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經濟需要泛在新動能支撐中長期增長
下圖是我國過去四十年間的經濟增長曲線。注意紅圈標注的部分,疫情三年的經濟年均增長率為4.5%;向前推進十年,即2009年至2019年,我國經濟持續下行。在2013年前后,我國經濟增長率勉強支撐在7%左右,宏觀政策也是年年推新。盡管我們并未強調必須堅持7%的增速目標,但是基于經驗數據,一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可以帶動150萬人的就業,所以只有經濟增速保持7%的漲幅,才能確保就業穩定,這是一個兼顧功利與價值的觀點,是極具實際意義的。
自那時起,盡管我國不斷發布宏觀政策,經濟仍舊持續下滑。到2019年之前,經濟增速已降至6%,此時我國GDP規模已達100萬億,邊際效應遞減政策使得6%的增速也難以為繼。面對扶持中小企業、處理債務、支持地方財政等一系列問題,我國每年都出臺大量政策,但經濟下行頹勢仍舊難以避免。GDP增速從2009年的10.5%降至2019年的6%,后在疫情三年里降至4.5%,盡管疫情對經濟確實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我們不能認為,只要短期內消除疫情影響,宏觀經濟就會恢復到我們期望的路徑上去。
下圖是季度經濟增長曲線。左圖展示了國內生產總值的環比和同比增長,右圖中紅線代表中國,藍線代表美國,虛線代表OECD國家。中國的經濟表現雖優于后兩者,但與前40年相比,現今我國經濟增速優勢已明顯走弱。從圖線來看,我國經濟缺乏強勁的增長動力。
疫情期間經濟出現過一次非常有力的反彈,不過疫情放開以來,經濟尚未出現明顯回彈??偟膩碚f,由于短期政策已經被長時間使用,政策成本上升,政策的邊際效應有所下降。對于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投入,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帶來的負面效應,實際操作起來頗具挑戰。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政策必須推行實施,但同時我們也要如實評價其效果。
就一季度的經濟數據而言,上半年的形勢還算可觀,不過一季度經濟增長并非來源于經濟系統的內部活力,而是通過外部力量強行推動的。如果沒有持續增長的動力,經濟無法長期穩定。我認為,長短期政策必須配合得當,短期政策應為長期政策釋放提供一個窗口期。如果成本增加的短期政策不能與長期動能的釋放同步,那么經濟穩定增長長期將難以為繼。
二、堅定不移推動改革創新與開放,創造新動能新機遇
改革開放新動能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改革獲得新動能。要構建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體制,廣泛調動市場主體的積極性,配合宏觀政策導向,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尤其要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
第二,以創新獲得新動能。要充分調動企業積極性,堅定推進科技創新,廣泛推動產業升級與發展。
第三,以開放獲得新動能。要以高水平開放促進雙循環相互促進,廣泛利用全球資源與市場,提高跨境資源配置效率,釋放經濟內在動能。
1、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促進民營企業發展
中央從二十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政治局一季度經濟形勢分析、到中央財經委的第一次會議,一直在反復強調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講之堅定,聲調之高,用語之重都是前所未有的。
民營經濟是經濟穩定中最重要的支撐因素。從量上看,民營經濟是國民經濟各方面的主體部分。民營經濟量從之前的“56789”,已轉變成“66789”,即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60%以上的稅收、65%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以及90%以上的企業數量。民營經濟發展狀況成為決定經濟增長速度的最重要因素,關乎現代化建設目標中“數量”指標的實現;從質上看,民營經濟質量快速提高。2022年,“中國制造業500強”中民企占72%。光伏產業全球前10強中8家都是中國民企,第四批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4300多家中民營企業占比84%。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對高質量發展的水平和能力至關重要,關乎現代化建設中“質量”指標的實現。
新發展目標下,“兩個毫不動搖”是高度可信的政治承諾。2003年之前,中國憲法中并沒有保護私人財產權的規定,西方學者因之不斷做出中國無法激勵長期創新創業行為、中國增長不可持續等預言,但中國民營企業的長期投資持續增長,企業家群體創新創業精神極強。究其根本,是因為中國投資者相信決策者的政策承諾可以跨政治周期、長期有效,“可信承諾”也是一種制度特色,可以使投資者放心地將資源投入到長期項目中。當然,這一承諾是需要有保障的,首先是我國的政治制度,其次是更高階的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穩定增長、2035年要初步實現現代化等,現代化建設目標支撐“兩個毫不動搖”成為高度可信的政治承諾。
2、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增長點
我們要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增長點。“十二五”時期我曾強調過,5%的增長目標長期難以實現,因為經濟發展是有規律的,經濟增長不可能永遠處于高位。不過現在,新的經濟增長點即將出現,我們期待在“十四五”期間或更長的時間范圍內,數字經濟能夠蓬勃發展。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具有較強數字經濟發展潛力。
首先,我國擁有龐大的市場基礎。中國具有最大的在線市場,如下圖所示,中國移動端月活躍用戶高達12億,且人均日上網時長7小時,位居全球前列。我國的線上互聯網市場規模極其龐大,甚至超過了所有OECD國家的線上市場規??偤汀6@,恰恰是是數字消費的真實市場規模。
其次,我國產業基礎扎實。產業數字化依托產業發展,如下圖所示,同美、德、法等各國相比,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產業規模,這為產業數字化工程創造了巨大的空間。
再次,我國擁有最大的數字化工廠和最多的燈塔工廠。
