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演進至今，形成了許多領土廣闊、人口眾多的大國。各大國都面臨著國內不同區域自然環境、資源稟賦、人口密度、經濟發展以及民族分布的差異。如何在一個統一國家的內部，平衡不同區域發展水平，搞好區域布局與區域協調，保障不同區域居民都享有基本的國民待遇，從而增加國家的整體凝聚力，是大國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戰略。中國面臨的區域問題，與其他大國大致相同。需要注重的是，改革開放之后，與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期相比，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上獲得了很大的自主權，可以說目前的區域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構建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之上，當一個區域規劃覆蓋了幾個地方行政區劃時，區域政策才更加顯現出其區域性特征，而各類區域規劃的實施，中央政府要主導，具體實施還是要落實到地方。因此，論及區域發展戰略，必然涉及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現代中國是一個擁有5千年文明史、13億人口，56個民族、960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的大國。自秦朝建立統一的郡縣制兩千多年以來，中央與地方之間統分之爭不斷，統的時間長，分的時間短。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滿清政權，民國在軍閥割據，外戰內亂的局面中，始終未能真正統一中國，根本無暇顧及區域發展問題。
1949年新中國建立，面對的是一個極其不均衡的區域發展格局。1948年，全國工業總產值77%以上集中在占國土面積不到12%的東部沿海狹長地帶，而占國土面積68%的西北、西南廣大地區僅占全國的9%。這一局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的遺產。1840年鴉片戰爭打開滿清政府的封閉之門后，世界各列強主要從海上進入中國，東南沿海一代較先建立現代的外資工商業基礎，并激發了相對獨立的或半依附于外商的民族工商業。為了改變這一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的扭曲區域格局，新中國建立之后至改革開放前，國家總體上實行的是向內陸傾斜的區域發展戰略。
新中國建國后近30年，中央堅持實施向內陸傾斜的區域發展戰略，固然有馬列主義學說關于區域平衡發展論述的影響，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那個時代對國際形勢的嚴峻評估。建國不久，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其后又經歷援越抗美戰爭，對印度的自衛反擊戰爭，對蘇聯的珍寶島戰爭，期間還時刻警惕臺灣政權反攻大陸。不了解那個時代的國際國內大背景，今天人們就很難理解“備戰備荒”思想指導下的區域戰略布局，也很難理解當年為什么那么多企業“進山、進洞”，徒然成倍增加了生產成本。
“一五”、“二五”時期新建的工業企業，特別是國防工業企業，絕大多數布局在后方地區，正如毛澤東主席1956年發表的《論十大關系》中明確指出的：“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泵鎸谰膰H形勢，1965年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做出了“集中力量，抓緊時間，建設三線”的重大戰略決策。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當時實行計劃經濟，中央政府統一進行地區間的財力再分配，地方政府對本級財政的管理和支配權限非常小，這一時期國家區域戰略主要通過中央基本建設投資計劃來實現。
應當看到，建國以后至20世紀70年代末期這30年間，向內陸地區傾斜的區域戰略布局，有力地推進了內地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使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區域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格局得到改觀。直到現在，內地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還有賴于這個基礎。但是，由于偏重行政力量主導，這一時期的區域發展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一是內陸地區部分項目投資效益不高，1978年，“三線”地區的百元固定資產實現的產值只有沿海地區的一半，利潤率只有9.2%，而沿海地區為23.4%；二是由于向內陸傾斜，沿海的工業基礎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對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造成了消極的影響；三是使部分地區不管有無資源條件和實際可能，都追求本地區工業自成體系，大中小項目遍地開花，造成了一大批項目布局不當。
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黨中央對國內外形勢做出了新的分析判斷。國際形勢方面，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我們有可能爭取較長時期的和平環境。國內形勢方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全黨的工作重點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這一大背景下，中國的區域發展戰略發生了方向性的轉變，從向內陸傾斜轉為向沿海傾斜。
根據鄧小平同志“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和“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1979年中央、國務院提出了積極支持沿海地區率先發展的區域發展戰略?！傲濉?、“七五”兩個五年計劃都明確指出，要積極利用沿海地區的現有基礎，充分發揮它們的特長，加速東部沿海地帶的發展，并帶動內地經濟進一步發展。
