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化解分配失衡須深化體制改革
王小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博士?，F任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王小魯曾先后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未定稿》編輯部編輯(1978-1985)，《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雜志主編(1985-1989)，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發展研究室主任(1985-1989)，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1998-2009)，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理事(1998-2009)。1989-1997年，王小魯作為訪問學者，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
主要研究領域：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收入分配、市場化改革等。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七十余篇。并于1984年和2005年兩次獲孫冶方經濟學論文獎，博士論文獲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杰出博士論文獎。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 長安講壇第182期日前在北京召開。論壇成員、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發表了題為“我國收入分配問題的現狀、趨勢與出路”的主題演講。在演講中，王小魯以國際視角分析了我國的收入差距，介紹了我國改革期間的收入分配變動趨勢，探討了我國收入的實際差距，提出了糾正分配失衡的方案。最后他表示，我國目前在收入分配上的種種問題，其實都是體制方面的問題，這些體制方面的改革要一步一步做，方向必須是提高政府的透明度、社會的監督和參與、改善政府行為，而且要逐步地擴大民主化的進程。只有這樣，才能徹底地解決我國收入分配失衡問題。
分配失衡曾是各國難題
“我們現在面臨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發達國家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遇到的老問題，并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蓖跣◆斦f，收入差距過大，在早期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并產生了很多尖銳的社會矛盾，而且由于收入分配失衡，也出現了諸如消費需求不足、生產過剩等社會問題，由此也導致很嚴重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這種情況一直到20世紀后，隨著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明顯縮小才逐步得到改變。
馬克思在1867和1894年的《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出版時，提出一個論點，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使得勞動者的報酬被壓低，導致了兩極分化，導致了貧困化，從而導致了大眾需求的不足。他認為這是導致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基本原因。他認為，收入分配問題是伴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而與生俱來的。
到了上世紀30年代，凱恩斯提出了關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他主要強調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在于投資小于儲蓄。因此當投資等于儲蓄的時候，整個社會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凱恩斯據此認為，政府可以采取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擴大投資，刺激投資擴展，通過這種方式來提高有效需求。事實證明，在解決經濟危機方面，凱恩斯這一套理論可以起到很明顯的正面積極作用。但是從長期來看，凱恩斯主義的這套制度常常導致滯脹，因為過分依賴擴張性政策，并沒有解決根本性的收入分配問題。
上世紀50年代，庫茲涅茨提出倒U型曲線理論。通過對幾個發達國家的發展過程的研究，庫茲涅茨發現這些國家的收入差距都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經歷了先擴大后縮小這樣一個趨勢。王小魯稱，現在有一些經濟學家錯誤地解釋說，因為存在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就意味著收入差距必然要有擴大的階段，隨后差距會自動地逐漸縮小“實際上這并不是庫茲涅茨原來的意思。如果看看庫茲涅茨的原文，庫茲涅茨并不認為，收入差距可以無條件地自動收縮?！?/span>
