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4日，牛津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英國《星期日電訊報》撰文，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同體”（Chinamerica）的概念。一時間，“中美全球共治”、“G2”成為熱點。彼時，大多數人不能想象，中美兩國將在貿易、科技等領域爆發今天這般規模的沖突。

今日中美之爭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歐美民粹主義抬頭的根源是什么？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是否必然會導致與先發國家的進一步對立？全球化是將繼續，還是會倒退？這些都是本文將要論及的內容。這些看似宏大的問題，已經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本文將從“全球化”這個視角，來深入剖析今日的局面。

美國今天仍是全球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但在一個經濟強盛的國度，出現民粹主義浪潮是難以想象的。美國民粹主義的抬頭，源于其國內體制遭受的挫折，直接表現為美國國內不平等程度的惡化，中下層民眾經濟水平持續倒退。在2016年11月特朗普“意外”當選后，對中下層不太關心的美國商業精英階層，也開始關注過去十幾年來關于“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對美國國內體制和全球貿易體系展開反思。

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里奧（Ray Dalio）在2017年10月23日發布了一篇研究報告《我們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Our Bigges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能夠有效的幫助我們理解美國今天民粹主義興起的經濟因素。我們在此結合以下歐美學者的觀點加以論述，這些優秀的學者包括：美國西北大學教授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ro），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彼得·林德特（Peter H. Lindert），布蘭第斯大學教授、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德國馬普研究會研究員埃里克·萊曼（Erik E. Lehmann）以及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

一、美國貧富差距的現狀

達里奧在2017年的研究報告中，將美國民眾從經濟上劃分為前40%（Top 40%）和后60%（Bottom 60%）兩個人群。自1980年以來，美國實際家庭收入的中位數雖然基本持平，但前40%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后6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在后60%人群中，只有1/3能夠將其收入儲蓄起來（以現金或金融資產的方式）。也即，有40%的美國人都處于“月光族”的狀態，無法存下任何收入。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的一項報告，1983-2013年這30年間，位于后33%美國人的實際財富均值事實上在下降，從11,400美元跌至9,300美元；位于中部46%人群的實際財富均值，在這30年間一直停滯不前（僅從94,300美元增加至96,500美元），而位于前部21%的人群，他們實際擁有的平均財富在這30年間翻了一番，從318,100美元上漲至639,400美元（戈登，2018）。

皮凱蒂做了更為細致的研究，今天美國最富有的10%人群擁有全部資本的70%，其中有一半為最富有的1%人群所擁有；在10%人群之下的中部40%人群，擁有全部資本的大約25%（其中很大部分是房產），剩下50%的底部人群，只擁有全部資本的5%（皮凱蒂，2014）。如果再具體的話，今天美國收入最高的0.01%人群，他們的收入70%來自資本；如果擴大到收入最高的1%人群來看，他們的收入有60%來自勞動收入，這主要是跨國公司高管、金融家和超級明星的勞動收入（索洛，2015）。而那些超級經理人，也即美國大公司的CEO薪酬與普通工人工資的比率，從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4年的300:1，從1978-2013年，美國CEO的薪酬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資僅僅增加了10.2%（賴克，2016）。

以上就是今天美國貧富懸殊的現狀。

2019年5月23日美聯儲發布的抽樣調查報告顯示（Federal Reserve Board issues Repor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s，2019.5.23），在遇到緊急意外情況需要支出400美元時，有39%的被調查者無法以現金、儲蓄或者信用卡的方式進行支出，其中27%的被調查者需要向他人借款或者出售自己的物品才能應付這400美元的緊急支出，而剩下12%的被調查者則完全無法應對400美元的緊急意外支出。這僅僅比2013年美聯儲同樣調查所顯示的情況略好，該年有50%的被調查者無法自行應對這些看似金額不大的緊急意外支出。

更大的挫折還在養老、教育、壽命和醫療方面。

達里奧的報告指出，美國后60%人群中，只有1/3的家庭擁有退休金賬戶，這意味著后60%人群中有2/3的家庭沒有退休金賬戶。而那些擁有退休金賬戶的后60%人群，養老金賬戶（如401(k)賬戶）平均不到2萬美元。