這一時期的區域戰略，在通過中央投資項目布局的基礎上，“給政策”成為重要的區域發展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經濟特區；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開辟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以及遼東半島、膠東半島及沈陽、南京等地作為沿海經濟開放區；設立浦東新區，實行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在沿海地區設立上海外高橋等11個保稅區。
這些政策極大地促進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至上世紀90年代中期，東南沿海地區不僅吸收了近90%外資，還吸引了全國各地的人才。其時“孔雀東南飛”一說盛行于西部、東北及“三線”地區，那里多年培養的熟練工人、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大量流失到東南沿海。沿海地區的率先發展，使我國綜合實力迅速上升，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為上世紀末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應當正視，東部地區發展速度持續20年領先于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導致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益突出。1978－2000年，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2.01%、9.99%、9.74%和8.58%，東部地區比其他地區快2個百分點以上。區域差距持續20年擴大帶來的不平衡等一系列負面影響，已經逐漸成為影響國民經濟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
針對區域發展新出現的不平衡現象，《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首次將地區之間協調發展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指導方針之一，指出要“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在此時間節點回顧我國區域發展戰略，可以清晰地看到，經歷了近30年的向內陸傾斜和其后近20年的向沿海傾斜政策之后，我們步入了區域協調發展的階段。
上世紀末至今，黨中央國務院為區域協調發展所作的努力可圈可點之處頗多。10多年來，中央密集出臺了一系列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決策：1999年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2003年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2006年啟動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2010年提出推進主體功能區，同時加大對貧困地區、民族地區、革命老區、邊境地區、資源枯竭地區等特殊類型地區的扶持力度，并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這一系列重大區域協調發展政策的實施，扭轉了前階段區域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初步形成了各大區域板塊趨向協調發展的格局。2003年至2013年10年間，中部、西部地區占全國經濟的比重顯著提高。
西部大開發政策將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和特色產業作為重點方向，取得顯著成就。東北振興重點支持國有企業等領域的改革，著力打造能源原材料基地、裝備制造業基地、國家商品糧基地和國家生態屏障，有力地促進了老工業基地的轉型發展。中部崛起重點支持綜合交通運輸樞紐建設，加快推進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糧食生產基地建設，煥發了中原大地的活力。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指導下，與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相媲美，又涌現了長江中游、成渝、中原、遼中南、山東半島、海峽西岸、哈長等一大批新的區域經濟增長級。同時，東部地區作為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區域，不斷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順勢調整產業結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走在全國的前列。此外，在四大區域板塊差別化政策的基礎上，國家針對困難地區也實施了特殊扶助政策，初步建立了通過類型區和功能區，解決那些跨行政區域的特定困難區域的政策體系。
在充分肯定新世紀以來區域協調戰略取得進展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認識到，真正實現區域協調發展還任重道遠。一是由于板塊式區域政策中行政區劃色彩濃重，各區域都爭相把本地打造成“政策洼地”，致使區域行政壁壘突出，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生產要素在全國的合理流動。二是不少地方將區域發展簡單等同于區域GDP或人均GDP增長，熱衷于發展重化工業項目，加劇了產能過剩。三是區域間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差距沒有明顯縮小，特別是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方面差距仍然很大。四是區域間人均GDP的差異至今不僅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偏大，而且也超過了一些發展中國家。五是以經濟-人口分布的GPR值來評估，與16個發達國家的323個省級區域相比，我國畸高和畸低的區域比例分布導致區域發展呈現典型的“啞鈴型”特征，這也是多年來大量勞動力跨省流動的重要原因。此外，更應清醒地認識到的，在以高投資、高消耗、高污染、低勞動力成本為特征的前階段高速經濟增長大背景下，區域協調發展難免打上這樣的時代烙印，往往演變為區域的GDP競爭，因此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同樣面臨發展方式轉型的深層次問題。
認真梳理新中國建國以來的區域發展戰略沿革，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的區域發展戰略演變，借鑒國外區域協調發展的經驗教訓，面向經濟新常態的區域協調發展應有新思路、新舉措。
