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農民工規模（單位：萬人）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農民工總量	24223	25278	26261	26894	27395
1．外出農民工	15335	15863	16336	16610	16821
（1）住戶中外出農民工	12264	12584	12961	13085	13243
（2）舉家外出農民工	3071	3279	3375	3525	3578
2．本地農民工	8888	9415	9925	10284	10574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

   第二，勞動力市場的結構變化明顯。

   從勞動力市場的結構來看：首先，性別結構總體穩定，女性占比有所下降。2014年城鎮單位女性就業人員6546萬人，比2010年增加1684萬人，占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比重35.8%，降低1.4個百分點。其次，就業人員平均學歷有所提升，特別是高學歷比重明顯增加。2013年末，就業人員中大學?？萍耙陨蠈W歷人數上升至14.5%。再次，就業結構得到改善。從城鄉就業結構看，2014年城鎮就業人員由上一年的3.82億人上升到3.93億人，占比50.9%，鄉村就業人員由3.87億人下降到3.79億人，占比49.1%；從產業就業結構看，我國的產業就業結構正在逐漸從“一、二、三”向“三、二、一”過渡。2014年末，三次產業的就業人員比例為0.295:0.299:0.406，第三產業的強勁發展使其成為了吸納就業人員的絕對主力。

   第三，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

表2 2008-2013年勞動參與率演變

年份	經濟活動人口（萬人）	15歲以上人口（萬人）	勞動參與率（%）
2008	79243	107142	73.96
2009	77510	108791	71.25
2010	78388	111832	70.09
2011	78579	112571	69.80
2012	78894	113117	69.75
2013	79300	113743	69.72

   第四，城鎮登記失業率相對穩定。

   從2008年到2014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從800萬人增加到952萬人，年均增長13.82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圍繞4.15上下波動，特別是2010年至2014年，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保持4.1％的水平，2015年前三季度為4.05%，相對比較穩定。

   第五，勞動生產率逐步提高，但增長率下降趨勢明顯。

全員勞動生產率是考核企業經濟活動的重要指標，是企業生產技術水平、經營管理水平、職工技術熟練程度和勞動積極性的綜合表現。2010年至2014年，我國全員勞動生產率穩步提高，從53827元／人上升到72313元／人，年均增長4621.5元／人。但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下降趨勢較為明顯，2010年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為12.1%，2014年則下降到7.0%。

2.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條件與保障

第一，就業人員工資水平不斷增長。

2008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28898元，2014年達到56339元，以年均4573元的水平實現穩定增長。與此同時，各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也不斷上調。進入2015年來，先后有23個省市區宣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其中深圳提高到2030元/月，最低工資標準首次超過2000元，成為目前全國最高的地區。而北京將非全日制從業人員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由每小時16.9元提高到每小時18.7元，成為全國最高的小時最低工資標準。

第二，就業人員的勞動時間仍較長。

我國城鎮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從2008年的44.6小時上升到2013年的46.6小時，且仍有上升趨勢，在2010年達到最高值47.0小時/周。其中，城鎮男性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均高于城鎮就業人員周平均時間及城鎮女性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2013年城鎮男性就業人員周平均勞動時間達到47.5小時。表明我國就業人員勞動時間較長，加班現象較為普遍。

（3）社會保險覆蓋面不斷擴大。

社會保險是維護職工勞動權益，實現職工基本生活需要的基本保障。自2008年至2014年，基本社會保險覆蓋面逐年增加，其中基本養老保險、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及生育保險的年均增長率均過10%，但近兩年“五險”的參保率增幅均有所下降。

   第四，勞動者職業安全狀況持續改善。

   2014年全國安全生產實現了“三個繼續下降、兩個進一步好轉”，安全生產工作進一步加強，全國安全生產狀況持續改善，但相比發達國家仍有一定差距。2014年各類生產安全事故共死亡68061人。億元國內生產總值生產安全事故死亡人數為0.107人，比上年下降13.7%；工礦商貿企業就業人員10萬人生產安全事故死亡人數為1.328人，下降12.9%；道路交通事故萬車死亡人數為2.22人，下降5.1%；煤礦百萬噸死亡人數為0.255人，下降11.5%。

