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1979年參與改革，整整走過了40年的改革歷程。這可以說是我一生的事業，至今初心不改。

一、我國第一份改革總體規劃是怎樣形成的？

我1979年初調到國家計委研究室，參與的第一個課題研究是研究怎么擴大企業自主權？

計劃經濟制度下，企業的產供銷、人財物全由國家管。連企業蓋個廁所都要國家批準。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從我國社會條件出發，實行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間以及同一個所有制中各個經濟單位之間仍然存在著經濟利益上的差異，建立在這種不同的經濟利益上之的社會主義經濟仍然是商品經濟”，因此，既要遵守有計劃按比例的經濟規律，也要尊重價值規律。為此，“生產計劃，實行國家計劃與企業自決計劃”，“物資供銷，采取商品計劃貿易和商品自由貿易”，“產品價格，實行固定價格、浮動價格、自由價格”。 （1）1979年4月在無錫召開了近400名經濟理論工作者參加的價值規律討論會，我參加了會議，發表了這篇文章，既有一點理論，還有一些設想，影響很好。就是這篇文章，使我步入了改革戰線。

1979年7月，國務院財經委成立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由張勁夫領導，一開始實際參與這項工作的是國家計委綜合司處長柳隨年和我。在聽取各方面意見基礎上，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步意見》，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則：一是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以計劃調節為主，注意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二是把單純的行政管理經濟的辦法，改為經濟辦法與行政辦法相結合，以經濟辦法為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三是把企業從行政機構的附屬物，改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在國家統一領導下擴大企經營管理自主極；四是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從有利于發展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出發，劃分中央部門與地方的權限，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五是正確處理政治思想教育與物質利益的關系，在重視物質利益的同時，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提倡照顧全局利益，發揚共產主義風格。

1980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開國務院財經會議，討論這個稿子。從晚上7點開始，開了一個半小時，大家都不談正題，到8點45分，李先念說話了。他說：“這個稿子我看了兩遍，都沒有看懂。”緊接著，李先念指著柳隨年我們這些人，說：“他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相信他們是對黨負責的。所以，我建議，這個文件還是先發下去試行。”就這樣，通過了！

1980年體制改革研究小組改為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由薛暮橋當顧問，廖季立主持。

二、改革的市場取向是如何確立的？

從1980年到1984年，我先后參與起草了八個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規劃、方案、意見、匯報提綱。1982年成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由總理擔任主任，薄一波、安志文、廖季立、周太和、童大林等擔任副主任，下面設總體規劃組、生產組、流通組、試點組等，我是總體規劃組處長，負責文件起草工作。

對于改革的方向、目標，認識上有反復。1979年的《總體設想》只是說：“實行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1980年《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的提法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并存的商品經濟”。1982年《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規劃》改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計劃經濟”。1983年《關于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幾點意見》的提法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5年《關于體制改革總體規劃研究的匯報提綱》才確定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這些提法變化的背后反映了一個實質問題，由國家為主組織經濟活動的體制要不要改？簡單來說，生產經營活動是由國家管，還是企業管？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中國改革的市場取向得以確立。

三、價格雙軌制的決策過程

農村承包，企業改革，都講利益了。有利就干，無利不干。價格問題就越來越突出了。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價格太低，加工工業品價格太高，結果基礎工業越來越跟不上加工工業的發展。國務院開了很多次會議，討論價格改革問題。小調解決不了問題，大調經濟承受不了。

1984年3月，由《經濟學周報》、《世界經濟導報》等單位籌備發起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代表人選按論文水平確定。從1300篇論文中確定會議代表124人。會議籌備工作由張鋼等人負責。張鋼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說：“徐景安了解情況，找他參加?！睆堜撜业轿遥矣X得，這是好事?。?/span>

1984年9月3日到10日，在浙江省德清縣召開了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由于地點是莫干山，也叫“莫干山會議”。會議分七個組，第一組就是價格組。我一直在這個組，田源是價格中心出來的，主張“調”；張維迎是按論文選來的，則主張“放”。華生是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后調，改中有調”的思路。當時，吵得熱火朝天。