教育方面，前40%人群在教育上的支出是后60%人群的4倍，但前40%人群的學生債務（student debt）只占其總負債的5%，而后60%人群的學生債務卻要占到其總負債的17%。美國的本科畢業生有將近70%在離校時身負債務，平均負債超過3.5萬美元，1/8的畢業生在畢業后需要償還的“優秀學生貸款”超過5萬美元。截至2016年，美國仍未清償的4,330萬學生（包括在校生、畢業生、肄業生）的助學貸款總計超過1.3萬億美元，超過40%的學生貸款人已經拖欠或者違約（桑德斯，2018）。教育支出讓美國中下層負擔沉重，隨著美國制造業的不斷萎縮和外遷，中下層就業渠道的不斷收窄、實際收入的持續下降，使美國中下層的年輕人逐漸對生活喪失信心和希望。

希望的喪失，使美國成為唯一一個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工業國家。對于后60%人群而言，過早死亡（premature death）自2000年以來上升了大約20%，主要原因是毒品/（藥物）中毒（自2000年以來增加了2倍）和自殺（自2000年以來增加了50%以上）。今天我們都知道，美國本土正在打一場21世紀的“鴉片戰爭”，這也是特朗普政府與中國談判時要將控制芬太尼列為重要議題的原因。美國藥物毒品問題的根源，在于曾經制造業地區的大量人口無法實現有效就業，而知識經濟對教育所需的高投入根本不是這些地區的民眾所能承受的，他們的下一代已被隔絕在未來之外。

特朗普勝選后，《鄉下人的悲歌》一書迅速在美暢銷，這是出生于美國鐵銹地帶的80后J.D. Vance的自傳，以其個人經歷詳述美國下層民眾今天的生存現狀，失業、酗酒、吸毒、普遍的離異和大量的非婚生子女問題已經舊工業區普遍到令人驚訝的地步，要知道，那些地區并非曾經落后，在1980年代之前，甚至是美國工業的中心。盡管Vance通過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耶魯法學院的學業，徹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但通過他的敘述，我們能夠深深感受到那種對自己家鄉的絕望。

除此之外，美國仍是醫療成本最高的發達國家之一，也是唯一沒有實現人人醫保的大國。在2016年時美國仍有2,800萬人不能享受醫保（桑德斯，2018），而此前由奧巴馬力主的《平價醫療法案》，正是由于未能考慮到美國后60%人群根本無力承擔多余的數百美元保險支出，進而被特朗普在參選時猛烈抨擊，為其俘獲了相當數量的選票。

這真是我們曾經了解的那個美國嗎？但只有當我們了解上述事實，才能明白為什么美國的中下層會贊同特朗普廢除《平價醫療法案》；才能明白為什么特朗普以各種手段威脅美國企業增加本土工人的工資收入、威脅美國跨國企業的制造業崗位回流時，會獲得美國中下層巨大的支持；也才能明白為什么當美國輿論一邊倒的認為是中國人利用全球化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時，特朗普還將獲得美國中下層更多的認同。我們真正要關心的是，上述觀點真是正確的嗎？上述做法真的能解決美國本土今天的問題嗎？

美國衰落了嗎？并沒有。美國GDP仍然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Fortune 500排名中，美國有126家企業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當部分處于高端產業；美國仍然是高科技強國，除了芯片、軟件之外，在國防、航天、化工、材料、制藥等領域，仍有巨大優勢。美國的基礎創新能力仍然最強，大量的基礎創新仍然出自美國的一流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美元仍是世界貨幣，我們今天仍然處在一個美元體系的世界中。美國今天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難以想象，跨國企業高管動轍數千萬美元的年薪，即便因經營不善或丑聞而離職，補償金也可能高達上億美元。而作為2008年金融危機制造者的華爾街精英們，在因too big to fall獲得美國政府的救助后，仍未受到足夠的約束，甚至大量的違法交易僅以美國特有的法律和解方式就可以結案過關。所以今天美國的問題究竟是一個美國國內的財富分配問題？還是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財富分配問題？究竟是只能靠逆全球化才能解決的問題，還是靠改革全球化的過往體系才能解決的問題？