   3.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關系

   第一，基層工會組織及會員人數穩步增長。

   近年來，我國基層工會組織數量逐年上升。截至2014年，我國共有工會基層組織數278.1萬個，已建工會組織的基層單位的職工數為29930.9萬人，已建工會組織的基層單位的會員人數28811.8萬人。

   第二，勞動者維權意識不斷增強。

   自2008年起《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和配套規定先后實施，為勞動者依法維護自身權益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2008年至2009年，我國勞動爭議案件數量較前幾年明顯上升，2009年至2011年有所下降，2011年至2014年又開始呈現上升趨勢。2014年，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機構共受理爭議案件71.51萬件，結案爭議案件71.10萬件，當年受理勞動者申訴案件69.04萬件，共處理仲裁調節勞動爭議案件32.16萬件，處理仲裁裁決勞動爭議案件31.31萬件。勞動者維權的范圍涉及到勞動報酬、社會保險、變更勞動合同、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等各個方面。

   （二）勞動力市場的制度建設

   現代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了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在勞動力市場中，政府要通過勞動立法，為勞動力市場的運行設定規則，通過法律規范約束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促進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法律制度以《勞動法》為龍頭，具體包括了調整勞動關系、具體勞動標準、促進就業和社會保險以及勞動執法監察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調整勞動關系的法律規范以《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為核心，配套的行政法規有《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禁止使用童工規定》等，配套的部門規章有《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辦案規則》、《集體合同規定》、《企業經濟性裁減人員規定》、《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組織及工作規定等》。

   第二，勞動標準以化解工業風險、保障勞動力再生產為目標，除了《勞動法》中對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工資、勞動安全衛生、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護等做的一般性規定之外，還有專門配套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包括《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關于修改<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決定》、《最低工資規定》、《工資支付暫行規定》等一系列勞動基準。

   第三，促進就業的法律法規中包括就業調控、反就業歧視、就業服務、就業管理、職業培訓、就業援助等內容，我國的《就業促進法》，是促進就業最主要的法律，還包括《失業保險條例》、《勞動就業服務企業管理規定》、《職業介紹規定》、《勞動力市場管理規定》、《關于就業訓練若干問題的暫行辦法》等。

   第四，社會保險法律法規以生存保障、秩序維持和激勵自足為目標，我國社會保險法律法規以《社會保險法》為引領，包括了五大險種相關的條例或者試行辦法、《社會保險行政爭議處理辦法》等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勞動監察執法方面，《勞動法》、《安全生產法》和《職業病防治法》對監督檢查、法律責任做了原則性規定，配套有《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煤礦安全監察條例》、《特種設備安全監察條例》等行政法規，以及《勞動監察員管理辦法》、《勞動監察程序規定》、《勞動行政處罰若干規定》、《勞動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規定》等部門規章。這些勞動力市場法律制度的實施，規范了勞動力市場的運行秩序，維護和保障了勞動者與企業的合法權益，提升了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效率，為市場在勞動力要素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創造了積極的制度環境。

   三、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問題分析

   （一）勞動力要素配置的市場化程度較低

   在計劃經濟時期，勞動力資源主要靠行政手段安排配置，不同勞動群體被分割，造成勞動者收入、就業、福利等方面的制度性、結構性不平等。改革開放以來，市場開始逐步代替計劃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手段，傳統體制下壁壘森嚴的勞動力資源城鄉分割被打破，形成體制內和體制外勞動力市場。體制內市場上，微觀放權的改革使企業勞動效率提高，冗員現象顯性化，并且在國企所依托的這個勞動力市場上，職工工資并不是由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決定的，而是由制度決定。體制外市場上，農村轉移剩余勞動力的收入是由市場決定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進入和非國有企業用工量的不斷增加，促進了體制內勞動力市場的改革。體制內外兩個市場的矛盾迫切需要建立一個由市場發揮作用的統一勞動力市場。