我為會議撰寫了報告：《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考慮到由國家計劃供應和統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鋼材占70%，建議采取調放結合、以放為主的方針，先將供求基本平衡的機械、輕工、紡織的價格放開，所需的原料也由計劃價改為市場價；隨著一個個行業的放開，統配煤、鋼材的比重就會縮小，這時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價格就不會對整個國民經濟產生很大沖擊。一個個行業的放開，就會出現統配內的計劃價與自銷的市場價，應配套建立物資市場。這份報告寫出來后，我興奮不已，在杭州西湖邊散步時對張鋼他們說：“金蘋果已長出來了！”果然，報告送上去，9月20日張勁夫批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上，提出的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極有參考價值?！?0月10日總理批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边@就是我國價格改革實行雙軌制的由來。

一種物資兩種價格，市場價高于計劃價，分配比例逐步縮小，市場份額逐步擴大。價格雙軌制，將價格改革的大系統，化為一個個可以操作的小系統，避免了大風險。更具有深刻意義的是，不僅糾正了不合理的價格體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價格管理制度，還帶動了計劃、物資體制的改革。這是對計劃經濟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國商品經濟制度的基礎。至1986年底，國家計委下達的工業指令性計劃產品從120種減到60種，國家統配物資從256種減到26種。實行浮動價和市場價的比重，農副產品占65%，工業消費品占55%，生產資料占40%。后來我國的經濟改革就是走雙軌制道路。所有改革幾乎都從試點起步，再一步步推廣。

四、住房制度改革的決策過程

我國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國家包下來的辦法，由國家投資建房，再無償分配給職工。當時，全國城鎮公有住宅9億多平米，實收租金1億元，每平米租金0.11元，遠不夠管理、維修之用。為此，建設部房管局提出來，要將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這同價格改革一樣，面臨同樣的問題：提高房租，漲不漲工資？

1984年5月我在《試論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一文中提出：“現行的住房政策必須代之住宅商品化，這是解決住宅問題的惟一出路?！本唧w做法是“變住房無償分配為補貼出售、優價出售和全價出售”，“變低房租為半價、全價房租”，“公有住宅折價出售”，“住宅建設產業化”。（2）1984年底和1985年初，我兩次向國務院領導面議，提高房租不是為了彌補虧損，而是立足于把房子賣掉，即房租提高到使買房比租房合算。提高房租，職工可以買房，就不會有意見。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權，房租提高一點，職工也不愿接受。住房制度改革還可以引導消費。當時，職工有錢就買彩電、冰箱，生產不出來，只得大量進口，而房子伸手向國家要，國家沒有財力建房。住房制度改革后，職工有錢就先買房了，減輕了對進口消費品的壓力。于是成立了國務院住房改革領導小組，我是小組的成員。

住房改革領導小組形成兩種意見，建設部房管局的意見是提高房租，我則主張賣房。住房在地方手里，住房改革自然由地方決策。形成青島模式，提高房租，發放住宅券作為過渡；上海模式，小步快跑，逐步提高房租；深圳模式，提高房租，折價出售，一步到位。經過十多年的探索，殊途同歸，最后都實行了住宅商品化。

還有一項就是土地制度改革。1982年憲法第十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边@條規定看上去是保護國有土地、保護國家利益，但由于國有土地不得出租、也不準以任何形式轉讓，結果被無償占用，造成土地資源的嚴重浪費，給國家帶來無可估量的損失。

土地制度改革是深圳特區起步的。因為建設急需資金，就開創了有償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鑒香港模式，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體制改革方案》，確定了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原則，采取協議、招標、拍賣的方式，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