二、美國歷史的成就與當下的問題

民眾對經濟狀況的不滿往往不是基于橫向的比較，而是基于現實與歷史的比較。美國20世紀的成就，不在于出現了一批超大型企業，或是獲得了某些科技的領先，也不在于建立了人類最完美的政治體制或者實現了所謂的美元霸權。美國20世紀的成就，在于美國國民作為一個整體，共享了經濟發展的璀璨成果，站在了全球的前列。這是將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文明能夠對全人類產生巨大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1900年，美國白人男性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只有48歲，而非白人男性只有33歲，而到了1940年，這兩個數值已經分別提升到63歲和和52歲，這要歸功于美國衛生、醫療體系的進步和普及。1900年，美國每100戶家庭只有0.1輛汽車，而在1940年，這個數值達到了93輛，美國家庭當時擁有的汽車數量竟然占全球汽車總量的78%。而今天日常的家電，包括洗衣機、冰箱等，在1970年代，美國的普及率已接近100%。（戈登，2018）

美國的高中畢業率從1900年的6%提高到1970年的80%。1944年頒布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惠及全美1,610萬二戰參戰者，由聯邦政府為這些二戰退伍軍人提供全額大學費用（戈登，2018）。在20世紀中葉，美國的高等教育曾經接近免費。1965年一所四年制公立大學的平均學費是243美元。美國公立高等教育的明珠——加利福尼亞大學系統，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收學費。美國工人家庭的子女，完全無需承擔今天平均高達3.5萬美元的學生貸款（桑德斯，2018）。而1980年通過的《拜杜法案》，對美國政府資助的知識產權歸屬進行了重新分配，將聯邦政府資助研究取得的發明專利權，轉移給實際從事該研究的大學，再由大學將這些知識溢出并實現了商業化，最終推動了經濟的創新發展。

這些曾經的制度，為美國之后的科技創新和生產力爆發帶來了充足了智力資源，推動美國從二戰前的工人階層社會轉變為之后的中產階層社會。美國曾有一個人人皆可攀登的階梯，這是“美國夢”曾經能夠實現的根本原因。

1955年，美國《財富》雜志首次開始統計美國500強企業名單，這一統計已持續60多年，我們從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國產業的變遷情況（點擊查看大圖）：

如果我們將上述產業劃分為“傳統生產性行業”、“新興技術產業”、“金融業”和“其他服務業”的話，可以得出下表（點擊查看大圖）：

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自1955年以來，一直到1980年代，美國傳統生產性行業的大企業比重仍占Fortune 500的70%以上。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傳統生產性行業的上升和頂峰時代，也是美國國內的平等時代，也正是“美國夢”影響全球的時代。1990年代是個分界線，此后“傳統生產性行業”在大型企業中的比重開始持續下降，而金融業和新興技術產業的比重開始上升。自1995年起，美國大型企業中屬于“傳統生產性行業”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并在此后20年維持在45%左右；而金融業和新興技術產業則在此后分別維持在15%和20%左右。

上述數據同美國制造業勞動人口的變化是完全匹配的。美國制造業勞動人口比例在1953年達到30%的頂峰，到2015年，這一比例已下降到10%（戈登，2018）。從制造業流出的勞動力去了哪里呢？金融業和新興技術產業根本無法吸納如此眾多的就業人群，從1990年代開始大量出現的商超、零售、物流等服務行業，是制造業人群就業的歸宿。從前述表格可以看到，自1995年起，商超、零售、物流大型企業開始占據美國Fortune 500大概10%左右的比重。但問題在于，對普通員工而言，這些服務業企業的工資收入和社會福利水平根本無法與前期的制造業企業相媲美，甚至很多服務業職位只是零工模式。沃爾瑪的收銀員無論怎樣也難以享受到曾經大型工業企業帶來的社會福利。美國勞工部在2015年12月8日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如果無法扭轉局面，那么未來10年美國增速最快的10大職業中，將有7個是不需要大學文憑的低收入職業（桑德斯，2018）。

因此，今天無論是美國的學界、政界還是輿論界，無論黨派和政治觀點如何，都已經認識到制造業工作崗位的大量流失，是使美國中下層經濟處于困境的關鍵因素所在。所以今天美國的精英人士，開始從大量現成的研究文獻中尋找問題的答案。

關于美國過去60余年的產業變遷，目前已然普及、看似邏輯清晰進而遍及輿論的解釋是，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后發國家逐漸進入一般化工業大生產階段，包括美國在內的先發國家一方面繼續發展ICT等新興技術產業，繼續占領高端產業；另方面，由于傳統生產性行業（主要是制造業）受到后發國家廉價替代品的沖擊，先發國家的這些企業開始實施重組，為了降低成本，或是裁員，或是大幅降低員工福利，或是不斷將生產部分予以外包，而這些做法，直接導致了美國中下層工作機會的喪失和福利的普遍下降。