第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應作為區域協調發展的主要目標。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資源要素必然向發展條件較好，回報率較高的區域集聚，繼續以GDP或人均GDP作為衡量區域是否協調發展的首要目標，區域協調發展的任務幾乎難以完成。由于自然稟賦與地理位置差異，不同區域GDP或人均GDP是不可能一致的。例如，按照主體功能區的劃分，列入禁止開發的地區與列入重點開發的地區就很難達到人均GDP大體相當。又如一些困難地區，如新疆南疆地區、青藏等省藏區、秦巴山區、武陵山區、滇黔桂石漠化地區、西南民族特困地區、西部邊境貧困地區、三西地區等，現在人均GDP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3或1/4，如果以人均GDP大體相當作為區域協調發展的主要衡量指標，那么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就是十分困難和相當遙遠的事情。我國由于前一階段各地偏重總量GDP或人均GDP指標，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沒有提到應有的位置，致使居民收入一次分配的地區差距，經過二次分配反而擴大了。況且區域之間的GDP競爭還必然導致各地盲目上重化工業項目，加劇產能過剩和生態污染。
應當考慮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共設施基本完備作為衡量區域協調發展的主要指標。教育、醫療、社保、住房等民生指標大體相當，供水、供氣、供電、供暖大體平衡，鐵路、公路、民航等交通設施以及現代通訊設施基本具備，就可以認為區域發展水平大致協調了。國際經驗也表明，政府建立面向全民的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和基本公共設施，是在發展過程中縮小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普遍做法。
第二，建立統一的市場體系應成為區域協調發展的基本準則。
新時期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必須把區域發展放到全國發展大局中，不僅立足于解決特定區域存在的問題，更要立足于全國總體目標、全局目標和長遠目標制定區域發展戰略。要警惕過多的國家級區域規劃形成層次不等、種類繁多、畫地為牢的各類財稅、土地、外貿等優惠政策，結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全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形成地方政府主導的 “諸侯經濟”，最終加大了區域協調發展的難度。
按照“四個全面”的戰略部署，區域協調應更加關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目標，著力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和市場要素的自由流動，激發各地區的發展活力和發展潛力，促進各地區的合理分工，理順阻礙區域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破除各種限制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合理流動的障礙。建議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醫療、養老、失業等社會保障制度，并相應提高統籌層次，重點解決基本社會保障項目跨地區轉移和異地接續的問題，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應加強對外省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強化勞動力使用地的責任，促進勞動力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與此相適應，“十三五”時期應進一步加大戶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放寬對人口流動的限制，在此基礎上，有序推進公民自由遷徙權的確立。一國公民的自由遷徙權將對公共服務均等化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從而進一步緩解區域差距以及城鄉差距。
第三，合理劃分基本公共服務方面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
把基本公共服務作為區域協調發展的主要衡量指標，就必然要求規范基本公共服務方面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F有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方面，各級政府間職責、事權劃分不清，中央和地方職責交叉，地方事權過大，財權過小，尤其是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公共安全、環境保護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的事權集中由地方承擔，但沒有相對應的財權。這導致經濟發達地區有財力進一步提高本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一些欠發達地區盡管得到了中央的轉移支付，仍然遠跟不上發達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投入水平。就全國看，包括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基本社會保障在內的許多基本公共服務項目，仍 存在地區間二次分配擴大一次分配差距的逆向轉移問題。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部分社會保障、跨區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等作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逐步理順事權關系；區域性公共服務作為地方事權。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權劃分相應承擔和分擔支出責任。”“對于跨區域且對其他地區影響較大的公共服務，中央通過轉移支付承擔一部分地方事權支出責任?！卑凑帐藢萌腥珪Q定精神，考慮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針對全國而言，建議中央政府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功公共服務方面，擔負更主要的支出責任。