1992年5月13日，我在深圳召開的第三期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市長研討班上說：“城市調節經濟的手段主要有三個：第一是土地規劃；第二是人口規劃；第三是產業規劃。而土地又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如果我們的城市注意到了這三個方面的問題，就是管住了大問題?！薄拔覀兒芏喑鞘袨槭裁纯偸瞧破茽€爛？原因就是沒有錢搞城市建設。于是就多辦工廠、多建商店，好收稅利。結果企業辦了一大堆，還是沒有錢搞城市建設，城市還是破破爛爛。如果我們把土地作為重要財源，就可以實現良性循環。我們從土地獲得收益，搞城市基礎設使建設，就可以吸引大家投資辦廠蓋房，地價上漲，再拿去搞城市建設。這樣就形成了良性循環?！?/span>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大批城市建設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靠什么？就是土地制度改革、房地產市場。

五、股份制試點與股票市場的興起

企業改革怎么搞，一直是爭論的一個焦點。一種是搞承包，政府同一家家企業談承包基數。一種是利改稅，一刀切下去，企業接受不了，再來一個調節稅，企業沒有什么積極性。一種是股份制。我是主張搞股份制的。但爭論非常激烈。

1986年9月3日我寫了《股份制：我國經濟改革的新探索》一文：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1986年11月26日將這篇文章，以《國營企業推行股份制是改革的重點》、《股份制將促進國家管理職能的改善》為題發表。

1987年底應李灝書記之邀，我毫不猶豫地離開北京，去深圳就任體改委主任。在我的主持下，企業處的張云東起草了《深圳特區股份有限公司條例》。據此，對股份公司進行規范，并先后將17家國有企業改造為股份公司，除原深發展外，將萬科、金田、安達、原野等4家改組為上市公司。

搞市場經濟，資源由市場配置，資本和土地作為不可缺的生產要素，必須建立相應的股票市場與房地產市場。深圳人覺悟比較早，成立資本市場領導小組展開研究。后來由李灝同志拍板于1990年12月1日設立了深圳證券交易所，我是副理事長。然而，幾經風雨，差一點被關閉。在緊要關頭，鄧小平于1992年來到深圳，發表著名的南巡講話：“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薄翱傊?，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辦法?！保?）

六、產權轉讓、企業破產的改革試驗

企業是一種生產經營單位，總有辦得好、辦得差的。好的應該發展，差的就要淘汰，這似乎是常識?？墒?，我國的國有企業只生不死、永埀不朽！一大批企業生產能力閑置、嚴重虧損，不能向社會提供有效供給，但照發工資。這是造成我國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產品結構不合理，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一到深圳，我就鼓吹要為企業辦紅白喜事，好企業就搞股份制、上市；差的企業就轉讓、破產。

1989年起草了《深圳市國營企業產權轉讓暫行規定》。我的創造有兩條：一是成立產權轉讓辦公室，設在體改委市場處，負責產權轉讓的實施和審核；二是實施強制產權轉讓，對長期不能清償債務、經營狀況很差的企業，提出建議報批后實施。1992年又以市體改委名義下發了《在市屬國營企業中“消滅企業虧損，消滅虧損企業”的通知》，提出企業連續三年經營虧損的，實行強制破產或產權轉讓。總之，你不消滅虧損，就消滅你。你不能占著茅坑不拉屎！你消耗的是國有的資產??！到1993年共有65戶企業實行整體產權轉讓，轉讓資產總額達2.6億元。1993年２月, 成立深圳市產權交易所，成為全國第一家產權交易機構。

1991年12月26日還起草了《深圳市國營企業強制依法破產實施辦法》。這又是我的創造，破產一般是由債權人或債務人申請的，而“本辦法所稱的強制依法破產，是指對達到法定破產界限、確已無法挽救而債權人和債務人仍不申請破產的企業，由政府和有關部門強制其依法進行破產?！蔽募幎ㄏ铝衅髽I實行強制破產：1、連續三年發生較大數額的經營性虧損，或虧損年度不足三年但虧損數額巨大，到期債務超過企業實際資產一倍以上的；2、已停止經營或基本停止經營，確無可能清償債務的；3、管理混亂，資不抵債，整頓無效的。上述情況，要是發生在私有企業，債權人和債務人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早就申請破產了?？墒菄衅髽I就不同，不是虧自己，而是虧國家。強制破產，是政府履行資產所有者的職能，減少損失，并讓所剩的資產通過破產處理，重新創造價值。但這項改革阻力大、難度大，又麻煩、又得罪人，誰也不愿插手，法院也不接受。后來，多次協調，接受了，但資產的清理工作沒有人做，只得我們派人去。唉，誰讓我們搞那么多國有企業，自找麻煩啊！費了老勁，1992年1家國營企業實施破產，2家外資企業和1家外資銀行破產處理。