   與此同時，與其他市場相比，勞動力市場更多地受到制度過程的支配。我國勞動力市場長期以來受到戶籍制度的影響，并且在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城鄉二元結構。從更深層次來看，財稅制度、就業體制、土地制度、教育制度等都是和戶籍制度相關聯的影響勞動力市場的系統制度，在這些制度的共同影響下，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主體地位受到制約，影響了勞動力自由流動、勞動條件的確定等多個方面。

   （二）勞動力市場的主體問題

   第一，勞方主體地位問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勞動力市場主體不到位、不清晰等問題日益突出，“資強勞弱”格局進一步突顯。勞資雙方在契約關系的規則制定、乃至生產和分配領域等利益博弈的各個方面出現嚴重不對等現象，這使得雙方的沖突行為變得更加頻繁。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工會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目前，這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基層工會組織有待進一步健全；二是隨著生產經營方式的多樣化，就業方式也呈現多樣化趨勢，如何適應形勢變化，保護這部分勞動者的勞動權益，對于工會組織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三是有的工會組織的定位還存在一定偏差，一些工會甚至將自身定位為企業管理機構的一部分；四是企業工會維權行為尚缺乏完備的法律法規保障，我國現行相關法律法規缺乏剛性保護有關工會會員或工人代表的內容。另一方面，勞動力自身的擇業自主權、勞動條件的協商權等由于制度性限制，自身教育程度、技術水平的限制，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等諸多因素制約而未能充分發揮。

   第二，企業及企業組織地位問題。勞動力市場的主體除了勞動力提供者以外，還有勞動力需求方，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上主要表現為企業。近年來，我國企業數量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據第三次經濟普查的數據，截止到2013年底，我國共有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法人單位1085.7萬個。企業作為勞動力需求方，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企業組織不健全，許多民營企業缺乏行業組織；二是有的地方政府過多干預國企或其他企業招聘、辭退職工的行為，限制了企業用人自權。

   （三）勞動力市場分割問題突出

   根據經濟學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勞動力市場遠非統一的和完全競爭的市場,勞動者并不能夠像傳統經濟學假定的那樣可以完全自由地進出勞動力市場，他們的市場行為除了會受到來自其他勞動者的影響外，還要受到來自其他非競爭性因素的制約，這種非競爭性因素即是勞動力市場分割。在不同制度和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都可以找到明顯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現象。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存在著城鄉分割、地區分割、行業分割以及身份分割的問題。

第一，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   以戶籍制度為典型代表的制度安排和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共同作用，形成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城鄉二元結構，即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這種分割阻礙了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一方面造成農村轉移勞動力難以融入城市，子女教育、養老保險、住房等問題凸顯，另一方面，在農村也帶來了轉移勞動力留守兒童的養育問題、留守老人的贍養問題。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54.77%，全國居住地和戶口登記地不在同一個鄉鎮街道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戶分離人口）2.98億人，比上年末增加944萬人，其中流動人口為2.53億人，比上年末增加800萬人。另據全國婦聯發布的《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中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超過6000萬，總體規模擴大；全國流動兒童規模達3581萬，數量大幅度增長。

第二，勞動力市場的區域分割。   改革開放之后，勞動力開始大規模流動，經濟發達地區成為勞動力輸入地，經濟欠發達地區成為勞動力輸出地，由于勞動力市場的區域分割，各地一些制度性的限制，將勞動力分為本地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對于外來勞動力還存在著或明或暗的就業歧視，如：有的地區實行外來勞動力暫住證制度，當地政府可以向辦理了“暫住證”的外來勞動力提供“市民待遇”，但是外來勞動力的工作、生活、子女教育等方面仍然受到限制。社會保險的統籌層次較低，就業失業、社會保障登記制度與管理尚未形成省級乃至全國聯網，外來勞動力社保接續問題突出。另外，一些政府為了降低本地的登記失業率，往往首先考慮辭退外來勞動力，以給本地的勞動者騰出崗位。

