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當前我國經濟形勢，不僅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而且也是世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從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經濟形勢作出的分析，到今年4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一季度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的研究，再到今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上半年經濟運行和發展趨勢的判斷，特別是今年9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研究和宏觀政策的調整，根據國內國際經濟走勢的變化，對我國經濟形勢作出了全面客觀冷靜的分析。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

　　主要宏觀經濟指標表現亮眼，穩步推進。

　　從GDP增長速度來看，按不變價格計算，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長5%，超過61.68萬億元。其中，一季度增長為5.3%，二季度增長為4.7%，符合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的預期目標要求，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相比也處于領先地位。

　　從失業率控制來看，今年上半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5.1%，低于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預期目標(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200萬人以上)。以我國現階段GDP增長1個百分點、相應新增200多萬個就業崗位的經驗看，上半年經濟增長5%是使城鎮調查失業率總體穩定在5.1%的基礎，全年達成5%左右的增長目標是新增1200萬人以上就業機會的基本支撐。預計三季度，這一指標將可能有所上升，特別是考慮到大學生畢業季進入就業市場，會對就業統計口徑產生結構性影響。從動態上看，今年一季度，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2%，新增303萬個就業崗位，比上年同期下降0.3個百分點;上半年為5.1%，比一季度下降0.1個百分點。

　　從物價水平來看，近年來，我國物價總體呈下降趨勢，今年上半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0.1%，1—8月，同比上漲0.2%，開始溫和回升。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雖然連續多年下降，但是今年上半年以來降幅逐漸收窄，降幅比一季度收窄0.6個百分點?？傮w來看，我國物價指數持續不振，但并不能說已進入“通縮”，因為嚴格意義上的“通縮”，不僅包括物價水平的負增長，還包括經濟負增長和失業率大幅上升。從我國當前主要宏觀經濟指標看，并未出現這種格局，更不能說物價持續不振而經濟增長率較高的原因在于“通縮”輸出。

　　從國際收支來看，2023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為負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負11.4%，拉動經濟增長為負0.6個百分點，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需拉動，內需與外需之間出現較為嚴重的失衡。今年以來，這種結構性失衡有明顯改善，上半年貨物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6.1%，其中出口增長6.9%;服務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14%，其中出口增長10.7%，

　　進口增長16.4%。同時，進出口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傳統貿易商品出口額呈現同比負增長，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等高新技術產品，今年上半年以來呈現高速增長，進口額增速由負轉正，并且伴隨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對鐵礦石、煤炭等上游原材料進口需求相對減少。

　　從拉動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來看，我國宏觀經濟主要指標之所以能夠穩健運行，重要的原因在于超大經濟體客觀上存在的巨大市場需求規模。從消費需求看，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計，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長3.7%，超過23萬億元，在絕對規模上名列世界前茅，拉動GDP增長3個百分點，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60.5%。從投資需求看，以全國固定資產投資計(不含農戶)，上半年同比增長3.9%，超過24萬億元，拉動GDP增長1.3個百分點，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25.6%。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13.9%，拉動GDP增長0.7個百分點?？傮w來看，需求動力結構較為均衡，表明我國經濟的基本面及市場廣闊、經濟韌性強、潛力大等有利條件并未改變。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今年9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要全面客觀冷靜看待當前經濟形勢，正視困難、堅定信心，切實增強做好經濟工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概括了五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有效需求不足;二是部分產業產能過剩;三是社會預期偏弱;四是風險隱患較多，國內大循環仍存在較多堵點;五是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進一步上升。今年4月30日和7月30日分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研判經濟形勢時，對問題的總結又有所調整，尤其是將“部分產業產能過剩”進一步明確為“企業經營壓力較大”，把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進一步上升”調整為“明顯上升”。9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則更為全面和深入地分析了當前我國經濟運行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概括而言，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供給與需求雙向沖擊，國際與國內風險疊加。

　　在需求沖擊方面，有效需求不足是突出問題。從GDP平減指數來看，我國實際GDP增長速度已經持續20多個月高于名義GDP增長速度，反映出總需求疲軟已經形成一個較為長期的趨勢。這一趨勢體現了總需求不足帶來的價格緊縮效應。