如果我們能夠在中美貿易爭端的喧囂中冷靜的閱讀美國現任總統和幾位主要總統候選人的政治觀點，可以發現他們都認為中下層就業機會的喪失與中國制造業的崛起緊密相關，但同時并不僅僅針對中國，印度、墨西哥甚至德國、日本，但凡對美國制造業就業崗位產生影響的國家，都在他們已經或將要針對的范圍之內。無論具體政策是否能夠解決問題，這樣的政治口號的確正面回應了美國中下層的訴求，換言之，短期而言，這對爭取選票是有利的。但問題在于，今天美國國內的貧富差距問題真是目前的全球貿易體系必然導致的結果嗎？通過切割其他國家的利益就能讓美國國內的這些問題得以解決嗎？

三、德國的例外

今天特朗普和諸多美國政客針對中國的核心觀點在于，他們認為中國加入WTO之后，全球化進程發生了重大轉變，他們認為中國企業通過技術秘密竊取、知識產權侵權來實現了制造業的發展，使美國企業遭受巨大損失，從而“不得不被迫”讓渡了自己的技術；他們還認為中國通過特有的補貼來壓低了資源價格，使美國企業“不得不”將大量產業外包給中國，從而“幫助”中國實現了經濟的崛起。他們認為在美國本土的許多中國移民和留學生都在協助完成上述的“任務”。他們認為上述情況所導致的結果，就是今天美國以制造業為核心的生產性行業競爭力的大幅下降，大量曾經穩定而薪酬優渥的生產性工作崗位流失，從而導致美國遍地是“鄉下人的悲歌”。這個邏輯如果推演下去，就是今天全球的自由貿易體系導致了美國中下層的苦難，所以當特朗普表示出要退出WTO時，完全無須有任何驚訝。但令人好奇的是，為什么受到沖擊的僅僅是美國的中下層，美國的中上層為何能夠免疫，為什么美國精英階層的財富依然在加速膨脹呢？

  如果真像美國部分政客和輿論所言，美國生產性行業競爭力的下降是中國策略的成功所致，那么受到巨大沖擊的顯然不應當只有美國。那些技術先進、更加依賴于中國市場，卻不如美國強大的國家，是否應該受到了更大的沖擊呢？那些國家的制造業工作崗位是否應當像美國一樣大量流失呢？那些國家是否會因為與中國貿易往來，以及因為向中國轉移生產外包就導致其本土中下層的坍塌呢？

當我們站到全球的角度來看待中美之間的問題，美國流傳甚廣的言論仿佛就是一個笑話。

當美國制造業開始受到全球化競爭而衰退時，美國的上層精英們根本沒有關心過他們的中下層同胞。就在幾年前，他們還根本不會像今天一樣批評中國，他們甚至曾經為美國制造業的衰退找到了不少合理理由。2013年6月10日，《福布斯》雜志在《為什么制造業不重要》（Why Manufacturing Doesn’t Matter）一文中提出：“工業時代就要一去不返，我們即將進入創新經濟時代，制造業將成為某種商品；而思想，即智慧財產，將勝過一切”。2014年1月23日，《彭博商業周刊》在《逝去的工廠職位：忘掉它吧》（Factory Jobs Are Gone: Get Over It）一文中提到：“對工廠的迷戀主要基于有缺陷的經濟學”，而在更早時候，時任喬治布什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經濟學家曼昆在2003年的演講中告訴聽眾：“最近制造業就業下降是生產率迅速增長的一個‘避無可避’的結果”，曼昆認為，“近日我們從制造業上看到的長期趨勢，正是幾十年前農業領域所歷景觀的鏡像”。甚至到了奧巴馬時代，作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古斯比（Austan Goolsbee）也認為：“制造業部門的就業和支出比例越來越小，佐證了它非常有效率。農業部門恰好經歷了同樣的過程?！保?/span>Mandel，2012）

