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來中國改革的回顧和展望
——紀念《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30周年
1984年10月20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我國改革歷史上第一個綱領性文件。30年來，經歷了五次黨的代表大會（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三個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十八屆三中全會）等中央對改革的決定，使我們國家的面貌和人民的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一、30年來的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仍需解決的問題
習近平同志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30年來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是體現在它推動我國實現或正在實現的五個方面的重大轉變。
第一，改革開放推動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
十年“文革”結束后，我國雖然進行了初步的撥亂反正，恢復并穩定了國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左”的影響依舊強大?！皟蓚€凡是”和“以階級斗爭為綱”仍然占據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國家的發展進步仍然受到禁錮。1978年5月開展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從思想理論上否定了“兩個凡是”，號召人們徹底打破思想枷鎖，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打破了教條式的理論禁錮，恢復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成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奠基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基礎上，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正是由于有了這個轉變，才可能改變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改變封閉半封閉的狀況，進而迎來整個國家的發展進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改革開放的思想內核，為我國的發展進步提供了不竭的思想理論活力源泉。
第二，改革開放推動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
今天，我們已經徹底告別了由國家計劃統配社會資源的時代，市場繁榮、產品豐富。絕大多數人認為，遵循價值規律、由市場來配置資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實際上，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極為不易，是改革開放曾經走過的最艱難的歷程，也是到目前為止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改革就在農村的局部地區鋪開，農村生產力迅速得到解放，農產品日漸豐富，但城市經濟因延續計劃管理體制未見大的起色。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此后，經過不懈探索，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我國經濟發展構建了最為重要的制度基礎，使價值規律深入到社會經濟的每一個微觀單元發揮作用，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創造活力、發展熱情。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的5個主要環節：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要求圍繞這些主要環節，建立相應的法律體系。其后10年的改革開放，就是以這5項工作為中心，推動了我國的發展進步。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任務，要求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無疑，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偉大創舉，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經濟基礎。
第三，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從閉關鎖國轉向全方位開放。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各項工作中長期存在一種“左”的偏見，盲目自信，唯我獨尊，排斥國外好的做法和經驗，使我國經濟管理、技術進步、產業發展等很多方面嚴重落后于發達國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對外開放的歷史新時期。1979年初，國務院決定設立蛇口工業區。同年7月，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198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立經濟特區，按照市場取向進行改革探索。1984年，國務院決定大連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進一步對外開放。1985年，中央決定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廈漳泉三角地區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海南成為經濟特區。1990年中央推進形成了以上海浦東為龍頭的長江流域開放帶。這一階段的對外開放，引進了大量國外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使國內商品市場豐富和繁榮起來，使市場因素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沖擊了計劃經濟的樊籬，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之后，對外開放步伐進一步擴大，由沿海地區迅速向內陸腹地拓展。2001年底，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黨的十六大以后，我國吸收利用外資，從彌補“雙缺口”為主轉向優化資本配置、促進技術進步和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轉變，利用外資實現新發展，規模和質量全面提升。2003—2011年，我國非金融領域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到7164億美元，年均增長9.2%，到2013年，僅當年中國非金融領域外商直接投資就達1130億美元。2011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突破1160億美元，2013年達1175.86億美元，同比增長5.25%，在2011年度全球排名就上升至第二位，并連續22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
改革推動了開放，開放也在倒逼改革。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例，為使國內經濟制度與國際貿易規則接軌，中央政府部門清理各種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規19萬多件，使涉外經濟法律法規與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相一致。一些長期難以突破的頑疾在這個過程中被順利克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而得到進一步完善，經濟社會迸發出更大活力。
第四，改革開放推動國家從人治走向法治。
我國有著數千年的封建歷史傳統。堅定走依法治國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巨大的歷史進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時，鄧小平同志就在總結歷史教訓的基礎上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黨的十四大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依法治國的要求更加迫切，因為市場經濟必須是法治經濟。正是順應這一歷史發展潮流，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鄭重地提了出來，并把過去“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提法改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極其鮮明地突出了法治的理念。1999年3月，全國人大對憲法進行了修改，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012年黨的十八大進一步強調，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作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苯ㄔO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能夠從根本上杜絕“文革”那樣的政治混亂，進而保障經濟社會在穩定的環境下順利發展。法治還是現代市場經濟有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主體的微觀交易行為，比如商業談判、簽訂契約、解決糾紛等，無不需要法治的規范。市場交易遵循成熟的法律制度，糾紛能在良善的司法體系中獲得合理解決，市場主體就會產生穩定的預期，就會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市場經濟的活力就會進一步釋放。改革開放推動我國全面走向法治社會，必將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任務非常繁重而艱巨，期待著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此作出重要決策。
