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全球化的悖論

今天中美沖突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需要向其選民踐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承諾，而這個“再次”，對美國中下層民眾而言，就是恢復1990年代之前的榮光。面對中下層的壓力，特朗普必須向所有對美國制造業就業恢復造成約束的其他國家發難，同時還要從戰略上遏制中國這樣的長期競爭對手。事實上，這是美國國內問題的國際化。美國中下層民眾今天面臨的經濟問題，正是美國應對全球化長期失當所致，但令人難堪的是，傾向于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超級全球化，一直以來卻是由美國來主導推進的。

作為對全球市場最敏感的人士之一，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早在2002年就指出了全球化的缺陷。索羅斯認為：“全球化突出的特點之一是它允許金融資本自由流動；相形之下，人員的流動仍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資本是生產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各國必須相互競爭來吸引它，這妨礙了各國對資本征稅和管制的能力”。索羅斯認為：“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使二戰后出現的福利國家變得不合時宜，因為需要社會保障的人們不能離開國家，而作為福利國家過去征稅對象的資本卻是能離開的”。此外，雖然“全球競爭解放了創造力，發揮了企業家的才干，并使技術創新加速”，但全球化也存在不利影響，“一是許多人，尤其是欠發達國家的人，受到了全球化的傷害，同時又得不到社會安全網的保護；另外還有許多人被全球市場邊緣化。二是全球化導致了私人產品和公共物品之間的資源分配不均，市場長于創造財富，但其目標并非滿足社會需要，對利潤的恣意追逐會破壞環境，并與其他社會價值沖突。三是全球金融市場容易遭受危機”。索羅斯認為：“過度依賴市場機制是危險的。市場是用來為自愿參與各方進行貨物和服務的自由交換提供便利的，僅靠市場自身不能應付諸如法律和秩序或維持市場機制本身運轉之類的集體需要。市場也不能確保社會公正。這些‘公共物品’只能通過政治方式來提供”。（索羅斯，2002）

正是因為全球化的上述特點，但凡認同深度全球化的國家，必然以資本效率的最優為追求，這將導致這些國家的資本流出到能夠獲得更大利潤回報的其他國家或地區。當這個國家采取市場原教旨主義，也即認為完全依靠市場調節、避免政府干預才是最優選擇時，金融資本的大量跨境投資、實體企業的大量跨境外包就會成為現實。這正是在美國主導深度全球的歷史過程中，美國金融資本尋求全球機會、美國生產性跨國企業尋求全球外包的現實背景。

從中短期財務回報來看，這些金融和實業類企業確實能夠實現更多的財務價值，但長期來看，是以損害美國本土中下層就業機會和本國制造業長久競爭力為巨大代價的。只有那些能在制造業外包過程中對本土產業結構做出適當調整，對業務流程做出適當改造，盡力確保本土崗位能夠持續有效存在，而不是簡單通過重組裁員外包來換取短期財務收益的先發國家和企業，才會在全球化過程中使本國企業、股東、雇員等利害關系人獲得共同的收益。

這也正是為什么雖然德國和日本的汽車產業以中國為最大的外包生產基地，大眾和豐田本土的職位卻絲毫不會減少，反而帶動了一大批本土中小供應商持續發展。與之相較，曾是美國制造業明珠的通用和福特汽車，并非由于將其生產外包給中國或墨西哥而衰落，而是因為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兩家車企深受美國國內金融自由化環境的影響，錯誤的實施了多元化戰略，又被迫在金融危機時尋求救助、低價出售資產以求生存所致。

今天，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部分人群都在流行一種說法，即中國加入全球化是依賴于美國的幫助，美國是希望通過幫助中國全球化來實現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民主，而中國并沒有按照美國的意愿在政治上實現西化，因此，美國今天對中國十分失望，所以兩國的主要矛盾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這種將美國完全置于一個受害者地位的描述，十分可笑。在深度全球化的過程中，美國的跨國企業高層和金融企業盆滿缽滿，美國國內反對全球化、訴諸中下層利益的聲音，在十幾年前就開始針對這些上層精英，當金融資本從中國撤出時，也從來不留情面，何以這些美國問題的始作俑者今天在輿論上會讓位于中國？這不過是無力改變美國國內撕裂現狀、又無法明白說出美國是如何在自己主導的深度全球化進程中自食惡果的政客們所能找到的持續攻擊中國的一個理由，當無力改變美國內部時，只能以外部矛盾作為轉移注意力的方式罷了，而國內竟有很多人不加思考的予以接受。如果沒有足夠的利益，哪個國家會無視本國民眾的利益去無私的幫助別的國家發展長達幾十年？這難道不是一個尚未成年的人都應該明白的道理嗎？