一是明確界定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并隨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而相應調整。二是明確全國實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標準，由中央政府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水平，并建立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在“十三五”時期堅決扭轉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投入擴大一次分配差距的逆向轉移趨勢，再經過5至10年的努力，力爭初步達到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項目全國均等化的目標。三是明確劃分各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權責，保證責任歸屬清晰、合理。四是完善財稅制度，合理調整政府間財權配置，擴大地方稅收來源，并且按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五是鼓勵發達地區吸納欠發達地區的人口，促其融入當地社區，成為穩定的遷徙者。中央和地方政府應以常住人口、而不是戶籍人口為基數來制定基本公共服務的發展政策和發展目標。中央政府在財政轉移支付等各項政策上，對主動吸納外來人口的地區給予適當鼓勵。
第四，改革阻礙區域協調發展的相關稅收體制。
有關資料顯示，1994年以來，我國省際間人均稅收收入差距與人均GDP差距相比，呈現明顯的擴大趨勢，這說明人均稅收收入省際間差距并不完全是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所決定的。從稅收體制上看，有兩個重大問題影響到區域協調發展,需要深化相關稅收體制改革加以解決。
一是稅收地與稅源地背離造成的區域稅收不合理。具體表現為，一個地方政府創造的稅源所形成的稅收沒有被本地政府所收繳和享有，而是被另外的地方政府收繳和享有。例如，西氣東輸的營業稅和所得稅，發電環節的增值稅被售氣、售電環節的地方政府征繳。央企集團特別是金融類央企，其全國范圍利潤所形成的所得稅被總部所在地征繳，個人所得稅的代扣代繳制度和地方分成制度使得異地獲得收入的居民的稅收被不為他提供公共服務的地方政府征繳等。據統計，目前占全部稅收90%以上的收入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稅收與稅源地背離”的問題。這一稅收制度設計產生的問題，對區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由于總部大都設在發達地區，特別是集中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導致落后地區、原材料產地、中央企業生產基地所在地區，其稅源所形成的巨額稅收被發達地區和中心城市征收，加大了區域差距，本身也是對不同區域平等權利的損害。稅收地與稅源地背離所產生的問題10多年前就被提了出來，但由于既得利益格局難以打破，至今沒有得到合理解決。建議相關部門認真加以研究，在“十三五”時期改革這一稅收制度，使大多數經濟相對落后的稅源地可以合理分享本地產生的稅源，這對于區域協調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二是資源稅改革長期滯后造成的“資源詛咒困境”。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開發資源的能力大大加強。世界上許多資源產國，如石油輸出國都靠資源而發家致富。但是我國資源富集地區卻絕多數經濟欠發達，眾多資源型城市和地區在資源枯竭或面臨枯竭時還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這一現象，被研究資源枯竭問題的學者稱為“資源詛咒困境”。我國的“資源詛咒困境”帶有明顯的區域色彩。長期以來，中西部和東北地區主要提供原材料、農產品等要素類初級產品以及礦產、森林、電力等資源類上游產品，而東部地區主要提供高附加值的下游產品。由于計劃經濟的資源行政配置慣性和資源品價格與產成品價格機制的不平衡，導致中西部和東北一些資源產地的上游產品低價輸入東部，而東部沿海地區的下游產品高價輸入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資源稅負偏低并缺乏相應的合理分享機制，造成地區間的稅負轉移逆向運行。中西部和東北的資源優勢不能轉化為當地的經濟和財政優勢，這極大地制約了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從這一角度可以說中西部和東北的資源產地為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做出了資源稅收貢獻。
近年來資源稅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如新疆實行資源稅改革后每年增加數百億的稅收收入。在石油、煤炭等資源稅由從量計征轉變為從價計征后，今年國務院決定將稀土、鎢、鉬資源稅由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并按照不增加企業稅負的原則合理確定稅率。一些地區還準備將水資源納入資源稅改革范圍。事實證明，擴大資源稅的征稅范圍，有選擇性將一些自然資源納入資源稅的征稅范圍，并提高資源稅的稅率。通過擴大資源稅范圍和提高稅負，減緩東中西部價稅逆向運行的局面，提高資源型產品的價格，將稅負轉嫁到資源的加工和使用環節，將有利于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和財政優勢。當然，資源稅的改革還將引導企業合理節約使用自然資源。
第五，實施行政區與類型功能區相結合的區域發展戰略。
目前，發達國家的區域政策并不以行政區劃進行劃分，而是按照問題導向的類型區進行劃分。如歐盟已建立了區域統計三級單元目錄（NUTS）并以此作為區域政策的識別標準，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欠發達地區，其主要任務是解決加快經濟增長所需的資金和高素質勞動力等問題；一類是需要產業結構升級的地區，類似我國的老工業基地，其主要任務是解決就業崗位減少，福利水平下降等造成的惡性循環等問題。
我國目前的區域政策主要以行政區劃為基礎，界定區域邊界和制定區域政策。借鑒歐盟和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建議在行政區域劃分的基礎上，探索按照國土空間開發評價和問題導向劃分區域援助政策范圍?？煽紤]適當縮小區域政策的施行范圍，將區域政策下移一級，到地級市和縣的層面。通過相關指標分析和確定需要中央政府援助的貧困地區、老工業基地、資源枯竭城市、糧食主產區、邊境地區、少數民族地區、革命老區，以及需要指導加快發展的大都市區、改革試驗區等，制定有針對性的區域政策。加大對特殊類型區域的支持力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國家區域援助政策體系。