王小魯表示，這些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縮小，取決于一些客觀條件，包括涉及的勞動力轉移、城市化、人口增長模式、政府政策，特別是政府采取的所得稅和遺產稅：所得稅有利于轉移支付和縮小差距，遺產稅也有這樣的作用。另外庫茲涅茨還提到民主化的政治體制改革，認為很多國家在早期政治制度處在專制的狀態下，政權常常有掠奪社會的傾向，它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原因。而這些國家的民主化改革都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因此王小魯表示，聽任收入差距擴大的那種完全的自由市場的觀點是危險的。
進入20世紀后，發達國家采取了很多改善收入差距的措施。比如上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就實行了很多諸如擴大公共投資、擴大就業、擴大公共支付之類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同時羅斯福在新政期間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通過了公平勞動法，完善了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開征了累積所得稅和遺產稅等等。這樣的措施減少了美國收入差距。這些制度上的變革，歐洲國家在20世紀也或多或少地實行過“所以，整個20世紀期間，大部分歐美國家都逐步建立了公共福利、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體系，改善了收入分配，減少了經濟和社會的不穩定因素?！蓖跣◆斦f。
改革30年分配失衡更加明顯
改革前后，我國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計劃經濟時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是相當均等的，但是城鄉之間差距比較大，各地農村之間差距也比較大。改革初期出現過一個比較短的時期，因為農村改革先行，所以農村收入迅速提高，城鄉之間的差距得以縮小。但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人均收入的差距迅速擴大，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基尼系數超過了0.4這個國際警戒線。而基尼系數如果過大，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從1978年到最近，基尼系數除了80年代前期是下降的，以后一直是持續上升。到了2006年，大概是在0.47左右。其實這個基尼系數還是根據官方的居民收入統計來計算的。但是官方居民收入統計，實際上是低估了收入差距的?！蓖跣◆斦f。
王小魯表示，對于中國而言，影響收入分配的因素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城鄉差距，地區間差距，居民階層間差距。首先，城鄉差距的根源來自計劃經濟制度下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伴L期以來，城鎮居民收入比農村收入要高很多，1978年的時候，兩者是2.6倍，但是到2009年是3.3倍，城鄉之間的差距在這個期間是上升趨勢。最近三四年，一直保持在3.3倍左右?！彼f。
對于地區之間的差距，王小魯稱，這是由長期的地區間發展不平衡造成的“用人均G D P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貴州來比較，人均G D P差距在1978年是14倍，2009年有所縮小，是7.6倍。但是上海和貴州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差距都在縮小?！苯鼛啄暧捎谥醒雽嵭辛艘恍┲T如西部大開發、東北地區振興這樣的地區性戰略，給了欠發達地區較多的優惠政策。這些政策都有助于縮小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并且其效果在近幾年有所表現，但并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趨勢。
第三個是居民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對此，王小魯進行了一個數據對比：把城鎮居民家庭按10%進行分組，那么最高的10%家庭和最低的10%家庭之間，依據統計局提供的數據，大致在1995年的時候人均收入相差6倍，2009年擴大到9倍。把全國居民按10%進行分組，大致可以推算，最高的10%家庭和最低的10%家庭在1995年間的收入差距是13倍左右，到了2009年擴大到23倍“這足以說明我國居民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十分明顯?！?/span>
王小魯同時指出，從統計局提供的數據上看，在1995年到2009年這15年間，我國的勞動報酬占G D P的比重在很長時間里也是持續下降的“這些都是從統計局提供的數據得出的結論。實際上，我國的收入差距可能還要更大。”
收入差距仍被低估
王小魯估算，2008年中國居民“隱性收入”高達9 .3萬億元，其中“灰色收入”達5.4萬億元。2010年8月24日、25日，針對王小魯的這一估算結果，國家統計局網站相繼以個人名義發表文章對此提出質疑。對于這些質疑，王小魯表示，由于統計局官方抽樣調查時，接受調查者不愿上報真實的收入，很多高收入者也不能夠納入統計范圍，所以統計局統計結果往往只包括工資性收入，而灰色收入的確存在。
王小魯表示，他的調查借鑒了社會學調查方法，還采取了若干輔助措施保證調查數據的真實性。
