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臨中共十七大召開的新年之際，本刊推出了這組“2006：中國改革走向轉折”的專題策劃，既是對2006年的中國經濟、社會政策的描述，也是對未來的一個期盼。

之所以是描述， 在今年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的重要文件，即《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上，“和諧社會”作為執政綱領，被一致認為是執政黨從經濟改革為中心，到經濟、社會等綜合改革為中心的轉型。相配套的是，中央在社會改革、政府改革等具體層面屢有重墨之筆。

之所以是期盼，是因為國人在第三次改革大爭論中對祖國前途和命運的憂思：我們要走向何方？“中國正處于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又到了一個歷史性拐點”等等說法無不折射出國人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改革必須升華，應當轉折的期盼。本刊總編輯袁緒程在文中更是呼吁：事實上，這個偉大時代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經來臨了。中國已經史無前例地駛入了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快車道，它的健康行使不僅關乎中國的未來，而且影響世界的前途。

致力于鑒往,亦致力于開來，中國改革需要走向轉折，也正在走向轉折。

中國改革一路風雨一路輝煌，走過了近30個春秋，如今又一次走到歷史的轉折關頭。中國改革何去何從，再一次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

改革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

中國改革開放走到今天，其影響力和被影響力已遠超出當初設計者的預想，它涉及到境內的境外的，眼前的未來的，各階層各利益集團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它的走向也不完全取決于“某一個方面”的主觀愿望，改革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它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它應當也必須走向新的轉折，這興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興許是國際社會對中國這個古老而又年輕的國家走向“世界潮流”的需要和期盼。

“快跑者”的壓力在加大

歷經近30年的改革，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的“快跑者”，GDP年均增速9.5%，增速名列世界前茅， GDP總量達20萬億人民幣，排名從全球第十名躍居第四名，人均折合美元近2000元。如今的中國是世界產品的生產者，被稱為“世界工廠”，許多產品產量世界第一，“中國制造”散見于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的貨架上。正如《經濟學人》稱，世界經濟由兩個火車頭拉動，中國小火車頭和美國大火車頭。毫無疑問，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全球化的現代化快車道，中國經濟的快慢和結構變化都對世界經濟產生不可忽視的巨大影響。如果說在過去，世界經濟的發展主要看北美、歐洲和日本，那么，現在必須加上中國 這個世界上的第四大經濟體。正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的快車，開得不好甚至出問題都會影響其他車輛的行駛一樣，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健康高速發展，這不僅關系著中國而且關系著世界的未來，其壓力是可想而知的，中國能否繼續成為一個快跑者而不出“事故”，一方面取決于世界政治經濟環境，更重要的是取決于中國自身，取決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及其相應的約束條件 制度變遷。繼續快跑的要求和壓力呼喚著中國的制度的進一步改革。

開放帶來的挑戰在強化

中國改革是由開放帶動的，沒有開放就沒有改革，開放不僅使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國經濟得到高速增長，而且也在促進中國的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等等領域的規則（制度）不斷地改變。正是由于開放，中國的市場經濟只能進一步朝前走而不可能回到過去的指令性經濟；正是由于開放，中國人民“提前”享受了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成果”；正是由于開放，中國開始了3000年變局，160年的大變革和30年的改革，走出了歷史的輪回；正是由于開放，我們盡管被動，但還是在不斷融入世界主流文明。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們既沐浴開放的春風，也倍感開放的壓力。兩個“人權宣言”、WTO規則、港澳臺的法治模式和民主模式等等無一不構成對我們的挑戰。2005年以來，我們結束了與國民黨長達50多年的“對峙狀態”，將國民黨“引進”了大陸，進行了兩黨最高層會晤，這是劃時代的大事，國民黨的模式，尤其是臺灣模式，隨著海峽兩岸的經濟、文化、政治的交流和互動，必將對我們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體制產生影響，這無疑是在催促著中國的法治和民主進程的進一步加快。