第五，改革開放推動我國人民生活從貧窮落后轉向小康。
改革開放改變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狀況，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社會財富迅速增長，人民生活得到極大改善。30多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呈現出大幅度增長態勢。從1978年到2013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26955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8896元。居民消費結構從溫飽型向小康型轉變，城鄉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分別從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3年的35%和37.7%，人民生活從滿足于吃飽穿暖轉變到更加注重個性和享受的多層次消費。居民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歲提高到2014年的75歲；文盲率從1982年的22.8%下降到目前的4.1%，每年有數百萬高等院校畢業生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接班人。改革開放給人民生活帶來巨大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將一步步變為現實，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創造性，為我國的發展進步帶來了無窮的活力。
中國的改革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單邊突進的改革遺留的問題越來越成為拖累經濟社會進一步向前發展的障礙，而且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隨著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的轉變，我國需求結構開始發生明顯變化，新的需求和舊的體制的矛盾也日益凸顯，新老問題同時并存，影響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與市場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我們喊了許多年的壟斷行業改革，過去幾年也有一定的進展，但一些行業在應對危機中出現明顯的“國進民退”趨勢，民營經濟發展受到沖擊。以資源環境為例，高能耗經濟和高碳經濟賴以生存的最根本的體制基礎，就是資源要素的行政控制和價格扭曲。在我們價格改革滯后的同時，現行資源稅負過低，而且征稅范圍過小，也是低成本投資擴張的重要原因。目前對國企正在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細節上怎么完善，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二是社會公共需求轉型與公共產品供給短缺的矛盾。我國已開始從私人產品短缺時代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但相應的社會體制改革還不適應這個時代變化的趨勢。公共產品短缺成為阻礙擴大內需、制約發展方式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1990-2008年的18年間，城市和農村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年均增幅分別為21%和15%，比同期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幅分別高7個和4個百分點。公共產品短缺使我國消費率不斷下降，消費率水平不僅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低于 “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國。
三是政府作用的發揮與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滯后的矛盾。無論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還是適應社會需求變化的社會體制改革，最終都取決于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的進程。應當說，近幾年政府改革有明顯進展，但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例如，近年來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從總體上來看，政府仍然是經濟建設型的運作模式，中央和地方在公共服務上還沒有嚴格的職責劃分，財政在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比重還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經濟總量的擴張上。
四是依法治國的理念尚未能完全落實。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雖然早已確立，但是一方面行政部門職能缺位、錯位、越位并存，行政審批門檻多、公共服務不到位、權力行使不規范等問題嚴重阻滯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憲法》明確的法院、檢察院獨立司法沒有被嚴格恪守，律師權利不被尊重，各類司法判決屢遭社會各界質疑，最高法、最高檢兩會報告多年來反對票保持高位，彰顯法治狀況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脫節。市場經濟當中利益主體各不相同，市場經濟的運行實際也是各個市場主體之間利益交換、協調的過程，是不斷產生矛盾又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司法承載著保障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決，維護不同市場主體利益交換、協調通暢運行的重要功能。
二、充分發揮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作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既是解放思想帶來的重大的理論突破，也是下一階段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深化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工作重心。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求我們必須遵守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國內外實踐都早已證明，只有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才能使經濟社會獲得持續健康發展。
（一）國內外實踐證明，行政性配置資源沒有成功的先例
計劃經濟的特點是通過計劃等行政手段來配置資源，因此效率低下。例如，50年代，沈陽有兩個相鄰的工廠，一個叫沈陽變壓器廠，一個叫沈陽冶煉廠，這兩個都是政府行政主導，變壓器廠需要大量的銅，由主管的一機部從云南等地調到沈陽。冶煉廠生產的銅由冶金部從沈陽調往全國各地。一墻之隔的兩個廠由于行政主導，沒有市場，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還有一個例子，上海的一家企業為了在夏天給車間工作的工人降溫要申請買鼓風機，經過7個部門審批，待審批完畢，夏天都已經過去了。東歐國家也有相類似的教訓，1986年我率領國家體改委代表團考察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體制改革，我問匈牙利主管計劃工作的副總理：你們為什么要取消指令性計劃？他回答說：“我們國家計劃局按照平衡表編制指令性計劃，但執行的結果，有的完成了百分之五百，有的只完成了百分之十，但誰都沒有責任，說明這種計劃是主觀主義的，脫離實際的?！苯菘说摹鞍渭选逼ば敲飘a品，但后來搞了計劃經濟，就沒有名牌了。因為國家計劃部門按照全國人口1600萬人（當時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一個國家）每人兩雙皮鞋做計劃，計劃執行結果是，老百姓需要的沒有生產，而生產出來的往往沒有人買，一方面滿足不了需要，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大量積壓。道理很簡單，皮鞋的需求多種多樣，個性化很強，男人與女人不一樣，大小和小孩不一樣，城里和農村不一樣，國家計劃部門憑主觀編制計劃，生產部門按產值高的安排生產，產需嚴重脫節，其結果造成的資源浪費是可想而知的。國內外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全社會市場需求的千變萬化不是機械的計劃所能應對的，行政手段越俎代庖只會帶來巨大的浪費和嚴重的低效率。
（二）我們黨對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認識經歷的三個階段
