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要大力支持居民增收，促進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拓寬財產性收入渠道。

　　提高勞動報酬占比是一個老話題，說了很多年，政策性文件出了不少，但實際效果不及預期。為何勞動報酬占比難以提高?這與經濟發展模式有關，從經濟循環角度來觀察，分配循環深度嵌入內外經濟循環之中。中央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實際上是意識到了傳統發展模式的缺陷，尤其是經濟內外循環脫節導致的分配失衡。

　　外循環主導下的分配失衡：全球價值鏈中的“勞動報酬陷阱”

　　中國經濟的增長奇跡離不開外循環驅動，然而，這種模式形成了對初次分配的扭曲：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中國承擔了“世界工廠”角色，卻因技術壁壘和品牌溢價缺失，長期被鎖定在“微笑曲線”的底端。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35%，但出口產品附加值率僅為21.3%，遠低于德國(45.6%)和日本(38.9%)。這種“高份額、低價值”的格局，導致企業通過壓縮勞動成本維持國際競爭力——2023年制造業從業人員平均工資75463元，相當于中層管理者收入的38%，勞動報酬占增加值比重從2000年的48.7%降至2023年的41.2%。

　　嵌入全球價值鏈中的中國經濟，從國民總收入(GNI)的角度觀察，其核心在于經濟循環中的“雙重擠壓”。一是國際擠壓，跨國資本通過技術壟斷和供應鏈控制，攫取價值鏈高端收益。比如蘋果公司2023年單臺蘋果手機的利潤率達42%，而中國代工廠的組裝成本占比不足2%，勞動報酬低微。二是國內擠壓，地方政府為吸引外資和鼓勵出口實施的隱性稅收優惠、零地價和補貼承諾等政策，實質是將公共資源轉化為資本收益，并通過房地產開發隱性地把居民部門的收入轉移給企業部門(與過去工農產品剪刀差的作用類似，只是其過程更為復雜)以及外向型行業和企業。在2023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中，外資企業占比達27%，但其研發投入強度(1.8%)僅為本土企業的60%。

　　這種國際大循環促進了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但對國民生產總值(GNP)或國民總收入(GNI)的增長有限，形成了“低勞動報酬—低消費能力—依賴外需”的經濟現象。2024年最終消費率降至55.6%，顯著低于德國(70%)、美國(68%)等內需驅動型經濟體。

　　數字化悖論：服務業附加值提升與就業結構性劇變

　　數字革命帶來的新經濟、新業態和新模式，有助于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但同時也使得初次分配領域產生極化現象。傳統理論認為，服務業屬于低附加值領域，數字經濟正在顛覆這一認知。2023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6.1萬億元，占GDP比重41.5%，其中平臺經濟對服務業增長的貢獻率超過60%。以直播電商為例，2024年抖音電商GMV突破3萬億元，帶動500萬主播就業，頭部主播年收入超千萬，而普通從業者月均收入僅5860元，平臺抽成比例達30%—50%。這種由數字化驅動的經濟循環，一方面，數字化帶來的新模式提升了中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如服務業整體的附加值在提高，而另一方面加劇了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的極化現象。

　　值得關注的是，制造業智能化與服務業平臺化共同導致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劇變。一是制造業就業收縮。2023年工業機器人密度達392臺/萬人，汽車制造、電子等行業自動化替代率超過40%，直接減少低技能崗位800萬個，未來智能化制造更會強化這一趨勢。二是服務業就業分化。生產性服務業的高技能崗位(比如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薪資增速達15%，而消費性服務業，比如快遞、外賣等基礎崗位實際工資增長率僅3.2%。數字化、智能化的不斷滲透，對就業帶來的結構性沖擊將會不斷加大，初次分配格局也會相應產生劇變。