七、國有企業管理架構、企業制度改革

1987年8月17日我與周少華合寫了一篇題為《利稅分離，劃分產權，三權分立，重塑國家經濟管理格局》的文章，指出：必須改造傳統公有制，重新塑造國家經濟管理格局，為商品經濟的正常運行建立框架和基礎。

改革的思路是通過劃分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國有資產的經營權與企業生產經營權，建立國有資產的管理體系和經營機制，以實現國有資產的增值和收益的擴大。為此，須改革現行的經濟管理格局，將國家的資產管理職能與社會管理職能分開，在此基礎上劃清中央與地方的職責范圍，然后按照各自的產權建立國有資產的管理經營體系。

該文具有創見意義的是提出組建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的建議，有權變賣、出租下屬企業資產，也可折股出售。當時全國有5000億的國有固定資產是凝固僵化的，1/4的國營企業長期虧損不能改組，這就不得不依靠有限的增量來調節不合理的資產存量，死的拖住活的。這是傳統體制下生產要素配置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也是傳統體制引入市場機制不能正常發揮作用的障礙所在。資產經營公司為實現資產增值，使必須淘汰的企業迅速實現生產要素的轉移，使需要發展的企業迅速擴大規模，從而推動產業結構與企業組織結構的合理化，使市場機制能真正發揮調節供求的作用。

深圳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作了探索，較早成立了投資管理公司，兼有資產管理與投資的職能。我來深圳后，于1988年5月起草了《深圳市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建議成立市國有資產管理局，對全市國有資產行使管理權。分解投資管理公司職能，資產管理職能收歸資產管理局，投資職能由投資公司承擔，將現有的集團（總）公司改組為資產經營公司。投資公司與資產經營公司成為國有資產的經營載體，承擔資產增值的責任，擁有處置資產的權力。1992年深圳成立國資委。1996年市屬國有企業分別由建設控股、商貿控股與投資管理公司經營管理。2004年，改由國資委直接管理23家大型國有企業，成立投資控股公司管理需要改制的國有企業。

我國企業一直按照所有制劃分為全民、集體、私營和外資。在國際貿易中就發生了這樣的事：山西某貿易公司欠德國某公司的錢，由于找不到山西這家公司，德國公司就把海南某遠洋公司的船扣了。理由是這兩家公司都是全民所有制。我在1990年寫的《深圳股市的深層思考和完善對策》中指出：“國營企業責任界定不清，缺乏承擔風險的能力，在對外交往中，實際上由政府承擔最終的責任與風險，國營企業制度難以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采取國際通行的股份制形式，把國營企業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992年我在全國體改工作會議上，建議按所有制劃分為全民、集體、外資、私營的企業制度，改為股份公司、有限責任公司、股份合作公司和無限責任公司。1993年制訂的《深圳市經濟體制改革要點》中提出：按照市場經濟運作的要求，建立產權關系明晰、財產責任清楚的現代企業制度。為此，必須將目前按企業所有制形式建立的企業制度，逐步改為新型的規范化的企業制度，即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股份合作公司和無限責任公司。