　　從消費需求增長看，消費需求增長呈現邊際遞減趨勢，今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為3.7%，不僅低于去年增速(7.2%)，而且更低于去年同期增速(8.2%)?？紤]到我國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通常會大于下半年，所以下半年這一數據仍可能進一步降低。剔除疫情三年的影響，今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是2000年以來同期最低值，消費者信心指數也處于有該數據統計以來的最低水平。因此，今年要實現預定宏觀經濟目標，消費需求擴張力度能否予以相應支撐，成為值得關注的問題。究其原因，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消費需求的增長和信心提升，關鍵在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對其前景的預期。今年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33元，同比名義增長5.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3%，雖然高于同期GDP增長速度(5%)，但城鄉居民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561元，同比名義增長4.6%，實際增長4.5%，低于GDP增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72元，同比名義增長6.8%，實際增長6.6%，但由于我國農戶不僅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存在大量生產性支出，收入并不能完全用于消費(包括現期和未來的消費，即儲蓄)。所謂消費需求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關鍵在于城鎮居民，而我國長期以來城鎮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經濟增長率。累計起來，在國民收入分配的宏觀結構上，我國居民部門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相對偏低，約為37%，比與我國大體處于同一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低14個百分點以上，比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低20個百分點以上。這不僅是生產與消費之間難以匹配的重要原因，也是國民經濟循環存在堵點、進而不暢通的重要原因。居民收入增長落后于經濟增長，進而收入預期偏弱，導致消費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就業，盡管總體失業率符合預期目標要求，但一方面在結構上存在問題，今年8月份，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8.8%，這一年齡組的勞動者主要是大學畢業生，如果失業率較高，不僅對其本人的消費能力和信心產生影響，而且對其家庭的消費能力和信心提振也會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在就業質量上也存在問題，包括就業的穩定性和收入水平及社會保障等方面的質量均有待提升。

　　從投資需求來看，就總量而言，盡管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絕對規模較大，而且政策逆周期調節能力較強，也具有體制機制條件，從而更有能力實現逆周期與跨周期調節的結合。但從動態上看，當前資本形成總額在邊際上也呈現下降趨勢。今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9%，雖然高于去年增速(2.8%)，但今年一季度增長為4.5%。值得關注的是，不僅今年一季度增速低于去年一季度增速(5.1%)，而且今年以來呈現下降趨勢。雖然今年上半年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出現小幅上漲，但仍處于歷史低位。如果延續去年邊際下降的態勢，如何穩定并有效擴大投資是當前宏觀經濟政策要解決的新問題。就結構而言，在2023年高技術產業(如高技術制造業、高技術服務業)等領域投資增速超過10%的基礎上，今年上半年進一步加強，特別是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長10.6%，其中高技術制造業增長10.1%、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增長11.7%，這一方面反映出我國投資結構的新變化，體現出新質生產力發展帶動的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也要求投資規模和資本密度及強度大幅提升，而且目前有能力適應這種投資要求的主要是國有企業。2023年國有控股投資同比增長6.4%，明顯高于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增速(3%);今年上半年國有控股投資增長為6.8%，高于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增速(3.9%)。與之形成對應的是，民營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不振，2015—2023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民間投資和國有控股投資年均增長率分別為5%、3.7%和7.7%，其中2023年民間投資下降0.4%，今年上半年僅增長0.1%。在存量上，截至今年前8個月，民間投資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的占比為51%，而前幾年這一比例為58%，這表明投資需求的市場力量調動不夠充分，占投資額50%以上的民營經濟投資能力不足、信心不振，投資需求擴張更多集中在國有經濟和政府部門，既難以持續，也缺乏足夠的市場競爭性，有可能形成市場軟約束下的低效率泡沫。

　　在供給沖擊方面，突出問題在于企業修復偏緩，面臨經營壓力較大，產業結構性矛盾較為突出。今年上半年，在經濟增長的結構分布中，第一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5%，第二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8%，第三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4.6%，尤其是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0%，較2023年提高1.4個百分點，但整體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在4月份達到6.7%的高點后，同比增速連續下降，邊際衰減跡象明顯。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連續5個月低于榮枯線，制造業景氣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產業間結構性分化更加突出。在戰略性新興產業迅速發展，特別是高技術產業快速增長的同時，一些傳統產業衰退趨勢加劇，部分制造業產能過剩矛盾較為尖銳，制造業總體上產能利用率偏低，甚至低于2020—2021年疫情期間的水平。疊加出口增速下降，外需對我國工業生產的支撐力度進一步減弱，工業(制造業)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可能進一步減弱。特別是房地產市場總體仍處于調整中，2023年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9.6%，今年上半年下降10.1%;2023年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下降8.5%，今年上半年下降19.0%;2023年新建商品房銷售額下降6.5%。今年上半年下降25%。房地產行業從以往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部門成為拖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二是企業生產經營面臨較多困難。宏觀經濟運行堵點較多，使經濟活動節奏普遍放緩，疫情沖擊下以時間為單位計價的經濟活動成本普遍提高的狀況仍有待扭轉。一方面，企業盈利能力的修復仍需更長周期，今年上半年，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利潤率為5.41%，低于近3年平均水平(6.35%)。偏低的利潤水平制約了企業投資意愿和信心，從而加劇了需求端的萎縮。另一方面，企業應收未收賬款增速較快，企業間由于不景氣加劇的相互拖欠，再疊加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加劇和還債高峰期的到來，制約了企業循環能力的提升，使暢通宏觀經濟循環的微觀基礎受到嚴重沖擊。

