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前：2013年12月28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主辦的“新階段 新方略 新夢想——中國改革（2013）年會”在北京隆重召開。以下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原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副主任宋曉梧主題演講內容。

        剛才聽了李主席、尚全名譽會長從比較宏觀的視野、更高的層次來理解十八屆三中全會如何更好的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及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做了很好的闡述。按照會議安排，我從收入分配方面來談一談如何讓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方面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計劃經濟時期，勞動力資源由政府統包統配。改革開放以后，我們提出來要建立勞動力市場，一開始還不敢、不方便提。勞動力市場是所有要素市場中最后一個提出來的。實際上，十四屆三中全會才明確提出建立勞動力市場。
       勞動力市場在進展發育的過程中怎么樣呢？是不是市場起了基礎性作用或者進一步提高了決定性作用呢？我們看到，在一次分配中仍然還存在著很多問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收入分配不公已經成為居民當前最不滿的問題。前兩天看到社科院一個調查，民眾對收入分配不滿意現在已經排到了第一位。這么多年來，大體上群眾不滿意的問題前三個是收入分配、腐敗、物價。有的時候收入分配里面又把社會保障二次分配放到里面了，對養老保險不滿意，今年收入分配又上升為第一位了。
       為什么群眾對這個不滿意呢？我們開始讓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起一些作用是從打破“大鍋飯”、平均主義起步的。那時候的政策導向是主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在改革過程中難免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過程。這在過去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問題擴大到一定程度就應該考慮小平同志說的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大家合理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也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的，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大家合理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這成為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個重點。
       收入分配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里面是這么寫的：在社會體制里面的城鄉問題上提到了農民的收入問題，提到了農民的土地收入問題；在基本經濟制度里面提到了國有企業改革里面的國有企業高管的收入分配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問題導向，沒有把收入分配作為一個大的體系來寫，不像十四屆三中全會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五個子體系，收入分配是一個體系。這里面涉及的問題方方面面。
      我認為，當前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有兩個大的問題必須要解決。
       第一個問題是城鄉的行政分割。城鄉行政分割就是用行政的辦法割裂了本來應該合理流動的勞動力市場。從二元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有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步向工業、服務業轉移的過程。在這個轉移過程中，有壓低普通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傾向。這是一個市場傾向。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低一些有它的普遍規律。但是不是像我們城鄉差距到了3.3：1，這就不是劉易斯拐點理論可以全部解決的。劉易斯研究城鄉二元經濟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戶籍制度隔絕的問題。我們的戶籍制度隔絕在這里面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戶籍不同，農民工覺得拿工資比別人低都是合理的。現在第二代農民工很多都是城里長大的，他和周圍的同事們比就非常不滿意。這說明，這種行政分割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了。這是用一種行政的辦法干擾了市場的合理配置。市場要平權、要平等，同工同酬，這是最基本的。這個問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這個文件上寫了，但要真正落實非常難。
       我對“第二代農民工、第三代農民工”的說法一直就堅決不同意這些提法。農民工本身這個提法也不對。在一個企業里面現在干苦、臟、累工作80%是農民工。人家干了二三十年還叫農民工，這是一種行政分割。如果真正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就應該實行同工同酬，盡快解決城鄉分割以及與戶口制度相關聯的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不平等問題。這些問題成都、重慶等一些地方探索了很好的經驗。這些經驗值得進一步上升到理論，上升到法律法規的修改。
農民收入中不光是農民工的收入，還有農民的土地收入。如果把農民工的工資收入損失做一個測算，按照同工同酬，農民工每年少收入千億元級，農民的土地少收入則是萬億元級。吳敬璉教授說了一個數字，這些年來農民在土地上如果按照平等權利來分配的話少收入30萬億元。我找不到更好的統計數字來說明這個問題。這些如果分配是合理的市場配置，土地按照平權收入的配置，現在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是今天這樣，城鄉差距不會這么大。為什么收入分配問題很難解決呢？這涉及戶籍問題、社保的改革、公共設施、教育、醫療等很多問題。
       第二個要落實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行政性壟斷行業問題也不能用勞動力供大于求、劉易斯拐點解釋。這實際上是行政性賦予國有壟斷行業的特許經營權造成的。這個問題學術界有一場辯論。有些人做了統計，像銀行一些壟斷性行業職工受教育程度高，遠比一般農民工高，所以他們提出來這種分配是市場配置的自然結果。進行認真研究后發現并不是這樣。從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世界各國的行業收入分配差距可以看到，一般發達國家最高最低的行業收入差距是兩倍左右，高不過三倍。日本是1.4倍-1.6倍，北歐一些國家差距更小，只有巴西高于中國，巴西還是2002年的數字，現在也變化了。我們這么一種收入差距已經不能說是合理的市場競爭造成的。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對壟斷行業的教育程度和一般競爭性行業的教育程度做了一個調查，搞了一些數據分析。分析結果是，我國壟斷性行業和一般性競爭行業中教育程度造成的收入差距占40%-50%，而特許經營權造成的差距在50%-60%。
       在這之前，國家發改委收入分配司也做過調查，他們認為有30%是壟斷權力造成的壟斷行業收入過高。網絡上有一個消息，說銀行請小狗當行長一樣賺錢，還畫了一個漫畫：一個小狗坐在銀行行長的椅子上，旁邊放著一個吸塵器，吸塵器往里吸人民幣。全世界哪有中國這么高的存貸差，所以有銀行老總在年會上就講，我都賺錢多得不好意思說了。這不是市場競爭決定的收入分配，也不是自然教育程度造成的。我專門針對這個問題做過調查，美國收入最高的是采掘業，日本金融行業確實高一點，高0.3倍。這0.3倍是由于金融業從業人員的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制造業的教育程度。
      如何打破國有壟斷性行業的行政分割，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收入分配問題，涉及到國有企業的改革、國有企業和國家的關系、國家如何看待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關系。如果是必要的行政性壟斷，國資委說企業分三類：一類公益性，第二保障性，第三是商業性。如果這么分的話，保障類和公益類企業就不能夠拿市場的工資，因為不是完全參與市場競爭的，高管也不能夠像私人老板去拿高工資。國外國有企業也很多。在挪威，國企高管的收入不高于職工平均工資的3倍。挪威北海石油公司是挪威最大的國有公司，現在有40%股份出售了。他老總的工資1989年與普通工人工資差3倍。收入分配涉及的問題還很多，未來真正要把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發揮出來。勞動力作為一種資源，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資源，也要讓市場在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另外，我認為，要更好地讓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發揮作用。在一次分配中政府至今仍然肩負著培育勞動力市場，打破城鄉分割，打破行業壟斷、行政分割的責任，這是政府現在應該更好發揮的一個作用，不僅僅是彌補市場缺陷的問題。這是中國的特殊性，其他國家沒有這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