但歐洲人并沒有那么樂觀。法國前總統薩科奇曾警告：“當我們停止建造火車、飛機、汽車和船舶”，法國將不再是偉大的國度。在其他發達國家主動或者被動的去工業化時，德國依然我行我素。當美國制造業占GDP份額降至13%、英國降至12%時，德國制造業占GDP的比例竟然高出近一倍，達到21%（萊曼，2018）。德國聯邦經濟事務與能源部在2019年2月5日發布的《德國工業戰略2030》中，甚至明確提出戰略目標，到2030年時，逐步將工業在德國和歐盟的增加值總額（GVA）中所占的比重分別擴大到25%和20%。也許美國人無法理解或者已經故意忽視，同樣作為發達國家，德國仍然在鋼鐵、銅、鋁、設備和機械制造、汽車這些傳統的、在美國已然衰退的生產性行業中占據著全球領先地位。不要忘記，德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要比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要強得多得多。

在今天美國部分政客和專家眼中，對中國的生產外包是美國制造業崗位流失的重要原因。但美國人似乎完全不知道，今天僅在中國江蘇的一座小城太倉，就有280家德國企業和大約200個外包工廠。為什么德國能夠承受外包和離岸的沖擊，繼續在制造業上保持競爭力，同時還能維持本土的工作崗位和薪酬福利待遇？

歐洲學界將德國成功的因素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萊曼，2018）：

一是長期重視中小制造業企業發展。以二戰前后工業基礎為根基，德國在幾十年內面向全球市場，產生了一大批制造業隱形冠軍企業（在全球3700余家制造業隱形冠軍企業中，僅德國就擁有1300余家，美國300余家、日本200余家、中國60余家）。這些制造業隱形冠軍為德國本土提供了大量薪酬優厚的就業崗位。

二是德國獨特的金融體制。德國銀行業由儲貸銀行（Sparkassen）、合作銀行（Genossenschaften）和私人銀行三個支柱構成，前兩者給中小企業提供的貸款約占貸款總額的2/3，這兩個支柱的經營受到嚴格約束，從而毫發無傷的度過了2008年金融危機。而州立銀行（Landesbanken）作為儲貸銀行的批發銀行，德國中央合作銀行和德西中央合作銀行作為合作銀行的批發銀行，實施干預以提供套期保值和離岸融資等更復雜的金融服務。盡管這些緊密的銀行關系可能導致信貸利率較高，但長期安全性得以保障。

三是特有的雙元教育體制。在德國，從事制造業的普通技術人員一般不上大學，而是通過學徒制來實現就業。約有342類受認可的學徒職業，提供技術和社會領域的公司內部培訓和課堂教學，一部分時間留給雇主，一部分留給職業學校。截至2013年，超過140萬名德國學生入讀1,559所職業學校。學徒培訓時間一般持續兩年半到三年半，從事全職工作。2013年25-34歲的德國人只有28%接受過大專、大學教育。制造業企業大量倚重熟練技術人員，學徒制為企業提供了合適的勞動力資源，也促進了就業。

四是勞資共決的經濟制度。作為與英美經濟模式的最大差別之一，勞資共決一直是德國勞資雙方能夠共享經濟發展收益的基石性制度。如果說美國的貧富差距問題有什么方面沒有做好而導致的，我認為正是美國的經濟體制完全以股東、管理層為優先的經濟模式，導致了今天美國中下層的局面。多年以來，中國經濟學和法學研究者對德國勞資共決的研究是不夠深入的，甚至在中國《公司法》中機械的移植監事會等制度。事實上，德國的勞資共決制是一個系統化的安排，甚至可以追溯到《魏瑪憲法》乃至再之前，也即德國歷史上形成的社團市場經濟模式。這項根植德國傳統的理念直接排斥了英美模式下以股東為先的理念，將股東、管理層、雇員、上下游產業鏈甚至社區納為一個整體考慮。事實上，這種理念所形成的各項制度與東亞各國的歷史觀念和經濟習慣存在高度一致性，是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

此外，德國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視、對全球市場的開放程度，都是深度全球化下德國經濟仍然強勁的重要原因。

關于德國的探討可以回答美國某些政客和輿論的一個潛在邏輯問題，即一個技術先進、又比美國更加依賴中國市場、將大量制造業外包給中國的發達國家，是否會因為中國加入全球化，就必然使本國的就業崗位大量流失，從而導致本國出現民粹主義？我們與其不斷的解釋為什么中國沒有那些“不端行為”，不如請這些美國政客和輿論來向他們的民眾回答，為什么別的國家能做到的，你們卻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