計劃經濟暴露出巨大的問題之后，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的歷程，通過10多年的改革探索，逐漸明確了改革方向，十四大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特別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地位、應當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我們黨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十四大提出 “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四屆三中全會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調控下發揮基礎性作用”。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市經濟體制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其內涵是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在描述運行機制時談到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雖然隱含了國家計劃走向間接調控的意思，但計劃仍占據著重要地位。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改革陷入低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一度被質疑，對經濟體制改革方向的認識也再次發生爭論，有人簡單認為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有人主張回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在這種不利情況下，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使改革回到了正確的航向，小平同志明確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此后，經過對過去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得失的認真總結，十四大提出“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四屆三中全會將表述修正為“市場在國家調控下發揮基礎性作用”，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五大支柱。這個解放思想的提法在當時具有重大的理論創新意義，也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建立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但是這個提法并不完全科學，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并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后，關于市場經濟的內涵，亟需進一步完善。
第二個階段是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步建立并運行多年之后，一些深層次的矛盾逐漸暴露，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成為一項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命題。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起草過程中，我在當年4月23日召開的起草小組會議上作了主題為“改革無止境、完善無止境”的發言，其中包括了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的一些意見：
十四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定義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國家宏觀調控是作為對資源配置的前提條件，還是屬于市場經濟的重要內容？原來的這個表述字面理解應為前提，但從理論上講，宏觀調控本應是市場經濟一個內容。其他疑問還包括宏觀調控是資源在市場配置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還是資源在政府作用下發揮市場的作用？資源配置的主體是政府還是市場？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原有的定義均無法厘清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一旦搞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有可能淪為計劃經濟的翻版。因此，我提出的這個建議受到主持中央文件起草的溫家寶同志的重視，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最終采納了我的建議，確立了“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一表述。
十八大在此基礎上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進一步拓展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是對十六屆三中全會表述的延續和發展。從十六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大，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說經歷的第二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雖然已經明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但是市場的這個基礎作用與國家宏觀調控的關系在很多情況下還是容易被混淆，看得見的手經常取代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造成市場的紊亂。各級政府和部門總是過分強調自己的宏觀調控職能，很大程度上是計劃經濟時期行政性控制的翻版。尤其是在遇到國際性的經濟、金融危機時，政府的緊急干預措施被當做“中國模式”的圭臬，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被削弱，同時造成了產能的大量過剩。必須明確，政府宏觀調控不是資源配置的前提，配置資源的主體是市場，而不是政府。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必須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就當前階段而言，“其他力量可以影響和引導資源配置，但決定者不是別的，只有市場?！北仨毦o緊圍繞發揮市場在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來深化改革，核心是要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重點在于進一步夯實市場基礎，注重運用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強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具體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發揮市場在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要求市場資源要素的流轉和聚集由市場的價值規律主導，并要剔除其中不良壟斷和過度行政管制等人為設置的限制市場資源要素流動的 各種障礙。
第二，發揮市場在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要求市場主體必須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國有企業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中制造商品和提供服務并參與市場競爭的重要市場主體。長期以來，我國國有企業雖然經過多輪市場化改造，但仍存在一些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問題，比如國企政府背景濃厚，絕大多數國企領導都有從政履歷并帶有行政級別，國有企業所具備的這些“獨特”資源影響了市場的平等性要求，影響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等等。為此，《決定》指出，“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必須適應市場化、國際化新形勢，以規范經營決策、資產保值增值、公平參與競爭、提高企業效率、增強企業活力、承擔社會責任為重點，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br>
第三，發揮市場在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必須準確定位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是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間接調控手段為主，而非直接的行政手段；宏觀調控的目的是在國家整體層面促進經濟總量平衡和整體的經濟結構協調，避免區域、系統性風險。結合《決定》對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表述，可以明確宏觀調控是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