最后,我國擁有最強大的數字基礎設施。下圖分別顯示了主要經濟體傳統制造業占全球比重、我國若干重要指標占全球比重和我國獨角獸企業分布的前10行業。從圖中看,無論是計算能力、數字工廠、5G基站還是5G接入用戶數,中國占全球的比重都遙遙領先于其他任何國家,這為我國未來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此外,從2011年開始,我國獨角獸企業分布集中于數字領域,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潛力巨大。
“十四五”對數字經濟提出發展要求,要求到“十四五”末期,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兩部分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超過50%,新增貢獻要達到60%以上??傮w來看,前三年進展不是非常順利。這就更加要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大平臺和大企業是數字經濟的頭部和樞紐,帶動了大企業的積極性和創新性,數字經濟的發展就有了引領。所以,科技創新還是要回到改革領域中去。
3、以高水平開放提高跨境資源配置效率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三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兩個毫不動搖”,二是“下一步經濟發展要量的增長和質的提升相統一”,三就是開放。中央愈來愈重視開放問題,近期關于開放有兩個重要的提法:一是4月28日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把吸引外商投資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要支持有條件的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開展改革開放先行先試。二是5月5日二十屆中央財經委第一次會議提出,要堅持開放合作,不能閉門造車,要加強產業鏈、供應鏈的開放合作。
近三年來,盡管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逆全球化事件頻起,但相較而言,外貿和出口仍然是我國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為強勁的驅動力。2021年投資增長了4.9%,消費增長了12.5%,而外貿則增長了21.4%,出口更是增長了近27%;2022年投資增長了5.1%,消費增長了0.2%,而外貿則增長了7.7%。雖然疫情期間我國一直在擴大消費、擴大投資,但外貿、出口仍然在領跑三駕馬車,因此外貿、出口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不言自明。
對比全球的貨物貿易增長率和GDP增長率可以看出(這兩個數據往往不能直接比較,因為GDP的計算時我們一般使用的是基期的價格,也就是不變的價格,而外貿使用的是現期的價格,為了對比,我們將GDP折算成了現期的價格),疫情期間,無論是對中國、美國還是對全球經濟,貨物貿易增長率都近似為一國GDP增長率的2倍。這說明盡管全球化當前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貿易仍然是疫情期間經濟增長的領跑力量,而且我相信在未來,外貿、出口也仍然會是全球經濟繁榮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也正是基于這個事實,中央不斷更新并強調對外開放的提法。
為什么我們要強調最大規模的市場、最強的產業鏈呢?如果我們可以把開放的重要性降低一點可行嗎?事實上,即使美國能相對關起門來搞建設,我們卻是根本做不到的,這主要涉及兩方面的問題。
一是兩個資源的問題。一國所擁有的資源稟賦是有限的,隨著人口、GDP、投資能力等的增長,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源稟賦來與之對應,尤其是一些有限的自然資源,如煤、水、油氣、電等等。截至2000年,除了人口外,我國GDP總量、投資總量和資源還是基本匹配的,但隨著投資能力、GDP的不斷上漲,稟賦資源的稀缺性愈發顯現,越往后這種不匹配的劣勢展現得將越發明顯。對此,我們也給出了一定的解決對策:調整國內結構、加強循環經濟,加強國內資源的開發使用等等。但是對稟賦資源的需求是巨大的,光憑一點邊際的努力并不能改善的資源短缺的境況。因此,我們對海外資源的需求是持續存在的,并且這種需求壓力將會不斷擴大。
二是兩個市場的問題。事實上,對于新賽道體量相對較大的產業,可以說國際市場發揮了一半以上市場擴張的作用。下圖左圖是2021年各國電動車銷售市場份額,可以看出,在國內大市場形成產業優勢后,需要大量外部市場,此時國際市場的重要性就顯現出來了。右圖是2010-2021年以來各國光伏組件的產量示意圖,紅色柱形圖代表了我國光伏組件的產量,我國光伏組件產量占全球總產量的78%,大量出口至國際市場。因此,新賽道中海外市場尤為重要,這是我們經濟真正發力非常重要的條件。
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是發展必須的,而它們的發展又都需要暢通的外循環。因此我們不斷強調,要堅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何為制度型開放?一方面,制度型開放要讓市場在跨境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外貿、外資、內資和外資企業的不斷競爭,使得全球投資在海外市場上不斷流動,在跨境配置資源問題上,我們要更加重視讓市場在跨境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海外市場配置資源本質上和國內市場配置資源是一樣的,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吸引外資還是對外投資,國內企業還是外資企業的發展,最后都是通過競爭,形成最優效率的資源組合方式。如何提高我們的跨境資源配置的效率,是我們下一步開放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努力方向。
另一方面,要有穩定、透明、可預期的國際貿易規則,這和國內市場需要交易規則是一樣的。缺少規則就沒有行為準則,交易雙方無法確信合同能被有效執行,無法確信產生糾紛時能平等獲得行政和法律保護,這將極大增大交易成本,甚至無法交易。有了規則就有準則,有了準則我們就會相信契約是可實現的,即使產生糾紛,交易也將得到公平的行政、法律保護,交易就更流暢、更順利了。所以,穩定、透明、可預期的制度性開放是高水平開放的必然要求。
三、短期政策支持為泛在新動能的釋放爭取時間
第一,中國經濟處在發展階段轉換長周期和疫情影響短周期疊加的狀態,需要短期的政策支持,更需要泛在的新動能的出現。我們不能將短期政策支持視作經濟發展的救命稻草,而要把它看作是為了給泛在新動能的出現和釋放爭取時間的短期工具,否則將難以穩定預期,支撐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
第二,短期政策有可能面臨邊際成本上升,邊際效應降低的階段,在此之前我們要利用好這個窗口期,堅定不移加快改革創新和開放,獲得泛在新動能,保持經濟中長期穩定增長和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