第三，勞動力市場的行業壁壘。   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上，不同行業的勞動力市場間存在勞動力流動障礙，有的壟斷行業的勞動力與行業之外的勞動力交流不暢，這樣就妨礙了勞動力的自由出入，形成“二元市場”，從而使得壟斷行業高于其他行業的生產率只有壟斷行業內部人可以獲益。我國已有學者做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平均工資較高的部門大部分是壟斷部門，壟斷收益是這些部門或行業高收入的源泉。

第四，勞動力市場的身份分割。   身份制度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種人事管理制度，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現在很多單位都在弱化干部身份這一概念，但是這一概念仍然影響著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如畢業尚未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大多不愿去辦理就業失業登記證，因為一旦辦理就會失去其干部身份，會影響其工資、福利、職稱等待遇。另外，隨著用工形式的多元化，勞務派遣等新的用工形式出現，在一個企業內部就會出現派遣員工與企業自身員工不同的身份區別，隨之有可能產生的就是在同一企業內部存在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四）勞動力市場的價格扭曲問題

   由于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上述種種的分割問題，造成了勞動力要素的配置難以遵循經濟規律由邊際效率較低的行業、部門、地區、組織流向邊際效率更高的行業、部門、地區和組織，從而形成并固化了不合理的勞動力價格水平和價格差異，削弱了價格信號對勞動力市場的調節功能。具體來看，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價格扭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勞動力市場中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趨勢未形成。當前在企業工資分配中存在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普通勞動者工資過低，主要是農民工、一線職工、私營企業以及國有困難企業職工工資收入低，壟斷行業收入畸高、部分國企高管人員薪酬過高。從基尼系數來看，2010年，主要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一般在0.29-0.38之間，如美國、日本、德國、分別為0.37、0.32、0.29。我國在2014年的基尼系數達到0.469，明顯超過國際公認的合理收入分配差距0.4的警戒線，表明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我國工資收入分配領域金字塔形格局沒有得到明顯改變，提低擴中限高的調整任務依然繁重。

   第二，工資決定機制存在問題。在工資的市場決定機制方面，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造成了勞動力要素難以充分流動，從而使勞動力價格無法真實反映要素供求關系和人力資本水平，降低了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在工資集體協商方面，集體協商的覆蓋面窄，作用發揮得不充分，依然存在著“不愿談”、“不敢談”和“不會談”的問題，工資集體協商作用發揮得不充分是造成勞動者報酬偏低的關鍵因素。

   （五）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當前我國就業結構性矛盾集中表現為“招工難”與“就業難”并存。一方面，部分地區、部分行業和部分企業招工難，并逐步呈現常態化；另一方面，部分勞動者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難以順利實現就業。突出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普工難招漸呈常態化。時間上，從季節性招工難到常年招工難；從區域看，從東部部分地區向中西部蔓延，出現全域性缺工；從行業看，逐步從制造業、紡織服裝、餐飲服務等行業向電子加工、建筑業和其他行業擴展。第二，技能人才供需缺口大。人力資源市場供求信息監測數據顯示，2010-2014年，技工、高級技工和技師的求人倍率已經超過2:1的水平。第三，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突出。近年高校畢業生離校時的初次就業率保持在75%左右，意味著每年有100多萬名應屆畢業生在畢業時不能找到合適工作。第四，大齡低技能勞動者成為市場弱勢群體。近幾年，人力資源市場中45歲以上勞動者的需求一直不足，求人倍率長期維持在0.8左右，而青年勞動者的求人倍率保持在1以上。大齡低技能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被邊緣化，他們的就業再就業問題仍然突出。

   （六）勞動關系矛盾凸顯、多發

   由于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時常出現損害職工權益的現象，增加了勞動關系的風險，這些現象具體表現為：企業用工不規范，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或違法解除勞動合同，勞務派遣用工不規范，不合法外包明顯增加等；拖欠職工工資，同工不同酬，一線職工工資水平過低；不繳或者欠繳社會保險費；超時加班，不落實帶薪年休假制度，不依法支付加班工資；勞動條件和勞動保護不完善，部分行業工傷和職業病多發；勞動管理手段滯后，管理方式粗暴，缺乏人文關懷。