國家統計局所做的入戶調查，在城市和農村各有6萬多戶的樣本戶。這個樣本是根據統計調查要求的隨機抽樣的方法形成的。但是在這中間發生了兩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一個問題是納入樣本的居民收入水平為自報，這中間就發生了報告收入不真實的情況，有很多居民沒有真實地報告自己的收入，特別是工資以外的收入。再一個問題是遺漏高收入樣本，因為調查遵循自愿原則，高收入人群更多地傾向拒絕調查。
為了避免上述兩個問題，王小魯所做的調查采取了一個不常用的抽樣方法。他借鑒社會學的抽樣方法，通過社會關系取得真實數據。王小魯說，這種非隨機抽樣得來的數據，并不能直接拿來推算整體的收入分布，但是卻可以拿來分析不同變量間的相對關系。比如可以通過這些數據，分析收入水平與恩格爾系數之間的關系。
王小魯在該研究里對恩格爾系數和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模擬，然后按國家統計局的分法將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分成了七組：最低收入、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和最高收入。接著王小魯對這七組的居民收入進行重新推算，結果發現低收入居民推算結果和統計數據差不多，中等收入居民推算結果略高于統計數據，差距最大的是最高收入這一組。這一組按統計數據，人均收入是43000元，但推算結果卻是139000元，是統計局數據的3.2倍。王小魯表示，這個差距就來自隱性收入，有相當大一部分收入是沒有反映在國家統計局的收入統計中的，全國沒有計入居民收入統計的隱性收入合計有93100億。
國家統計局還有一個數據是來自資金流向表。王小魯表示，如果用他推算的收入和資金流向表的數據相比，高了54000億，這個54000億即為當年全國的灰色收入總和，“經濟普查是一個全面的普查，而這個信息主要是通過企業，而不是通過居民個人自報得到的。如果在經濟普查中都沒有辦法查到這么一部分居民收入，那么可以認為，它就是灰色收入?！彼f。
嚴重失衡有礙社會穩定
王小魯表示，如今我國存在著大量的灰色收入，說明我國收入制度不光在收入分配方面制度不健全，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問題。對一些收入缺乏規范、界定不清，對非法收入缺乏有效的監察和防范，財稅體制存在很多漏洞和不合理，這些都導致了收入分配的扭曲。
王小魯對于灰色收入產生的原因從幾個方面進行了分析。他提及的第一個方面是公共資金的流失。為此他舉了幾個例子：國家審計署2006年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做的審計，7700多億的轉移支付中間，有56%沒有納入地方財政預算。這筆資金到了地方以后不進財政，這必然導致一系列的資金違規使用和流失。
第二個例子是2010年國家審計署對12個市的土地出讓進行的審計，發現有11個市存在土地出讓違規現象，涉及的金額高達幾百億，說明土地出讓金的管理嚴重不善。現在土地出讓金成了各級地方政府重大的收入來源，有人推算2009年總額150000億，這么大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常常是可以不納入財政預算管理的。所以就導致了非常不規范的公共資金的使用。
王小魯提及的第二個方面為權力尋租行為。尋租行為是指當你存在某種壟斷權力的時候，可以把這種權力變成一種額外的收入，變成所謂的“租”。中國人民銀行2003年曾經做過一個課題，就是關于金融腐敗。他們發現銀行在收取貸款正常的利息之外，還要收取企業額外的利息。這個額外付出在他們調查范圍中間占到了貸款總額的9%。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
關于灰色收入產生的原因，王小魯提及的第三個方面，是資源收益和壟斷行業的問題?！拔覀冎婪康禺a行業是暴利行業，2009年有人計算實際利潤超過1萬億，但是在土地收益的分配方面，我們現在缺乏規范，缺乏監督?！蓖跣◆敱硎?，在資金市場上、金融市場上、土地市場上都存在大量的黑箱操作、內幕交易等情況。我們現在在資源收益方面缺乏一套合理的資源稅，也缺乏壟斷利潤的調節稅，導致了像煤炭、石油這些行業的暴利。
最近幾年對壟斷行業的問題，社會討論比較多，有一個來自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判斷，認為壟斷行業的實際人均收入是其他行業的5 10倍。如果單看工資的話，這些行業和其他行業之間大概只有2 3倍左右的差距。但是這些行業在正常的工資以外，還有大量的其他收入，所以實際的人均收入差距要大得多。
引起灰色收入的再一個方面，是法定的稅務不均。工薪收入實行累積所得稅，從5%到45%，但是資本所得稅和偶然所得稅率只有20%。這樣的稅負不均產生了一個逃稅的激勵。
王小魯表示，灰色收入的產生，還有財政體制和土地收益方面的問題。現在地方政府的常規預算常常不足，地方政府要搞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要搞公共福利，要搞社會保障，要搞醫療、教育等等，資金通常不夠。這種壓力下，地方政府只好通過賣地來保證資金的到位。開發一塊地，收益的45%變成了政府的土地出讓金。這塊地的使用權是70年，但是在賣地的時候，土地收入卻一次性地變成土地出讓金，地方政府當年就可以把它花掉。而這樣一大筆資金常常是可以不納入財政預算管理的，故而很容易產生各種灰色收入。
糾正失衡重在體制改革
王小魯對于如何糾正分配失衡，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他認為，只有通過體制改革才能根本上糾正分配失衡。他提出了完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改革財政體制和土地收益的分配體制、健全稅收征管體制、改革稅負不均的狀況等建議措施。