中國加入全球化并非沒有代價。這些巨大的代價之所以被人逐漸忘記，是因為中國為了經濟發展，必須維持內部的穩定。在二十年前中國加入全球化時，是以大量產業工人下崗、買斷工齡、在中年之后自謀生路為巨大代價的。我們今天不能也不應該忘記那些為了中國加入全球化而作出巨大犧牲的產業工人，不能忘記他們在40甚至50歲之后，在中國尚未建立起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之時，還要唱起“心若在，夢就在，只不過是重頭再來”。正是這個沉重的代價，讓中國在后來的發展中十分關注改革的穩定性和協調性。這也是為什么今天無論是中國的執政者還是企業家，都仍然需要繼續擔負起“以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边@個改革開放最初的社會共識。

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在也許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本全球化著作——《全球化的悖論》中提出：“我們不能在擁有超級全球化的同時擁有民主制度和國家自主權，我們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羅德里克，2011）。羅德里克的“超級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理論，深刻的預見到了美國今天的困境。當美國在主導超級全球化過程中使本國資本為了追逐短期利益而大量流出，造成本土投資不足從而使本土就業崗位流失，對中下層造成難以彌補的影響時，中下層通過選票民主開始反彈，最終將激進的特朗普送上了總統寶座。而特朗普深知他的鐵票倉就是這些急需現實改變的民眾，因此他越直白的表達將為他的選民拿回就業機會，這些選民就會繼續對他予以支持。而如果通過各種方式都拿不回這些就業機會時，責任就會歸咎到民主黨或者其他國家的種種問題。

然而，美國今天所面臨問題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難道逆全球化才是正確的選擇嗎？

五、真正的原因

美國今天中下層的問題，不在于全球化本身，也不在于其他任何國家占了美國的便宜，而在于美國自己放棄了生產性行業的基礎性職位，美國的產業結構沒有隨著其自己主導的全球化進程進行調整，而跨國企業和金融企業在美國獨特的職業經理人制度下，長期追求短期個人利益，長期無視員工和產業鏈上下游的利益。如果我們將傾向自由市場的美國模式與傾向勞資共決的德國模式，甚至與具有東方傳統的日本模式相比較，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當美國采納市場原教旨主義時，因經濟撕裂而帶來社會撕裂的可能性有多大。

曾擔任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的羅伯特·賴克，在《拯救資本主義》一書中進行了十分透徹的分析。賴克從財產、壟斷、合同、破產和執行機制五個方面，以大量生動的實例論述了美國的大型企業是如何通過花費大量資金游說立法和政府部門改變細微的關鍵政策，來實現了大企業利益的優先。

例如，美國藥價居高不下的一個原因，是法律禁止美國政府運用自身強大的議價權進行降低藥價的談判，而高昂的藥價意味著美國醫藥行業和保險行業長期享有豐厚的利潤。而專利的有效期也沒有阻止藥價的下降，因為大型藥企只要將快要專利過期的藥品作微小的改變，就可以延展藥品的專利。而按照美國法律，當醫生給病人開藥時，醫藥公司可以向醫生提供報酬，這自然導致藥價更加無法下降。所以奧巴馬的《平價醫療法案》其實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客觀上是以每個個人的增加投入來維持部分行業的利益。

又如，在過去20年中，美國所有大航空公司都至少經歷過一次破產。而它們破產的目的，通常是逃避履行之前和工會達成的合約。在受美國銀行業和信用卡公司游說而修訂的《破產法》中，勞動合同通常不是最優先考慮的對象，因此航空公司破產為要挾，來迫使工會達成減薪協議，而為公司降低勞動力成本的高管，卻能同時獲得一份巨額高管養老金計劃。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美國《破產法》還禁止房主就自住房抵押貸款申請破產。這意味著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華爾街可以通過重組和政府救助躲過所有的懲罰，而受華爾街金融衍生品傷害的700萬美國民眾，卻因此面臨止贖。同樣不能列入破產保護的，還有學生貸款。

而當無法阻止通過某項法律時，特定行業還會通過游說國會避免撥出足夠經費來影響執法。美國食品行業曾經游說國會，使《食品安全現代化法》的執法經費少得可憐，導致無法實際執行。

在此前的表格中，我們已經提到自1995年以來，美國大企業中金融企業的數量急劇上升。事實上，美國制造業的下滑與金融業的過度發展是緊密相關的。2008年的金融危機深刻體現出美國的實體經濟已經完全金融化，無論是房地產還是美國曾經最強大的汽車制造業廠商通用和福特汽車，乃至曾經代表先進電子電氣技術的GE等，無一不開始追求多元化投資和短期回報。