   這些不規范、不合法現象的普遍存在導致了勞動關系領域的矛盾凸顯、多發：當前勞動關系矛盾的顯性表現形式有三：一是勞動爭議案件居高不下，2008年全國勞動爭議仲裁受理案件693465件，幾乎是2007年的兩倍；從2008年到2014年，除2011年外，各年度受理案件數均在60萬件以上；二是損害職工利益的問題突出，2014年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共查處各類勞動保障違法案件40.6萬件，比上年下降3%。三是集體停工和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2013年全國共發生30人以上集體停工事件530起。

   （七）勞動力市場中的政府職能問題

   第一，勞動力市場立法有待完善。從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立法情況看，還存在著如下問題：首先，缺乏人力資源市場統一的法規。目前在人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上分別實行的是《人才市場條例》、《勞動力市場條例》，要化解這種由于身份分割帶來的市場分割，人力資源市場統一的法規必不可少。其次，勞動力市場的法律中缺乏反對就業歧視的專門法律。目前由于勞動力市場的分割造成的就業歧視現象逐漸凸顯為一個社會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而我國目前法律對就業歧視范圍的界定過于狹窄，無法覆蓋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多種多樣的就業歧視現象，法律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如《勞動法》第46條和《婦女權益保障法》第24條都規定了同工同酬，但對什么是同工同酬，什么構成報酬歧視缺乏具體判斷標準。再次，公共就業保障服務與私營服務的范圍內容有待明確。

   第二，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有待加強。首先，當前基層公共服務體系還存在平臺和網絡不健全、職能不完善、人員隊伍薄弱、經費有限等問題，不能滿足信息化、現代化發展的需求，基層就業和社會保障服務能力亟待加強。其次，職業資格許可、認定、管理中的問題。在職業資格的許可和認定方面，目前職業資格數量繁多，并且存在很多計劃經濟色彩濃厚、矛盾比較集中、行業基礎薄弱的職業資格；在職業資格的管理方面，目前還缺乏科學設置、規范運行、依法監管的職業資格管理體系，國家職業分類體系、職業標準和評價規范都有待進一步地完善。再次，社會保險接續問題。由于勞動力市場的區域分割，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外地勞動力社會保險的異地接續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勞動力市場的自由順暢流動。

   第三，勞動力市場監管有待強化。當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監管存在以下方面的問題：首先，在監管價值方面，勞動力市場監管的目的更多的是約束企業行為和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這與企業的利潤動機和地方政府經濟發展取向存在一定程度的沖突，在這種情況下，經常出現犧牲職工利益而保全經濟利益的取向。其次，監管基礎設施需要完善，監管資源的充足是提高監管績效的必要條件，目前我們國家存在監管力量嚴重不足的問題，特別是監管對象與監管機構之間存在著較為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勞動及其他相關監察機構缺乏對監管事項的足夠信息，這極大的阻礙了監管效能的提升。

   四、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發展思路和對策

   （一）明確勞動力市場的發展方向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苯⒔y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為進一步發展與完善我國的市場體系指明了方向。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主要指企業和勞動者可以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進行相互選擇，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勞動力與其它生產要素的最佳組合，最大限度地發揮勞動者的能力與積極性；開放的勞動力市場是指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促進勞動力在城鄉、地區、行業、企業之間自由流動；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是指打破勞動力市場的行業壟斷，促使勞動力工資形成走向市場化，充分發揮工資的引導和調節作用，打破壟斷收入和由此帶來的不公平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是指建立統一的市場規則，加強勞動力市場監管，于此同時完善勞動力市場的供求信息對接機制，促進勞動力的有序流動。  

   （二）完善勞動力市場的運行機制

   第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發揮價格機制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調節作用。努力消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使勞動力在自由流動中形成市場價格，同時，通過法律手段消除市場不公平競爭的因素、加強對合法收入的監管和打擊各種非法收入，以市場機制來保障各主體按貢獻獲得合理收入的平等機會；政府要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加強對非競爭領域的管制，推進平等協商的工資決定機制并健全收入分配的調控體系。

