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5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回顧改革歷程，中國取得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關鍵因素，最根本一條，就是堅持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堅持了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過，中國的發展還不平衡、不充分。距離建成一個成熟、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有差距。另一方面，當前國際關系更加復雜化，中國又該如何進一步調整對外開放戰略，應對國際國內重大變局。

　　就上述議題，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了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孔涇源?？讻茉丛L期從事改革開放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等多方面工作，參與并見證了許多改革開放的重大歷史事件，到中國體改研究會后，繼續推動改革開放的研究和探索。

　　澎湃新聞：近些年，隨著中國的綜合國力顯著提升，中國與西方等國家之間的競爭日趨復雜化。面對復雜的國際環境，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的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孔涇源：當今中國的經濟成長和大國地位的形成，為全球經濟發展帶來了難得機遇，但也不可避免地對現存的全球經濟政治秩序產生多維度挑戰，國際關系漸趨復雜，大國博弈乃至沖突加劇或將成為長期現象。貿易大國地位的形成及穩固對現有的全球貿易結構和貿易秩序帶來強烈沖擊。制造業大國地位會對包括發展中經濟體在內的部分貿易伙伴的產業和就業崗位產生替代?？萍剂鴳鹇约捌涑删蛯ξ鞣街饕洕w構成了大國博弈壓力和心理挑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社會公共品提供能力，對西方社會的制度和文化優越感產生了巨大沖擊。綜合國力、軍事實力和體制張力的增長引起西方主要大國的疑慮、忌憚、恐懼乃至不時地挑起對中國的貿易、科技、教育、文化、軍事等方面的矛盾和沖突，直至惡意制造“塔西佗陷阱”、威脅制造“修昔底德陷阱”，力圖將中國推入“中等收入陷阱”甚或貧弱衰敗境地。

　　應當承認，這種歷史性變局所形成的大國博弈壓力是持續存在的，很難在短期內求得解決或分出勝負。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制度性開放，肯定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的對外開放。當初工業化尚未完成，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對外開放主要是接受“亞洲四小”和日本等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在制造業低端末梢尋求發展，解決國內就業和工業成長問題。對外開放也主要是向東開放，向美日韓歐等發達經濟體開放。

　　今天變局已經發生，向東、向西、向南開放都十分必要。要以國內結構性改革、制度性開放和國際雙多邊合作機制，推動投資貿易便利化、經濟全球化和“一帶一路”合作機制建設，對沖少數西方大國的單邊主義和霸凌主義政策。擴大國內自由貿易區、粵港澳大灣區等制度性開放試驗領域和政策推廣適用范圍，推動重點制造業和服務業對外開放，健全國際間人才流動和制度規則對接機制，談判升級已建立的雙多邊自由貿易區的雙向開放水平和制度對接范圍，主動加入擬議建立的區域、國際自由貿易區談判，參與多邊性、多樣化投資貿易自由化體系建設。密切中歐、中亞鐵路沿線國家的經濟貿易和外交關系，以向西開放帶動國內中西部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水平，促進國內產業布局、地區經濟和交通網絡平衡發展。調整與亞非、南美等發展中國家的雙多邊合作關系，以市場開發、制度對接和平等互利機制，穩定、優化中國的國際營商環境，展現務實擔當的大國形象。

　　澎湃新聞：從體制機制上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需要推進哪些改革?

　　孔涇源：所謂重大變局，不僅是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國內經濟形勢和改革走勢也在深刻調整，需要因勢利導持續性推進改革開放。比如，刺激經濟發展需要所謂“三駕馬車”即需求推動。首先是投資。傳統投資依然是今后投資的重點方向之一，因為中西部發展還相對滯后，投資空間還很大。但是，新投資、新基建也要加快發展，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浪潮正洶涌澎湃而來。但向西投資和新基建難度更大，投資周期更長，資金回報率更低，形成的財政金融壓力也更大，二者的關系如何處理，需要創新投資體制和發展模式。國內抑制消費的因素很多，但最多的是體制因素。一方面講國家發展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甚至說五年內將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但對國內發展型消費仍然存在較多的生存性階段的抑制政策。大城市因基礎設施薄弱、基本保障缺位或公共服務落后，對住房、汽車等，采取簡單粗暴的限購、限地、限價、限貸、限套、限外等，或采取限價式“抽簽搖號”辦法，人為地抑制社會消費、扭曲市場機制、制造體制性不公。

