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前：2013年12月28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主辦的“新階段 新方略 新夢想——中國改革（2013）年會”在北京隆重召開。以下是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的主題演講內容。
剛才李金華副主席關于“決定性作用”的意義都講到了。我學習三中全會《決定》以后，體會最深的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的作用。這個我覺得意義確實很深遠。第二是這次三中全會提出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是全面深化改革有一個組織保障。
今天趁這個機會，我講一講我們國家怎么樣從計劃行政配置資源到市場配置資源。大家知道，我們改革開放35年來最大的轉變是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這個轉變的核心是就是資源配置的轉變，從計劃行政配置資源到市場配置資源的轉變?？梢哉f，35年來我們改革的過程是市場化配置的過程。國內外的經驗都證明，計劃行政配置資源是低效的，只有市場配置資源才是最有效的。比如，我們過去計劃經濟體制是從蘇聯那里學來的，計劃行政配置資源的弊病不是現在才發現的，在50年代就發現了。我舉兩個例子，一是我當時在第一機械部工作，沈陽有一個變壓器廠。變壓器廠需要大量的銅，從全國各地調到沈陽。旁邊有一個冶煉廠生產銅。兩個廠一墻之隔，沒有市場，企業沒有自主權，資源配置造成很大的浪費和不合理，這是我們體制性的障礙造成的。
還有一個例子，1952年的時候上海天氣很熱，企業為了不影響生產，需要增添一些降溫的設施。當時沒有空調，只有鼓風機。企業買鼓風機沒自主權。打報告經過七個部門審批，批下來，夏天過去了。這是50年代發生的事，說明計劃行政配置資源是不成功的。當時，我在56年寫了一個報告，叫《企業要有一定自主權》，后來這個報告人民日報56年12月6號人民日報第二版發表，配了一個漫畫：企業沒有打字機，坐火車到領導部門來審批，領導部門一大摞文件。這個漫畫反映了當時審批經濟的特色——計劃經濟行政配置資源就是審批經濟。當時我寫了這個文章以后引起批判，“企業有自主權”變修正主義了。當時的觀念是，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企業不能有自主權，企業是政府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這是中國的情況。
外國的情況也是這樣，比如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現在是兩個國家了，當時一個國家。本來捷克的皮鞋是很有名的，是名牌，后來搞了計劃經濟，沒有名牌了。計劃部門按照每人兩雙皮鞋做計劃，捷克和斯洛伐克當時1600萬人，3200萬皮鞋計劃做出來，發到下面去以后，結果怎么樣？結果老百姓要的沒有，生產出來的老百姓不要。皮鞋是個性化的東西，男人和女人不一樣，大人和小孩不一樣，城里人和農村人不一樣，但是計劃經濟就是千篇一律地做皮鞋計劃。后來我們覺得搞計劃經濟不行，所以要搞市場調節，沒有市場調節不行。計劃經濟把價格管死了，管死了以后，沒有積極性了。放開后，有積極性了，大家競爭，競爭以后價格下降，后來我們搞了市場調節。當時就提出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后來到了十二屆三中全會，我參加《決定》起草，覺得這個東西不行，提商品經濟有人反對，說社會主義只能搞計劃經濟，搞商品經濟怎么行呢？所以不贊成。后來我們開會，請了一些思想比較解放的經濟學家，大家覺得必須要搞商品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同時提出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是不對稱的。所以后來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十二屆三中全會不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把市場調節的份量越來越加大了。
到了十四大的時候，按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精神，提出來中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了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央到底怎么樣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怎么說的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使市場發揮基礎性的作用，比過去是進了一步。但是有個國家宏觀調控目標。到了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我提出來這個表述不科學：第一，這個表述“國家宏觀調控下”是一個前提條件，你要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先要國家調控一下，市場經濟怎么搞；第二，資源配置的主體應該是市場，而不是政府；第三，政府的作用只能在市場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而不是先發揮政府的作用，再發揮市場的作用，市場應該作為主體；第四，宏觀調控主要講間接調控，主要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不是行政手段，但是我們往往用行政手段來調控。第五，誰來調控？中央要宏觀調控，但到了地方，省里市里都說我要代表國家，大家來調控，非亂不可。我講了這五條理由，當時起草小組組長溫總理覺得這個有道理。后來十六屆三中全會不再用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而提出來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
后來還是用這個話，改變了。到十八大開會的時候，在這個基礎的上加了“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這樣一個過程，從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基礎性作用到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不久前三中全會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意義非常重大。
什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有一個明確的答案。過去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按照市場來配置資源。這是一種種理解。還有一種理解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個理解是有偏向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我可以不承認價值規律，我可以用行政手段。為什么我們出現了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為什么出現了中國模式，就是因為什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明確。
