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鄧小平南巡,啟動第二波改革。到現在,整整20年的時間過去了,如何看待這個歷史性事件?
孫立平:談談幾個基本的看法。首先,鄧小平南巡最基本的意義,是在經濟領域,確切地說,是在建設市場經濟的問題上,突破了意識形態的束縛,突破了姓社姓資的問題,為中國下一輪的發展創造了前提。但在20年后的今天看,這個突破是有限的。僅僅是限于經濟領域,甚至可以說,就是在經濟領域也是沒有把問題說清楚的,只能用不爭論來解釋。
這就注定了,由此開啟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過程,是一個單兵突進的過程。而且,在當時具體的背景下,改革的選項也確實是有限的。后來表現出來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及政治體制的脫節,社會不公的嚴重化,甚至改革本身也往往被扭曲,走樣變形,最終落入轉型陷阱,都是與這種局限有直接關系的。
搜狐財經:這個重要而又有局限的改革對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孫立平: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們的社會結構,尤其是財富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經濟上的分化變成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要讓社會結構走向良性演化的橄欖型形態。90年代中期的中國社會結構演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就是自改革以來就不斷分化、演變、調整的社會結構開始逐步定型化下來。這個過程,對整個經濟社會生活有著多方面而深遠的影響。
隨著社會結構的定型,影響左右社會發展進程的機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在開始形成。我們在現實的生活中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當一種改革措施或政策出臺前后,社會上往往會出現很大的爭論,其中的一些爭論會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比如改革與保守等,但在這項措施或政策實施之后,人們會發現,無論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結果上幾乎都沒有太大的差別,該對誰有利還是對誰有利,該對誰不利還是對誰不利。
由于這樣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進社會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實踐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會效果。在極端的情況下,就是將改革的措施轉化為一種腐敗的手段。在體制變革仍在繼續進行的同時,新形成的社會力量及其組合關系已經開始逐步定型下來了。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從這個時候起,誰是窮人誰是富人已經大體確定下來了。
我們可以預見,這樣的一種階層結構可能要比較穩定地存在相當長一段時間。當然,這不是說這當中不會發生變化了,因為現在的中國仍然是處在一個劇烈的社會變遷的時代,階層結構肯定會發生變化,比如說城市化會帶來城鄉人口構成的變化,經濟的發展會帶來職業結構的變化,技術的進步會導致中產階層人數的增加等等。
搜狐財經:這些年來改革的阻力來自何方?我們應該反思改革的方式嗎?
孫立平: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人們對于改革有著迫切的希望,另一方面,許多重要的改革進展是相當遲緩的。在過去幾十年時間里,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在有效推進,但經濟發展中一些重要的結構性矛盾始終得不到解決。這樣一來,許多事情,特別是重要的改革舉措被延誤了。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時機和順序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很多事情,如果在80年代的時候做了也就做了,但那時候我們會講,很多條件還不具備,能慢慢來就慢慢來。結果是再到條件不好的時候就難上加難了。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代價。現在我們面對的很多問題,你會覺得現在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會有一定的困難,有一定的風險,現在回頭看看,還不如當時就做了。
現在反思起來,中國的改革可以說先天不足。我們的改革要有利于經濟發展,而且是要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梢钥闯桑袊母母飶囊婚_始就缺乏明確的體制性目標,更談不上實現這個目標的清晰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再到所謂漸進主義的改革模式。過去我們一直沉浸在所謂漸進式改革的成功中,如同有人早就指出過的那樣,本來應該在既得利益集團形成之前解決的問題,都拖到了既得利益集團形成之后,結果就是錯失良機。
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既不是改革處于膠著狀態,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處于停滯狀態,甚至也不是向舊體制倒退,而是將轉型中某一特殊“過渡形態”定型化,形成以維護既得利益為主要目標的混合型體制。現在中國問題的關鍵是要打破“轉型陷阱”的邏輯,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識,堅定不移地走向現代文明。
搜狐財經:十二五規劃中提到改革頂層設計。20年前的南巡也是改革的頂層設計吧。那么,您認為,南巡20年后,改革頂層設計,最重要的是設計什么?
孫立平:改革大致可以分成侵蝕、轉型、完善、重建四個不同的階段。侵蝕階段主要是計劃經濟舊體制瓦解的過程,這個過程是自下而上的過程。但是,今天到了轉型、完善、重建的階段,更應該體現自上而下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頂層設計的過程。改革頂層設計至少包括三層含義,一是確立明確的改革目標和整體框架;二是頂層設計不僅是權力說了算,不能是今天一個政策,明天一個政策,更重要的是立法和制度建設的過程,要給人們穩定和良好的制度預期;三是頂層設計需要確定改革時間表和路線圖。
頂層設計最基本的前提,是要有民眾的參與以及對權力的制衡,不然的話,誰能夠保證頂層設計不會被特殊利益集團左右?
搜狐財經:下一步改革應該怎么走?如何突破改革瓶頸?
孫立平:中國過去2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脫離了過去的再分配體制,而形成了一種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從而使中國逐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會出現岔路和彎路。其中之一,就是偏離規范的、法治的市場經濟的方向,演變為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梢哉f,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或受權貴資本主義影響的改革。
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過去20多年使得我們建立了一個市場經濟的新框架,而新的改革的基本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并在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好的社會。在最近幾年中,中央政府相繼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轉變增長模式”等一系列新的發展理念,而實現這些發展理念的體制基礎,就是一種好的市場經濟體制,一種好的社會體制。
與此同時,通過改革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已刻不容緩。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不斷加劇。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已經開始構成當今中國社會諸多社會問題的基本背景。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形成一種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種使得利益格局能夠大體均衡的機制,將成為一個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