　　此外，出口也不再是簡單的商品貨物，可能包括資本、技術輸出，乃至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傳統制造業向外轉移，包括利用新的商貿通道和戰略方向，如中歐鐵路、中亞鐵路、中巴經濟走廊，還有海上絲綢之路，實現向西、向南以及全方位、全領域開放出口和對外投資。

　　從大的宏觀視角來看，花費40多年的時間，中國建立起了從微觀企業制度到財稅金融體制、從經濟運行機制到社會治理模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初步成型的市場體制造成收入財富分化和經濟不平衡發展，政府調節機制作用有限。

　　正如人們談論較多的財稅體制，近些年來，曾經支持國家稅收較長時間高速增長的傳統產業稅負壓力加大、稅收增速下降，信息技術、商務服務和居民消費等新型稅源雖然相對穩定，但需要輕稅減費、扶持成長。面對國際社會的減稅壓力，利用稅收工具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新型產業發展，也是稅制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目標。無論是傳統稅種還是新近推出的有利于服務業發展和經濟結構優化的稅制改革，稅收主要向東部沿海省份尤其是少數優勢城市集中，分稅制存在著內生的有利于發達地區的逆向調節效應或體制機制性缺陷，部分地區的財政可持續性或面臨嚴峻挑戰。

　　內在于分稅制中的產業鏈諸環節和地區間財稅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利益關系失衡及重大體制性缺陷，是財政轉移支付“二次分配”有限的技術參數、狹窄的參照因素難以改變的，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使得地區間財稅收入差距擴大。具體到實際財稅狀況中，地區間財力失衡愈演愈烈，中央財政收入增長，但轉移支付面愈來愈大、其公平性質疑與日俱增。因此，我認為在具體舉措上，建立全國開放有序的統一市場、推進東中西部平衡發展、完善市場形成價格機制、規制壟斷環節盈利模式和優化政府市場調節行為，既是鞏固強化分稅制財政體制的市場效率基礎，也是構建平等競爭營商環境和實現共同分享發展利益的邏輯起點。不把這些基本問題搞清楚，天天空談深化改革或建立公共財政體制是沒有意義的。

　　澎湃新聞：中共二十大再次重申“兩個毫不動搖”，尤其是要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兩個毫不動搖”的含義?

　　孔涇源：“毫不動搖”地發展國有企業及國有資本，要深化市場適應性改革，將發展重點盡快轉向具有全民普惠共享性質的行業和領域，擔負起構建平等共享自然壟斷資源、稀缺生產要素、公共服務網絡的營商環境的新使命，以市場平等發展和國民共同富裕的社會實質公平目標為指向和坐標，創造和維護平等參與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活力和發展潛力。“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民營企業，自覺增強適應規范市場環境和法制體系、合規守法經營的自覺意識和主動作為，以平等良性競爭推動“專精特新”和產業數字化、高端化轉型經營及其體制創新，理性地籌劃生產經營和財富管理，實現成長壯大、奉獻社會和持續發展的時代目標。

　　市場經濟也是制度公共品依賴性經濟，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期待“有為政府”適時適度地提供規則、公平和安全等廣義的市場制度性社會公共品，加快優化細化平等保護財產權利和市場公平競爭的民法體系和司法程序，充分發揮市場經濟體制的效率優勢。建立“集中力量辦大事” 的產業優化協調、地區平衡發展和社會收入分配的效應評價與調整機制，防止產生比市場缺陷更難矯正的政府作為型和體制機制性的城鄉地區差距和收入財富分化。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地區平衡發展的公共財政制度建設，兼顧市場活力和社會公平，進行一場真正以體制公平性為核心、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城鄉地區平衡化發展為直接目標的公共財政改革。此外，健全金融服務機制，扶持弱質基礎產業，推動城鄉地區協調發展，優化社會福利政策，防止群體性、區域性返貧，適時適度地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社會貧富分化程度，將遏制相對貧困化擴大趨勢、建立經濟平衡發展和促進社會共同富裕作為政府的長期政策和有為目標。

　　經濟改革研究要遵循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身發展的實踐性格和邏輯規律，從效率和公平兩個維度推動經濟理論創新和民主法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