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際國內變局的相互影響及挑戰

　　(一)中國發展變化的全球性影響

　　中國經濟的發展變化，為全球經濟發展帶來了難得機遇，但也不可避免地產生長期性挑戰。第一貿易大國地位的形成及穩固，中國入世時被賦予的發展中國家貿易地位及相應的國際貿易條件，對現有貿易秩序尤其是對世界貿易組織的貿易結構平衡帶來強烈沖擊;制造業大國地位的形成及其對國際社會產業發展和就業崗位的替代，不可避免地會與包括發展中經濟體在內的部分貿易伙伴產生矛盾和沖突;

　　科技立國戰略及其成就、包括被一些張揚自信和優越性的自娛自樂式的不適當溢美與浮夸，對西方主要經濟體構成了大國博弈壓力和心理性挑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制度公共品提供能力，對西方社會的傳統優勢、制度模式和文化優越感產生了巨大沖擊;

　　綜合國力、軍事實力和體制張力的增長，明顯引起西方主要大國的疑慮、忌憚甚至恐懼。主動以我國為競爭對手發動貿易戰、要求重談雙邊甚至多邊貿易條件，全面挑起貿易、科技、教育、軍事等方面的矛盾和沖突，包括對我國國內問題橫加指責干涉、對國際事變事務甩鍋推責等，都是其經濟、政治、制度、文化的本能，也是必然的反彈。

　　(二)國際變局對中國的全方位挑戰

　　國際經濟政治變局的復雜性不僅僅停留在大國競爭范圍。一些發展中國家因產業和市場與我國基本同構、發展階段也大致同步，在國際貿易中或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與我國的貿易摩擦日漸增多，不時引起貿易爭端、提起反傾銷訴訟;部分發達國家因產業轉移和就業崗位流失對中國的抱怨日甚一日并被其政治人物惡意操弄，直至爆發全面的貿易戰;

　　一些西方大國利用其綜合性傳統優勢及其極端化利用，打壓我國企業或抬高我方的對外貿易和投資門檻，對中國崛起形成巨大壓力和經常性挑戰;少數西方大國競爭信心的不足，利用新冠疫情突發或其他重大事變背景下的國際經濟貿易環境劇變，奉行單邊主義或“小院高墻”“去全球化”尤其是“去中國化”政策對我國產生近在眼前的現實沖擊;西方主要大國刻意操弄大國博弈，力圖將中國推至“中等收入陷阱”，或惡意制造“塔西佗陷阱”，甚至有可能冒萬劫不復的“修昔底德陷阱”風險。

　　二、市場化改革難點及其原因解析

　　(一)市場化改革雙重目標的兼顧難點

　　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指向、全黨全社會傾力而為的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在內的中國改革開放，已持續延綿近半個世紀之久，取得了驕人的體制建設和經濟發展成就，但許多重大體制難題甚至若明若暗的目標模式，不時地成為社會觀感焦點。

　　長期的經濟欠發達狀況，即使在體制變革的重大歷史關頭，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改革與發展相互加持，創造了經濟成長的“中國奇跡”，在經濟短缺時期和工業化早期表現得尤為突出。

　　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國告別經濟短缺時代和國際經濟政治變局的影響，宏觀政策的主要任務無疑是穩定經濟增長。除少數年份外，需求側名為“積極”實為擴張的財政政策和名為“穩健”實則寬松的貨幣政策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熨平經濟周期的主旋律。歷時十多年的“全面深化改革”也正是中國經濟由中高速向中低速增長的轉換以致成為“新常態”的歷史時期，“穩增長”的壓力顯然大于“促改革”的動能。

　　持續實施的擴張型財政貨幣政策，不免以發展優先而放緩或延遲與長期性制度建設有關的體制改革。擴張型宏觀政策的另一個結果是政府投資直至干預經濟活動的需求和機會大大增加，自然提升國有經濟的比重和“看得見的手”的舉動，國有經濟的政策性賦能、體制性回歸及其利益格局的重塑或固化勢所難免。

　　此外，市場化改革會增進經濟效率，但市場經濟的效率與公平的基本矛盾也會暴露無遺以致加劇。扶貧政策固然取得決定性進展，但持續擴大的相對貧困化無時不在沖擊著社會敏感神經直至質疑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和市場經濟體制。實踐性政策傾向和體制性兼顧難點的雙重悖論，不時地將市場化改革推入進退維谷的境地。

　　(二)國企國資改革的多元目標及其影響

　　實行分類改革、分類發展、分類監管，是十多年來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進展、基本特征也具有正當必要性質。分類改革的本意在于推動國有企業同市場經濟深入融合，實現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但需求管理政策及其政府投資所推動的國資增長、國企依賴，“做大做強”“提高影響力、控制力”的無差別發展訴求，長期以來關鍵領域的先占獨占優勢及其功能性價值賦能，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稀釋了分類改革意義。

　　一般競爭性領域內商業類國有企業和資本比重大、范圍廣、戰線長、機制舊仍是痼疾，呈現出與其改革初衷并不完全相符的軌跡邏輯、發展態勢和體制影響。在全國企業總資產中，國有企業資產占比基本持平于20世紀90年代前期確立市場化改革目標之時的水平。