金融業的高收入，扭曲了整個人力資源價格，大量各學科的人才全部聚集到虛擬經濟之下。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夕，哈佛大學近一半的畢業生投身華爾街；如果再算上企業管理咨詢類工作，2010年投資金融界的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超過了60%。

我們今天很容易理解美國的跨國公司職業經理人在面對全球化競爭時，如何來實現自己的利益。當企業經營不善時，最佳的方案是通過裁減人工成本，實施重組來達到使企業短期業績提升的目的。由于職業經理人豐厚的報酬與期權掛鉤，因此維持公司股價就成為第一要務。所以即便是經營狀況良好的公司，在擁有大量現金的前提下，為了維持股價從而確保自己的期權收益，毫無疑問將在回購股票和投入研發中傾向選擇前者。華爾街與跨國公司高管們在美國的資本市場存在大量共同利益，這就是為什么今天歐美的學者，在研究貧富差距問題時，會提出“超級經理人”（supermanager）這樣的概念。

這就是今天的美國經濟模式展現給我們的場景。所以美國今天中下層問題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依靠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爭端就能解決這些問題嗎？

美國部分政客似乎忘記了，美國曾經的強大依靠的是對短期利益的約束（金融領域的沃爾克原則），依靠的是美國企業和員工的同心協力（羅斯福主義）。那么請問，在今天美國的現實狀況下，長期而言，全面減稅的最終受益者究竟是美國大企業還是美國全體人民呢？不斷以關稅相威脅，就能迫使別的國家不顧它們自己中下層的利益，去替美國的精英層去彌補前期因為推行超級全球化而對美國中下層造成的傷害嗎？不從修正美國內部制度出發，去實現美國國內財富分配的再平衡，而是寄希望于通過收割其他國家來解決自己的國內問題，這樣的美國，今后對其他國家的年輕人，還會有像它曾經那樣的吸引力嗎？

美國尚未衰落，美國依然強大，但美國已經不是曾經的美國。美國內部的問題目前仍然無解，美國內部的問題越激烈，將內部問題轉嫁于他國的愿望就越迫切，因此不會因為美國壞下去，中國就自然好起來。

今天，我們處在一個深度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需要將更多的智慧投入到對這個時代的理解中。我們需要有更多真正像華為那樣的全球化企業，而不是那些僅能在中國關起門來掙錢，卻要在美國上市的所謂“高科技”企業，這些企業難道沒有造成中國某些領域的資本過剩，從而同樣的扭曲了人力資源的價格嗎？有多少制造業的學子主動投身金融和互聯網行業，而這些行業的普遍高薪酬一定是可持續的嗎？還是僅僅因為前期地產金融的捆綁和美國金融資本的跨境流入所致？我們需要牢記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教訓。我們要向德國學習，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將制造業的機會留在國內，即便部分產業轉移，也要通過流程再造將制造業的工作機會更多保留在國內。我們的金融體制要做出巨大的改變，不能再主要依靠私募股權投資這種短周期的模式去支持需要長期穩定金融支持的行業發展，短期資本的侵入只會不斷的毀壞我們的實體，無法讓企業家和科技人員安心謀長遠，還會更加扭曲已經扭曲的勞動力價格。我們要在融資制度上盡量考慮今后可能會有相當多的隱形冠軍企業長期不愿通過上市的方式進行融資，我們的銀行業不能再坐吃利息，而要作為這些企業的長期債權人共同生長，幫助他們度過一個又一個全球化的周期。

全球化是一首悲歌，也是一首贊歌。全球化給全人類共同發展帶來了希望，也給部分人群帶來了沖擊。今天深度全球化所遇到的問題，正是美國曾經在市場原教旨主義下主導全球化所帶來的，這些問題需要各國沉下心來共同應對，利益的再分配既包括國與國之間，對美國而言，更在于其內部。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中國曾經走過的道路有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對本國施行的合理保護是錯誤的，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今天美國部分政客針對中國的負面言論是合理的。我們應當慶幸，中國正是在全球化進程中沒有采納美國式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才有了今天這樣的格局。

謹以此文，希望國人更加冷靜、獨立和自強。

以上。

參考資料：

1、美國西北大學教授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美國增長的起落》，中信出版，2018

2、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2014

3、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ro），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彼得·林德特（Peter H. Lindert），《關于<21世紀資本論>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中信出版

4、布蘭第斯大學教授、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拯救資本主義》，中信出版，2016

5、德國馬普研究會研究員埃里克·萊曼（Erik E. Lehmann），《德國的七個秘密》，中信出版，2018

6、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全球化的悖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7、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Bernard Sanders），《我們的革命》，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

8、Michael Mandel, The Myth of American Productivity，Washington Monthly Feb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