準確定位宏觀調控，要避免陷入“中國模式”誤區。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政府曾出臺了一些應急措施，并在當時起到了明顯的救急作用。在這種背景下，一些人開始過度樂觀地估計政府的作用，將政府的應急干預理解為超級“宏觀調控”，并臆想將政府行政主導，受控市場歸結為“中國模式”，用“中國模式”代替改革的進一步深化。這種所謂的“中國模式”顯然違背了市場經濟主要由市場來配置資源的一般規律，容易滑向行政主導的計劃經濟老路。由于我國仍處于穿透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階段，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不能由于緊急或危機狀態下必須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放棄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宏觀調控應當將政府的政策如何撬動市場力量作為考慮的重點，而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場的行為應避免過度，同時要考慮經濟運行恢復常態時的‘淡出’安排。
三、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被人類實踐證明的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遵循這一規律，不遵循這樣的規律，就會像本文開頭所講的那幾個例子那樣，輕的造成資源配置的低效率，重則使整體資源錯配，導致一個行業乃至一個國家的經濟混亂。因此，要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必須按《決定》要求，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同時加強優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強化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保障公平競爭，打造服務型和法治型政府。
（一）轉變政府職能，必須明晰政府與市場的不同職能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表明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在市場，企業和老百姓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應該是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的主體。政府的職能要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創造良好的環境上來，主要通過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激發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增強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轉變政府職能還要求正確處理好集中與分散決策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傳統體制高度集中的弊端雖然被認識，但集中體制“能辦大事”的認識誤區依然影響深遠。而科學決策和執行存在多種約束條件，如信息對稱與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決策目標是多重還是“單一”的、長期決策還是短期決策等等，不解決約束條件問題，很可能大事辦不成，負面影響不小。市場經濟客觀上要求分散決策，但政府卻存在很強的“集中偏好”，就難以根據走向市場經濟的實際進程切實轉變職能，反而會把不適當的決策“強加”給市場，甚至代替市場選擇。這顯然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最明顯的例證就是近年來，政府對戰略新興產業的過度干預。發展新興產業方向是完全正確的，其中創新生態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核心，發展新興產業需要創新引領、市場導向，脫離產業的創新則是無源之水。但是一些地方政府罔顧這種市場經濟一般規律，不顧產業基礎和市場環境，只管通過給項目、定企業的行政方式，以土地和貸款的優惠吸引投資，造成無序的產業擴張，形成產能過剩，導致企業、產業和政府都陷入困境。這種教訓已經在光伏產業上暴露，可一而不可再。
明確了政府與市場的不同職能，政府要引導產業的升級發展，就會避免直接干預，盡量通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來實現促進產業升級的目標。譬如廣東為了支持新興產業，“十二五”期間要拿出100億資金，這100億如何分配？用老辦法，通過財政廳分配，撒胡椒面，重點不突出，效果不明顯，而且容易造成分配不公和腐敗。為此我向時任省委書記的汪洋同志提出建議，通過基金的辦法以市場機制來配置財政資源，通過競爭和專業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并能夠使政府扶持資金不斷發展壯大。這個方式一方面尊重了市場的一般規律，一方面又幫助政府實現調控目標，同時節約了資金，尊重和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就能夠一舉兩得。
（二）轉變政府職能，必須加強政府公共服務。
政府應當著力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建立公平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發揮政府積極職能，防范市場失靈的重要內容。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規律決定了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的同時也會產生許多失敗的被淘汰者。而即使是市場競爭的優勝者有時也難免因為天災人禍的影響而遭遇難以為繼的危機，公平的保障體系能夠為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免除后顧之憂，促進市場經濟的和諧健康發展。
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也是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以人為本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重要的任務在于為廣大社會成員提供有效的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公共就業服務、基本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使經濟發展的成果充分體現為人的全面發展；通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積累日益強大的人力資本。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建設主體是政府。在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中，政府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這與其公共職能的定位高度相關。
（三）轉變政府職能，必須以建設法治政府為導向，落實放權、限權、分權。
《決定》要求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并要求“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要規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甭鋵崱稕Q定》的這些放權要求有利于調動企業和社會的積極性，有利于改革紅利的進一步釋放。
落實《決定》的轉變政府職能要求，除了簡政放權之外，必須通過法治的手段推進法治政府的建設。為此，《決定》明確要“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法治的要義在于限制公權、保障公民權利。這就必須要尊重憲法的權利本位，使政府公權行為法無授權即禁止，公民權利行為法不禁止即自由，《決定》也指出“要維護憲法和法律權威”。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各級人民代表能夠依法對行政權力進行制約，通過制度安排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各方面的權益。要在全體人民共同奮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權益，讓全體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進一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通過完善憲法、行政法的落實和司法適用，完善黨內制度體系，將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與現代法治條件下對權力的制約有機結合起來，確保黨在法治軌道上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限制權力還需要司法體制的配套改革。公權力的有序運行，不能單純依賴官員的自覺自醒，必須有相對獨立的司法威懾?！稕Q定》要求“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要根據司法實踐當中暴露出來的各種問題，扭轉權大于法、公權力任意削減律師、公民權利的行為，《決定》開創性地提出了要“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br>
只有通過真正的落實法治，才能杜絕公權力越位、缺位、錯位情況的發生，促進政府職能的有效轉變，將權力關進籠子。只有將權力真正關進了籠子，才能真正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十八屆四中全會主題定位為法治，充分說明了中央對改革的深刻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