中國模式什么意思呢？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保持百分之九點幾，世界都是下滑的，中國還保持很高增長，認為中國出現了奇跡。為什么中國出現了奇跡？就是因為我們政府主導，所以作為一個模式肯定下來。這個思維模式固化了了以后，所以要改革。實際不是，政府在經濟危機的時候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是暫時的東西，世界各國都采取過，但是應該是過渡的性質，不應排除市場經濟一般規律。所以經濟好轉以后，政府的行政措施應該淡出退出，但是我們沒有退出來。
20年以前，1993年11月份人民出版社出了我一本書，題目叫《中國經濟制度的創新——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我在這里講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必須要遵循，包括價值規律、競爭規律、市場配置資源。當時提出一個概念叫市場配置資源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一般，社會主義的條件是特殊，不能用特殊來否定一般，首先必須要遵循一般。這是20年以前我講的觀點。我現在仍然堅持這個觀點。不能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一般的經濟規律都否定了，那不行的。我們必須要借鑒，必須要學習，必須要運用，不能太傻了。這個規律是人類長期形成的規律，是人類長期形成的觀念。這個東西不是資本主義獨有，更不是資本主義獨享。人類共同形成的財富我們必須共享。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按照中國的特色來應用、借鑒，是這么一個關系。而不是說這都是西方的，中國特色就把它否定了。我們不應該那么傻，我們要聰明一點。人類形成的經濟規律我們必須要遵循，這個問題從我們黨的歷史也可以看出來。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時候，中央經濟體制改革有重要的一條，要學習借鑒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反映社會化大生產的管理經驗、管理方法。我記得很清楚，因為《人民日報》約我一篇稿子《正確對待西方的管理經驗和管理方法》。內容是反映社會化大生產的東西你不能否定，它是科學的，要做具體的分析?，F代的企業制度都是借鑒了西方關于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在十五大的時候當時爭論，有的說股份制是姓資的，不姓社的，十五大提出來，股份制是資產的組織形式，不但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既不姓資也不姓社，它是反映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
市場要配置資源意義很大。首先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一個正確的定位，以后中國模式不容易出來了，因為我們有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而且講了市場配置資源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說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以后你說不要市場配置資源行嗎？大家有共識了，所以以后對形成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共識，對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于實現兩個目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有很重大的意義。
另外，怎么樣正確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也很重要，過去這個問題早就提出來了，但是為什么到現在還提出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一個核心的問題呢？政府為什么干預微觀經濟呢？因為覺得政府可以干很多事情，所以政府越位、缺位、錯位的問題就出來了。政府到底干什么？政府也要發揮正確的作用。政府怎么樣有效，政府怎么樣正確的定位？凡是市場能管的，社會能管的，企業能管的，政府就要退出。政府不能當運動員，也不能當裁判員。我在《人民日報》2005年6月8號發了一篇文章《政府轉型：關系改革發展全局的重點》。后來到了10月7號《人民日報》又發了一篇文章《關于服務型政府的幾點思考》，講了一二三觀點。一就是解決一個矛盾，當前全面快速增長的社會需求同公共產品嚴重短缺的矛盾，政府就要解決這個矛盾。第二，搞好兩個服務：一要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搞好服務，這個問題現在還沒解決。二是政府要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環境，提供服務。第三，創新三個理念：一個是人民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我們過去計劃經濟把它倒過來了，計劃經濟時期政府是創造財富的主體，老百姓納稅的錢集中到政府，政府再去投入，這是不成功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這樣做的。所以政府創造環境，不是創造財富； 二，凡是法律不禁止的，老百姓都可以干。過去計劃經濟理念，凡是老百姓企業干的事，必須要經過批準才能干，這樣怎么創新呢？審批的人往往不懂技術，是限制創新還是鼓勵創新？現在要搞負面清單。負面清單什么意思呢？凡是你禁止的東西要列出來，不能干的，凡是負面清單里面沒有的，你都可以干；第三，有限政府的理念。政府責任是授權的，法律允許的，你不能無限的擴大，不能越位、缺位、錯位，政府必須是有限政府。我現在還是堅持這個理念。這次三中全會講得很徹底，企業能干的，社會能干的，政府就退出。
另外就是這次有一個組織保障，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個問題我一直很關心。2005年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討論政府報告的時候，我提出三條建議：第一，要恢復國家體改委；第二，中央要成立一個高層次的協調領導小組；第三，發改委要加強充實改革的力量。我在今年5月份給中央提出建議，現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只是體改委涵蓋不了了，所以我建議中央成立一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是能不能落實前面深化改革一個關鍵措施。中央貫徹群眾路線教育貫徹得好，所以對我提出的意見很重視。兩位主要領導同志看了，還有一位政治局常委做了批示。最后中央決定里頭要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而且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誰管呢？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來領導。這樣高層次的領導小組從來沒有過的。所以對今后深化改革非常重要。為什么？過去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很好，但是沒有一個相應的機構來貫徹。所以我覺得將來關鍵是落實。過程很重要，但是結果更重要。結果是什么？看能不能落實。有了這樣一個領導小組，派出檢查組，比現在宣講團更有力量。我來檢查，不光是宣講，我要檢查你是不是落實了，有了這樣的權威機構，我相信今后的改革阻力就更小了，對我們全面深化改革，實現改革的總體目標，使大家更有信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