在進一步細化區域政策的同時，建議將區域規劃的重點轉移到促進城市群的發展上來。我國的城市承載著50%以上的人口和80%以上的經濟活動，并正快速成長。城市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生產力優化布局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考慮從行政區劃內的功能布局調整為合理規劃跨行政區的產業和城鎮的空間關系，使城市產業的選擇和發展與城市規模、職能相匹配，完善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構筑城市間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網絡，實現產業整體協同發展，形成城城之間、城鄉之間、城市群內部良好的分工與聯系，加強跨行政區的區域合作，推動互利共贏。以多個城市組成的城市群為區域規劃的主要對象，加強高鐵等快捷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增強城市間物理連接性和經濟關系性，提高城鎮體系承載人口和經濟活動的整體能力。
第六，實施板塊與軸帶結合的區域發展戰略。
建立在“四大板塊”基礎上的區域經濟政策，主要是以地理位置并考慮行政區劃對我國區域進行的劃分。值得注意的是，四大區域板塊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系，形成了在政策上各個區域板塊的攀比，導致發展訴求與支撐條件的不匹配，同時，過去10年的相關數據也說明，對于地域遼闊，地區間自然條件、歷史基礎和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的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來說，四大板塊的劃分在空間尺度上仍然偏大，掩蓋了部分困難省區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各板塊的內部差異仍不斷擴大，區域政策針對性有所降低。
新時期要充分發揮橫跨東中西、連接南北方的重要軸帶，提升軸帶對統籌區域發展的引領和帶動作用?？梢钥紤]沿長江、珠江、黃河等大江大河和京廣、京哈、京滬、隴海等重要交通干線，促進生產要素集聚和擴散，促進區域人口、產業、城鎮布局的優化，逐漸形成經濟開發軸帶。同時充分發揮一級軸帶的核心作用，輻射帶動周邊地區形成二級開發軸帶和復合開發軸帶，如充分發揮長江經濟帶的輻射帶動作用，延伸形成漢江經濟帶、湘江經濟帶、贛江經濟帶等二級開發軸帶，形成我國東中西開發的主軸帶。依托京廣一級軸帶向東向西延伸形成京九—京廣—焦柳之間寬約300公里，長約2000公里的我國南北復合發展主軸帶。
在軸帶開發的同時，進一步細化四大區域板塊，依托現已形成的城市群和經濟區，逐步培育形成東北、京津冀（含山東）、泛長三角、泛珠三角、長江中游、西南、西北、海峽西岸等八大區域經濟板塊。將軸帶和板塊結合起來，既注重軸帶對區域協調發展的統籌能力，又注重引導生產要素在區域板塊內部集聚和合理分工，從而形成網格化、多支撐的區域發展新格局。
第七，實施國內區域與國際區域有機銜接的區域發展戰略。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集團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趨勢。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世界上80%左右的國家參加了不同層次的區域合作組織。全球構建完成或正在構建的主要區域集團組織有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合組織、東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獨聯體經濟聯盟、加勒比共同體、安第斯集團等等。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許多國家應對全球化、融入世界經濟的重要策略和手段。目前，我國參與的具有實質內容的國際區域合作和次區域合作有：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瑞士自由貿易協定、曼谷協定、瀾滄江-湄公河國際次區域合作、中國與中亞次區域合作、圖們江次區域合作等。但總體來看，我國參與國際區域、次區域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均不夠。進一步加強國際區域、次區域合作，以“一帶一路”促進國內各區域發展恰逢其時，通過對外開放促改革、促合作、促發展，是未來國內促進區域發展的新趨勢。當然要看到，國際區域合作與國內區域協調發展有著極大的差別。以“一帶一路”為例，不僅要處理好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關系，還要綜合考慮地緣、宗教以及合作國家內部政治穩定性和國際恐怖主義等因素，歷史遺留的領土或領海爭議也是難以回避的問題。同時也應看到，謹慎并積極地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符合當前國際國內大形勢，相關問題處理得當，我們就能夠趨利避害，力促雙贏共贏，開創國際區域與國內區域有機結合的區域發展新途徑。
建議以“一帶一路”建設為依托，支持西南地區通過珠江—西江經濟帶，充分利用中國—東盟合作平臺，深化珠三角與北部灣地區的合作，將廣東、廣西打造成我國面向東南亞合作的核心區，將云南、四川打造成面向南亞開放的橋頭堡。支持西北地區加強與中亞國家合作，建設新疆絲綢之路核心區，將西北地區的發展與向西開放緊密結合起來。支持東北地區加強中俄蒙、中日韓和中朝合作，將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打造成面向東北亞開放的重要樞紐。通過國際區域合作帶動國內區域合作和區域開發。
可以預見，以區域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主要目標、以構建全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基本準則、合理界定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財權關系、改革阻礙區域協調發展的相關稅收體制，在充分發揮“四大板塊”各自優勢的基礎之上，實施行政區與類型功能區相結合、板塊與軸帶相結合、國內區域與國際區域相結合，把“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區域協調發展的三大新支撐帶，這將大大豐富中國的區域發展戰略，形成中國區域發展的全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