幾代人了，“盛不過三代”的規律在改革開放事業也不同程度地出現，現在的年輕干部，未經歷過20世紀80年代火紅的改革年代，也沒有經歷過艱苦創業的磨練，其改革創新的精神狀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改革的緊迫感、危機感不強，等等。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個城市、一個地區先行，并不能保證會自然永遠先行。深圳如果不能保持敢闖敢試的改革創新精神，不能在改革開放中繼續大膽實踐，深圳幾十年形成的改革開放的體制優勢也不會自然而然永遠保持下去，體制改革的制度紅利也會隨著全國改革開放大格局的變化而逐步消失。在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習近平同志在海南建省30周年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對新時代的改革開放作出了新的部署，對經濟特區提出了改革開放新的目標和要求，并將海南作為未來改革開放的先行試驗區，將海南建成全國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港。在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格局中，不進則退，小進也是退。作為曾經是中國改革開放最成功的特區和先行城市，深圳是在中國改革開放新時代再創佳績、再領風騷，還是滿足于過去的成績，停止不前，使深圳在改革開放新時代中逐步失去昔日的風采，逐步演變成一般化的城市，這是擺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和2000萬深圳人民面前的歷史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