   第二，完善集體談判機制，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一是要進一步明確工資集體協商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并使勞資雙方形成均衡對等的關系展開協商，進一步提高集體合同覆蓋率。二是大力推行多層次的地區性、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地區性、行業性集體協商的層次擴大到市一級，有條件的地區在省一級試點，提高雙方的對等協商能力。探索由工會經過民主程序委托第三方與雇主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辦法。三是探索擴展有代表性的工資集體合同的辦法，在同一地區、同一行業的企業工會和企業組織可批準有代表性企業經工資集體協商形成的集體合同在本企業實行，以便分享有代表性企業工資集體協商的成果。四是建立統一規范的企業薪酬調查和信息發布制度，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

   （三）多措并舉消除勞動力流動障礙

   1.進一步改革戶籍、住房、子女教育等制度和政策，穩定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

   深化改革戶籍制度，最終剝離附加在戶籍制度之上的特殊社會功能，比如住房、社保、子女入學等，還應以最終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為目標，改革住房、子女教育等制度和政策措施，逐步促進有意愿的農業轉移人口向城市轉移，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使得這一部分人有平等的就業機會，努力實現穩定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

   2.制訂專門反就業歧視法律，確保勞動力市場公平公正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規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鄉、行業、身份、性別等一切影響平等就業的制度障礙和就業歧視?！碑斍埃覈鴦趧恿κ袌龅摹百I方市場”格局和各種歷史因素所形成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客觀存在，這也是造成勞動力市場存在歧視的主要原因。盡管近年來出臺的《勞動法》、《就業促進法》等法律法規，對反對就業歧視等內容做出了明文規定，但是，尚沒有對歧視的具體情況與處罰措施等進行進一步規定，可操作性也不強。為此，應進一步細化相關法律法規，制訂并實施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律，如制定并出臺《反就業歧視法》，最大限度地實現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公平、公正。

   3.進一步打破身份界限，加速形成全國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

   長期以來，我國存在著干部身份與工人身份的明顯區分和界限，這也是由于計劃經濟的殘余以及我國主管行政部門分設等諸多因素影響的結果，從而形成了“人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造成了市場分割。建立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是實現市場“統一性”大目標的一個重要舉措。推動人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整合，需要進一步打破干部與工人之間的身份界限。此外，還應對經營性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加強規范管理和有效監督，對當前諸多職業中介機構、人才中介服務機構等進行規范和整合，加速推進全國統一人力資源市場的形成。

   4.逐步減少各類不合理的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鼓勵勞動力根據自身能力順暢流動

   逐步減少并取消各類職業資格許可事項，可以大大降低普通勞動者的就業成本、就業門檻，減輕其經濟負擔，進而促進勞動力順暢、合理流動。在此過程中，重點在于準入類職業資格，特別是無法律法規依據的準入類職業資格應一律取消，對水平評價類職業資格建議由政府部門統一制定職業標準和評價規范，同時，由行業協會、學會等承擔具體認定工作，進而鼓勵勞動力根據自身能力順暢、合理流動。

   （四）進一步轉變和優化政府職能

   基于我們國家勞動力市場以及政府治理的現狀和問題，進一步轉變和優化勞動力市場中的政府職能有必要將以下幾個方面作為抓手。第一，完善勞動力市場運行的規則體系，制定更加完備的勞動標準體系，健全協調勞動關系的機制性安排，進一步加強勞動執法監察的制度建設。第二，完善面向勞動力市場的公共服務，增加公共服務投入，提供以供求信息對接、職業能力提升和社會保險為重點的公共服務，促進公共服務的規范化、信息化、城鄉一體化，針對勞動力市場的特殊群體提供專門的幫扶性服務，全面提升政府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第三，完善勞動力市場監管，保持監管機構權力的相對獨立性、完善監管程序制度和外部監督機制、提升監管的公開透明性以維護監管價值的公正獨立；完善各項日常巡查制度，提高監管的信息化水平，建立健全職工和社會舉報制度；嚴格按照法律法規的規定開展監管，做到監管人員職業化、執法活動規范化，同時完善監管活動的信息公開制度；監管的人力、物力投入以及信息化網絡的建設要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監管對象的數量相匹配，保證監管的充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