　　此外，在面臨需求與供給雙向沖擊的同時，疊加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不斷上升，特別是美國自2022年以來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形成的經濟衰退，采取持續量化寬松政策，形成一系列經濟泡沫和嚴重通貨膨脹，不得不急速緊縮，從2022年3月到2023年3月連續11次加息，使美聯儲基金年利率達到5.25%—5.50%，形成低效率企業退出與新興企業進入的激烈對沖，不僅加劇了美國經濟的不確定性，而且深刻影響全球經濟復蘇。在美元加息的背景下，幾十個國家央行累計幾百次被動加息，加劇了全球經濟動蕩。今年以來，隨著美國CPI增速逐漸回落到目標值附近，美聯儲啟動超預期大幅降息，并且形成持續降息的高預期，受其影響，美元指數呈現出寬幅波動趨勢，加劇了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的風險，同時加劇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使我國外部環境更為復雜、嚴峻。再疊加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雙重沖擊，我國經濟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

　　加大宏觀調控力度，提高經濟政策有效性

　　今年9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指出，要抓住重點、主動作為，有效落實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進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針對性、有效性，努力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對此，相關部門提出了一系列具體舉措，從需求與供給兩端發力，應對供求雙向沖擊。

　　第一，加強宏觀政策的統籌協調和系統集成，加大財政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以擴大有效需求。一是在財政政策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24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28.5萬億元，較上年增加1.1萬億元，財政赤字為4.06萬億元，較上年增加1800億元，赤字率為3%，地方政府專項債3.9萬億元，較上年增加1000億元。同時，從今年起，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今年為10000億元，同時要求加快財政政策執行速度。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保證必要的財政支出，發行使用好超長期特別國債和地方政府專項債，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帶動作用。

　　二是在貨幣政策上，2023年我國廣義貨幣增速達到9.7%，社會融資規模增速達到9.5%，均明顯高于名義GDP增速，今年以來，廣義貨幣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仍都保持在8%以上的歷史較高水平;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從2022年的8%降至2023年的7.4%，2024年仍保持下調態勢;政策性利率(7天逆回購利率)到2023年底已降至1.8%，2024年繼續保持下調態勢。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實施有力度的降息。央行近期也公布了一系列新政策。這些財政和貨幣政策變化，體現出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的宏觀調控傾向和進一步擴大有效需求的目標。

　　第二，正視產業、企業面臨的困難，強化宏觀經濟政策的供給效應。一是在房地產政策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促進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加大“白名單”項目貸款投放力度，調整住房限購政策，降低存量房貸利率，抓緊完善土地、財稅、金融等政策，推動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二是幫助企業渡過難關，研究出臺保護中小投資者的政策措施，進一步規范涉企執法、監管行為。出臺民營經濟促進法，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加大引資穩資力度，抓緊推進和實施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等改革措施。三是培育新型消費業態，支持和規范社會力量發展養老、托育產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通過以產業創新推進產品創新，以產品創新提升消費結構，以高質量的供給創造高水平的有效需求。

　　第三，圍繞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提高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一是必須明確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明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重要要求，在此基礎上，堅持統籌協調。二是必須在加大宏觀調控力度的同時，提高政策的協調性和一致性，一方面，在加大財政政策力度的同時，要使財政收入與支出保持一致。2023年，我國GDP增長5.2%，但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6.4%，其中稅收收入增長8.7%，均明顯高于經濟增長，表明財政政策具有一定的收緊效應。今年以來，為提高財政收入與支出的一致性，加大刺激經濟力度，又出現了新情況。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11.6萬億元，同比下降2.8%，全國稅收收入9.4萬億元，同比下降5.6%，但非稅收入為2.2萬億元，同比增長11.7%，表明如何真正有效實現財政政策的一致性，是我們需要處理的新問題。另一方面，在加大貨幣政策調控力度時，必須關注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防止出現“流動性陷阱”。目前我國累計的廣義貨幣和社會融資規模較大，均已超過300萬億元，尤其是狹義貨幣與廣義貨幣增速的剪刀差缺口較大，8月末，廣義貨幣余額305.05萬億元，同比增長6.3%，狹義貨幣余額63.02萬億元，同比下降7.3%，在一定意義上折射出貨幣供應量的增大并未有效轉變為市場需求。

　　進一步加大貨幣政策調控力度，必須形成有效需求，保持貨幣供應量同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否則不僅難以刺激需求，而且會增大潛在通貨膨脹的風險，也會極大地限制貨幣供應量的擴張。

　　當前，我國廣義貨幣增速已降至6.3%的歷史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已反映出對貨幣的有效需求不足，限制了貨幣政策的擴張力度，這表明如何協調貨幣政策的擴張性與有效性，也是我們當前宏觀政策調整必須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