八、制定社會保險制度改革方案

1987年考察新加坡，用人單位與員工都按一定比例交納，建立公積金，用于養老、住房。這給了我很大啟發。1989年由體改委牽頭，勞動、衛生、計劃、財政、市總工會、市人民保險公司參加組成深圳市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工作小組，討論方案。我任組長，提出一個思路，參照但不照搬新加坡經驗，按工資一定比例提取，建立個人帳戶與共濟帳戶，當個人帳戶不足支取時，由共濟帳戶補充，以彌補工資少或發生大病時抗風險能力弱的缺陷。此后，由體改委副主任陳道貽主持，市場處副處長楊建和主筆，市場處陳堅定作測算，經集體討論，歷時三年，于1992年拿出《深圳市社會保險制度綜合改革方案》，深圳市常委會先后討論7次，終獲通過頒布實行。這是我國最早制定的社會保險制度綜合改革方案，由職工與用人單位按職工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社會保險金，分立個人專戶與共濟基金，用于養老、醫療及住房。后來，這項改革推向全國。

九、改革的思考和建議

40年改革完成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歷史轉折，鄧小平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從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出發，強調社會主義必須發展生產力，執政理念由政治第一，轉向發展第一，從而實行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發展成為政府、社會、民眾的共識，實現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增強，人民生活改善。但同時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領域產生諸多問題。

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意味著核心理念和價值目標的轉變。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新中國是革命時代；以階級斗爭為綱是政治掛帥的時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發展第一的時代。那么，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有什么新含義呢？

十九大報告將為人民謀幸福、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作為初心、使命和目標，這就是黨的執政理念從發展第一轉向幸福第一，發展為目標轉向幸福為目標。這是歷史的新轉折。

當前，提高民眾幸福感的最直接、最迫切的，就是實現共享，即經濟成果公平分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這就要改變長期以來，重發展、輕分配；重建設、輕民生的傾向。中國問題的癥結在于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從而內需不足，經濟下滑；社會矛盾激化，影響穩定；民心不滿，質疑政治；道德失效，風氣惡化；無視環保，破壞生態。所以，必須把分配制度改革提到議事日程，尤其是管好全國民眾的錢袋子，真正實行公開透明，民眾參與，專家質詢，與論監督。特朗普大打貿易戰，正是改善民生、擴大內需的好時機。中國厐大的國內市場，本來就不應過度依賴出口，而是以內需為主。

中國的改革開放，本質上就是融入全球現代化的潮流。我們是受益者，同時也身受其害。對出現的越來越烈的反全球現代化潮流需要反思。全球現代化是以GDP為目標，以財富為尺度，以消費為追求，這導致人的物質欲望的無限膨脹，超過了地球資源的承載力與自然生態的承載力。全球總人口64億，在絕大多數人還沒有達到現代化的基本水準的情況下，對地球資源的使用己超出地球承載力的25%。中國在絕大多數人還沒有達到現代化的基本水準的情況下，環境破環、貧富拉大，僅霧霾就弄得民不聊生，不得不停產停課，那么中國都現代化呢？

   全球現代化之路不通，根本原因是價值目標、價值尺度、價值標準，是追求資源有限條件下的財富最大化。2025年世界人口達到80億,2050年將達到110億，現在一個地球不夠用，將來80億、110億都向發達國家看齊，都像過發達國家人那樣生活,要增加多少個地球呢？圣雄甘地一語道明：“地球上的資源可以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求，但它無法滿足每個人的貪婪”。

世界的出路何在？中國的出路何在？就是價值目標、價值尺度、價值標準，從追求資源有限條件下的財富最大化轉為幸福最大化。以幸福為目標代替財富為目標，就可以讓人類從物質追求的洪流中分流，也就是不單單追求物質層面的幸福，還可追求情感層面和精神層面的幸福，實現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職業、不同個性、不同愛好、不同興趣的不同的幸福生活。

   人的終極目的是幸福，財富不是目的，只是為幸福提供基礎和條件。人類需要一場理念革命，探索人類的幸福之路。對于人口眾多、資源短缺的中國來說，尤其是要探索中國的幸福之路。這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的幸福之路可以為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提供示范和榜樣，為世界持續發展探索新路，為人類創造新文明，這才會贏得世界的尊重。這才是中國夢。

注釋

注1：《經濟研究》1979年第5期

注2：《騰飛的構想》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第6、7、8頁

注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