　　具有標志性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近乎單邊式蛻化成國資國企控制民資民企甚至成為“食利者”。一眾民營企業也接受“招安”成為競爭性領域國有控股企業組成部分，或掛靠國有企業、以繳納管理費形式參與項目投資或工程招投標。由此形成的不平等關系和扭曲的運營機制，以及國有資本走強的“擠出效應”和民營資本漸弱的發展活力，社會并非沒有感知和微詞?；蛟S需要像當年那樣，重新審視國有企業、國有資本改革和發展的理念、目標、路徑以及維度、力度等問題。

　　(三)民營經濟成長的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因素

　　十余年來，鼓勵、支持和引導民營經濟發展的改革政策不可謂不多，僅近兩三年國家及部委層面出臺的激勵措施即逾百條之多。但民營企業仍然活力不足，不少企業困擾于市場不振、營商艱難乃至體制疑惑之中。

　　其中有結構性矛盾，如國內外市場條件變化所引起的產能過?；蚬┣竺摴?，數字技術進步對低端產業相對集中的民營企業所形成的轉型升級壓力，日漸規范的市場體制使改革開放初期民營企業相對于其他類型企業不再具有體制機制先發優勢及其競爭能力，成長于短缺時代、精道于傳統產業的民營企業家逐漸步入老年、未必適應新技術新經濟發展，新生代傳承人無能力或無意愿繼續經營產業和管理企業。

　　也有體制性因素，如在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政策中恰恰對“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的關鍵性措施幾無著墨，部分大型企業先占獨占的要素配置環境不免使“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有落空之虞。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創新的失速，使任何“學問家”弱弱地念叨一句“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就足以讓民營企業家噤若寒蟬、惶恐不安，一些民營頭部企業選擇注冊境外或紛紛移民海外已為其注腳。其間除享受優惠政策的考量外，更多地或帶有體制疑慮乃至恐懼因素。

　　“此心安處是吾鄉”，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需要支持政策，更需要中性的市場環境和安心的體制環境。

　　(四)宏觀體制改革的特點及薄弱環節

　　以短期需求管理和穩定經濟增長為主旋律的宏觀政策，也左右了自身的改革進程及其制度建設，包括給經濟發展增加體制注入型風險。

　　改革投融資體制、引導和激勵社會投資的體制效應，不免被政府投資增加和干預措施所消減。完善預算管理、轉移支付、風險管控和公共財政制度的努力，往往不得不讓位于具有馬太效應的專項投資增加、重大項目擴容等“積極財政政策”，中央財政赤字破限、地方債務雪球滾大幾成趨勢。配套于政府投資、重大項目和國有企業的融資放量，既集中金融機構的資產風險又擠壓中小微企業融資和普惠金融資源。

　　由政府債務和國有銀行加持的投融資平臺及其建設項目大多不具備自負盈虧或保值增值能力，需要持續融資輸血、繼續加重財政金融負擔或風險因素。

　　復雜精細的財政金融領域的“技術性改革”難以避免或抵御穩定經濟增長的“戰略性選擇”，形成國有體制注入型、財政債務積累型和金融資產集中型風險相互疊加以及由此構成的極其復雜的利益關系與治理格局，未必不會成為今后宏觀體制改革的難點、痛點甚至痼疾。

　　(五)民生服務體系建設的制度公平期待

　　十年來，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民生服務以及城鄉建設等各項改革各有進展。但供給能力與需求結構脫節、公平共享訴求與城鄉地區差距過大依然存在，深層改革依然在路上。與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相關的傳統大宗和新型高端消費等，供求兩側限制過多。

　　如房地產領域，先是舉措失當、售罄公房，后是政商共利、專注于商品房發展，繼而采取限購、限套、限貸、限地以及抽簽搖號、人為地扭曲市場機制、制造社會不公等不得要領、于事無補的行政性限制政策，政府缺位及越位行為使民生困窘也使房地產業漸入困境。公共教育、公立醫院等領域的改革不徹底，社會各類教育、私立醫療機構發展政策多變、限制過多、供求失衡，入學就醫等難貴問題沒有根本改觀。

　　改革幾未破題的收入分配制度對內需主導型經濟成長和社會共同富裕目標達成存在諸多體制制約。具有馬太效應的非均衡性區域發展戰略慣性仍在，城鄉、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和公共服務落差過大甚至拉大?；竟卜蘸蛧野l展政策的均等化體制機制建設，仍然是改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窘局困境的“關鍵一招”。

　　(六)制度型開放及其風險防范

　　持續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體制建設和實施制度型開放，使我國得以應對西方主要大國“去全球化”“去中國化”逆流和脫鉤斷鏈的“小院高墻”圖謀，保持了內外部經濟運行基本穩定。但貫通內外循環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中性便利度短板影響了中國超大規模單一市場的全球要素資源引力場效應。傳統貨物貿易和實體投資的開放體制相對健全，智能制造、服務貿易、人才引進、科技研發、數字貿易等體制創新起步較晚，滯后于全球知識密集型產業鏈價值鏈重構速度。

　　平衡開放尤其是向西向南開放的布局調整和體制建設難以適應世情變局的復雜局面。高水平開放及其經貿規則所涉及的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知識產權保護、生態環境保護以及政府中性政策等仍有破題探路任務?？缇辰徊嫱顿Y和金融全面開放的穿透性風險監管能力薄弱，防控體制建設亟待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