　　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性鎖閉：農民財富存量與收入流量循環的斷裂

　　在全球價值鏈中，中國農民的作用是基礎性的，以其低工資支撐著“世界工廠”以及全球經濟循環。近3億農民工是支撐外循環的主力軍，但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性差異使得農民工享受的基本權益包括勞動權益、公共服務權益低于城鎮職工。2023年農民工月均收入4780元，僅為城鎮職工的63%，且31.7%遭遇過欠薪，城鎮社會保障覆蓋率不足40%。這導致農民工群體存在兩大斷層：一是人力資本積累受阻。農民家庭“人戶分離”的比例最高，產生了大量“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讀公辦學校的比例僅為58%，職業技能培訓參與率不足20%，低技能使其難以向高附加值崗位流動。二是財富存量—收入流量循環斷裂。農民財產性收入占比僅為2.1%，城鎮居民為11.7%，宅基地和承包地流轉收益低，導致其無法通過資產增值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大多數農民辛苦勞動賺來的收入省吃儉用，主要是用來蓋房子，兩三代人的財富積累幾乎都用在宅基地的房子上。農民在農村的住房沒有市場，也就沒有價格、沒有估值，不能成為融資的抵押品，農民積累的財富無法進入經濟循環。

　　城鄉二元結構實質是全球價值鏈在國內的空間投影，也就是說，城市通過集聚資本和技術獲取全球化紅利，而農村是低成本勞動力的“蓄水池”，農民的勞動報酬占比、居民收入占比，在舊發展格局下難以實現提高。

　　國際比較：重構分配循環的路徑選擇

　　從國際比較來看，經濟內循環必須與價值鏈升級關聯在一起，并與勞動議價權綁定，這樣才能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勞動報酬占比。比如制造業十分發達的德國通過“隱形冠軍”戰略，將制造業勞動報酬占比穩定在58%—62%。其核心在于：一是產業政策與分配政策聯動，確保薪資增速與生產率增長同步(2023年制造業時薪達35歐元)。二是技能認證體系。雙元制職業教育覆蓋80%的青年人，高級技工薪資可達工程師水平的90%。而從美國的分配循環來觀察，要防止金融在擴大貧富差距中起加速器作用。金融的加速器作用主要通過“資本—收入”的正向循環來擠壓“勞動—收入”的正向循環，導致勞動報酬的占比下降。美國勞動報酬占比從1947年的65.4%降至2023年的56.1%，根源在于過度金融化，使人力資本的積累趕不上物質資本的積累。加上資本所得稅輕，而人力所得稅重，導致企業日漸金融化。2023年標普500企業回購股票金額達1.2萬億美元，“資本—收入”的正向循環得以進一步強化。

　　對中國來說，基本的路徑選擇是從“價值鏈攀升”到“分配鏈重構”。一是從產業鏈維度來實施“AI+”戰略，將5G、工業互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與中小企業數字化改造關聯起來，通過開源方式降低進入門檻，使中小企業能分享數字技術升級的紅利。深度求索(DeepSeek)帶來的技術平權，給我們提供了重要啟示。二是從要素市場維度，探索建立“技能積分制”，提升人力資本價值，將職工(尤其是農民工)培訓時長、技能等級認證等量化為薪酬激勵或股權激勵，激化勞動者不斷提升人力資本的內在動力，為勞動報酬占比提高夯實基礎。三是從國際規則維度推動RCEP框架下的“公平貿易條款”，要求跨國企業將一定比例的本地利潤用于員工技能培訓，并對轉移定價行為實行高額的懲罰性征稅。

　　另外，還要抓住數字革命帶來的新經濟、新業態和新模式這個新機遇，在新的經濟循環中提高勞動報酬占比。一是釋放制造業升級紅利。預計2030年中國智能制造將創造4500萬個高技能崗位，提高制造業勞動報酬占比。二是在城鄉融合發展上有所突破，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比如宅基地入市改革試點已使浙江德清農民財產性收入占比從1.2%提升至8.7%，若全國推廣可使農民年增收超5000億元。三是重塑全球價值鏈，提高中國勞動報酬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份額。中國在新能源汽車、光伏等領域的全球市場份額超60%，有望通過技術標準輸出將產業鏈附加值率提升至35%以上，為勞動報酬增長打開空間。

　　總之，要通過內循環來改善分配，同時也離不開外循環的助力。提高勞動報酬占比，絕非簡單的利益再分配，而是在全球經濟秩序重構背景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當工人能憑借“技能積分”成為生產線合伙人、當外賣騎手的貢獻可兌換平臺股權、當農民勞動積累的財富能帶來收入流量時，初次分配的循環邏輯才能真正從“資本主導型”轉向“勞動賦能型”。這需要制度創新，需要全社會對“勞動價值”的重新定義——讓勞動者成為增長成果的首要分享者，中國經濟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