利益分化的矛盾在突顯

市場化的改革必然帶來利益的分化和分層，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人們擁有的要素稟賦不同，其收益顯然是不同的，正如體育競賽的差距構成了體育的動力一樣，經濟要素之間的競爭也構成了經濟發展的動力。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教育的普及，這種差距會在一定的“時點”上收斂和縮小，社會只要采取以公共產品的形式，給予在競爭中受損的一方“生存底線”的“補貼”，就不會有大問題。因此，利益分化和分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于權力的市場化帶來的差距過大，以及社會利益機制的扭曲和由此造成的社會“斷裂”和分裂。令人遺憾的是，隨著腐敗的加劇和尋租的社會化，兩極分化和社會階層的“斷裂”正在發生，特權和壟斷的存在以及各種無規則的博弈帶來的資源的破壞和浪費、生態的惡化、國有資源（資產）的流失、假冒偽劣的盛行、信用和道德的淪喪和社會的不公，以及社會矛盾的突現和激化、各種“維權”和“壓制”之間的沖突等等，這無疑是對“單兵突進”或“短腿”的改革的一種警示，昭示著改革轉折的時代的到來。

走向轉折的改革

改革進入新階段

中國改革，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始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1978年，止于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的主要任務是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從經濟體制改革起步，重新回到市場經濟、法治和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世界潮流上來；第二階段始于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止于本世紀初，主要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框架，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結束短缺經濟，加入WTO，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進而融入全球化的經濟體系。改革第三階段始于史家所稱的“胡溫新政”，至今尚沒結束。其主要任務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轉變經濟的增長方式，解決或化解在市場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如政府的失靈或權力的錯配問題，社會分配的不公問題，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和失衡的問題，以及市場經濟賴以存在的法治基礎和信用基礎的缺失問題等等，進而完善民主法治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先后提出了“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地區發展、經濟與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新要求，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新型國家、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以及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綜合配套改革的新舉措，這表明改革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改革路徑的轉折

（1）改革的價值取向的轉變。衡量改革的尺度一是效率，二是公正，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提高制度的效率和公正性，講效率就要講科學和公正，科學和公正是效率的前提。中國改革 體制變革極大地提高了國民經濟的效益（效率和收益），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并非全面的效益，而是單面的，如人均GDP、財富的增加等等。全面的效益，等于GDP以及可計量的財富與環境污染、假冒偽劣的損失值等“負面”財富之代數和。雖然沒有人能準確地計算過正、負效益的代數和，但可以肯定，我們的社會財富的“效益”是要打折扣的。此外，由于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和不當配置以及特權和壟斷的存在，改革所包含的“公正”也是要打折扣的。因此，黨的十六大以來所倡導的科學的發展觀、“五個統籌”以及建立和諧社會等等一系列戰略思想和舉措，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要糾正只講“速度”不講效率、只講增長不講公正、只顧眼前利益不顧國家和民族長期利益、只顧少數人利益不顧大多數人利益的傾向，從而提高改革與發展的效率和公正性。

（2）改革路徑的轉向。第二階段的中國改革路徑有三大特征，一是被戲稱為“單兵突進”的“短腿”改革，即改革被限制在經濟領域，社會和政治領域觸動不多，許多看似經濟問題實際是政治問題而無從解決；二是以非規范非法制性為主的改革。許多改革以領導人的講話和內部文件的范式而非法律性的范式推進，一些改革以“非法”的形式存在，從而影響法制的建立，改革的“正當性”與法制的公正性不兼容，改革的實體性效率與法制的程序性效率相悖；三是偏重于增量改革，而“忽視”了存量改革，先增量后存量改革無疑在策略上是對的，但存量不動，改革是無法深入的。因此，第三階段改革將在三個方向上突破：一是從一維（經濟）改革轉向三維（經濟、社會、政治）改革，在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如要素市場的深化改革的同時，加大社會和政治領域改革的力度，如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醫保、義務教育等體制和機制；從法治和民主的層面推行政府官員問責制以及協商民主等政治領域的改革。二是從非規范性改革轉向規范性的即法制下的改革，注重法制程序，例如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先立法改革后付諸改革行動（比如直選試點地區應先立法，后進行），在立法上應采取民主的方式，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會議的形式公開辯論和討論，使各方利益博弈在法治的平臺上公開、公平、公正地展開，使改革的效率和公正方向與法治的建設方向相得益彰。三是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同時并舉，充分調動激勵體制內的存量，從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國家行政機器的效率入手，充分發揮人大、政協的作用，通過一定程度的憲政改革和司法獨立改革而形成的權力的制衡及權力的公用（公開、公正的使用）的制約，促使政府職能的轉變，提高公共領域的服務能力和市場經濟的管理能力以及國有資源（資產）使用的效率與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