首先對于完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這個問題，王小魯表示，政府應減少形象工程的投資，減少政府消費，增加社會保障和人文關懷，增加教育和社會服務，加強廉租房建設，盡快實現社會保障的全民覆蓋，加快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包括一億五千萬農民工應該盡快納入保障范圍，進城的農民工，應該解決他們在城市安家落戶的問題、孩子上學的問題和醫療保障的問題?！蓖跣◆斦f。對醫療和教育的改革，除了提供公共服務外，還應該同時依靠市場調節，依靠雙軌制，通過市場的競爭促使公共服務部門提高效率。對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所需的資金來源，應加大壟斷性、資源性國企上繳利潤的比例，并把相當的部分轉化為公共收入來進行公共服務。
王小魯同時表示，要糾正分配失衡，改革財政體制和土地收益分配體制是十分重要的兩個方面。目前我們提出政府要轉換職能，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但是政府職能的轉換，需要資金的保障。目前這種靠搞土地開發的一錘子買賣是不可持續的“所以同時也要調整財政分配體系?！蓖跣◆斦f。
除此之外，對于健全稅收征管體制，改革稅負不均等問題，王小魯認為，解決這一問題，重要的是財政公開化，引進社會監督。王小魯介紹說，在發達國家，這些措施已經很普遍。這些國家的政府財政預算，任何一個公民都可以在網上查到，內容細到某一個項目，雇了多少人，工資標準是多少等都要公開。如果說財政預算、政府資金管理透明到了這個程度，那腐敗、尋租、以權謀私的空間就要小得多。
最后，王小魯總結說，其實我國目前遇到的種種引起分配不均的問題，都是體制方面的問題。而無論是財政體制改革，還是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還是政府職能轉換等等，實際上都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他表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漸進式的改革。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也應該是漸進式的，在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的同時來完成這個改革。
現場問答
問：您一直提到要政府財政公開化，加強人民的監督，現在我們國家面臨一個問題，即便公開了，也存在不敢說話不敢監督的問題，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王小魯：問題很多，但是我們不能說，這種情況這些年確實進步不大。各位可能都沒經歷過改革以前，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那段時期。那個時期老百姓不敢說話和現在的不敢說話比起來，我覺得不可同日而語?，F在你在網上看看罵什么的都有，包括我今天在這兒講這個收入分配，如果早30年，我敢這么講嗎？應該說，這個社會還是在進步的。財政公開、公眾監督當然也不是一下子能夠完成的，如果朝這個方向努力，我認為還是有可能形成這種機制的。
問：您提到我們需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財政體制改革。而現在社會上比較強勢的群體是既得利益者，灰色收入比較高的人，他們是處于高層并有能力進行改革的人。但是一旦改革，他們的收入就會變低，所以他們推進改革的激勵不夠。而強烈需要改革的是弱勢群體，靠他們來推動這個改革，又顯得力量不夠。請問，改革的力量究竟源自哪里？
王小魯：我說一點對經濟改革的親身感受。經濟改革我是從一開始就親身經歷的，對這個過程基本上是了解的。在剛剛開始提出改革的時候，可以說是困難重重，并沒有得到政府內部和黨內的共識。很多方面阻力非常大，比如說農村改革，過去農村是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但是集體經濟又長期發展不起來，大量的農村人口處于貧困狀態，怎么解決這些問題？有些地方搞包產到戶，把土地分給農民，簽一個承包合同。當時黨內和政府內部的主流觀點，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復辟，是不能允許的。當時安徽省搞包產到戶，很多地方，包括有些省委書記，甚至當時中央領導農村工作的負責人說應該把允許搞包產到戶的安徽的那個地委書記抓起來。好在有一些人支持，比如說安徽當時的省委書記萬里，他支持，中央有一些人也支持，這些情況反映到陳云、鄧小平那兒，他們也表示支持。經歷過很多爭論，最后形成了一個不算共識的共識，在小部分地區先搞起來，取得了成功，當地的農民收入很快就提高了，這就起了一個示范效應，很多地方馬上就學，然后很快，兩三年間在全國推開。這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其實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也有這么一個漸進的過程。這中間有沒有阻力？有，非常大。是不是說所有的政府官員都反對？不見得。很多人，包括一些基層政府官員，我接觸到的，或者是我間接聽到的，他們也在要求改革，也在支持改革，也希望盡早改革，他們看到現在這種狀況對中國未來發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認為很多地方雖然就像當時開始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候那種情況，非常困難，但是不見得推不開。關鍵你要下這個決心。我覺得政治體制改革除了要看黨內、政府內有沒有人支持，還要看全社會老百姓的支持。如果把這個力量算進來的話，我認為支持改革的力量是占壓倒優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