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發展作為當前的首要任務，實際上是為進一步發展創造新機遇。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高質量發展理念，即從過去依賴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轉向具有內涵和技術支撐的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理念的提出，意味著傳統的發展方式已不可持續，走高質量發展之路成為實現未來更可持續發展的唯一途徑。基于這一核心邏輯，2023年兩會就推進高質量發展進行了戰略部署。下階段要深入學習貫徹兩會精神，為高質量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在國際競爭中爭取戰略主動。
一、高質量發展是最大的確定性
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不可預料因素、事件和情況不斷增多，可以用高度不確定性來概括當前形勢的基本特征。例如，近期“硅谷銀行”事件引發自媒體的各種解讀，一些觀點認為這可能是金融危機的開始，另有觀點認為這只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影響有限。我們雖然不能確切預測接下來的演變趨勢，但類似這些不可預料事件頻繁發生，將導致國內經濟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
一是“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大壓力依然不小。雖然從2023年1—4月份數據來看，國內經濟整體形勢似乎不錯，但進一步分析發現，無論是投資還是消費景氣度不高，需求收縮壓力較大，供應鏈沖擊風險增大。2023年4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5.6%，環比下跌0.47%。全國制造業PMI為49.2，時隔3個月再度跌破臨界點，制造業景氣水平有所回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8.4%，但低基數效應發揮了不小的影響，如果以四年復合增速來看，4月消費的景氣度較3月有所回落。有效需求不足抑制了投資增速的上漲，1—4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4.7%，增速較1—3月下降0.4個百分點。
二是受內外因素疊加的影響，我國可能面臨通縮風險。美國當前面臨通貨膨脹壓力，而我國經濟數據顯示，目前PPI、CPI等國內物價指數呈下行趨勢，這表明我國可能面臨通縮風險。一旦陷入通縮，經濟形勢將更加嚴峻，實現5.5%的預計增長目標、促進經濟整體好轉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針對這一問題，學界持有不同觀點。有人利用M2衡量疫情三年來中美貨幣政策，認為中國發行的貨幣數量較美國多，可能更容易出現通脹。事實上，我國當前面臨的最大風險并非通脹，而是通縮。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三是當前投資、消費不太景氣的重要原因是存量拖累，資產負債表的損傷未得到彌合。資產負債表包括居民資產負債表、企業資產負債表和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過去三年，疫情反復沖擊導致企業和居民資產負債表受損。不少人提前還房貸，正是由于居民資產負債表受損。無論是企業還是居民，都在縮表而非擴表，這是通縮的一個重要指標。經濟理論認為，當居民和企業資產負債表在縮表，即使央行擴表，也可能出現通縮;而當央行在擴表，其他部門在縮表時，也可能陷入流動性陷阱。近年來，我國面臨的風險較大，因為國際供應鏈、疫情、雙減政策、雙控政策、房地產調控政策等影響帶來一系列風險，給企業、居民、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造成了多次沖擊。由于資產負債表受損后的彌合在短期內存在難度，會進一步加劇經濟形勢的高度不確定性。
要在上述三種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構建戰略的確定性，就必須依靠高質量發展。
推進高質量發展，需要把民營企業當作“自己人”，走好群眾路線。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討論時專門談到高質量發展的問題，強調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一個戰略基點，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建、工商聯界討論會上也作了信息量很大的重要講話，再次提出民營企業是“自己人”，是我黨長期執政和民族復興的重要力量。這些話很有含金量，既可以從“兩個毫不動搖”的角度來理解，就是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也可以從群眾路線來領會，我們從前搞計劃經濟，通過計劃配置資源，群眾是沒有自主權的。改革開放后，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在經濟建設中走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讓群眾配置資源、激勵群眾創造財富。在革命戰爭年代，群眾路線走得非常好，從勝利走向勝利，實現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改革開放以后走群眾路線，發動群眾去配置資源、創造財富，這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黨長期堅持群眾路線，就是要堅持讓群眾去配置資源，走自主創造財富的道路。因此，“兩個毫不動搖”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久之策。
從群眾路線來理解市場經濟、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能得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民營企業是堅持群眾路線的結果，且一直都會存在。所以，我們不僅要鼓勵支持民營企業，還要不斷發展壯大民營企業。就此來說，民營企業是“自己人”，群眾路線是一個重要的理論支撐。
推進高質量發展，要承認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都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還有一個理論線索可支撐民企長期發展壯大，即社會財富所有制形態的變化。無產階級革命的使命是奪取政權，同時消滅無產階級，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共同富裕就是讓所有人都有產，即馬克思所說的個人所有制。個人所有制就是人人占有生產資料。例如，人人都有一些存款，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轉換成投資，投資變成資本，就轉換成了馬克思所說的生產資料。推進共同富裕，就是讓每個人都擁有生產資料。馬克思講的那個時代，生產資料私有制剝奪了勞動者的自主權，沒有生產資料就沒有勞動，沒有勞動就無法獲得收入。無產者變成了有產者之后，這個問題就完全不一樣了。理解馬克思生產資料所有制理論一定要與時俱進，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就是讓所有人富起來，而不是還保持無產者狀態。
從這點來看，社會財富的所有制形態在發生變化。民營經濟、民營企業放到社會財富所有制形態變化中去理解，民營與國有并不是對立的關系，而只是一種所有制形態的區別，但并不決定經濟的社會性質。國有制只是馬克思設想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的一種過渡形態，馬克思設想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占有，其實質是人人占有生產資料，每個人都會因此獲得收入，包括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收入扣除消費以后，剩下的變成儲蓄，儲蓄轉換成投資，就變成了生產資料，形成人人占有生產資料的一種社會再生產循環。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的生產資料已經逐步轉變為社會占有，純粹的私有制已經被一點點地揚棄，只不過是通過銀行、股票、債券等金融形式來實現的。這一理論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實現共同富裕，要求民營企業發揮更大作用。目前，國有企業的就業人口大約五六千萬人，全國勞動力達七億多，勞動年齡人口有九億人，讓大家富起來必須鼓勵大家去闖、去投、去干，所以民營經濟、民營企業，通過群眾自己去配置資源、創造財富，共同富裕就有了可持續的機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有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這實際上回答了轉向高質量發展為什么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為什么說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這為高質量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治條件。
推進高質量發展是一個重要且持續對抗不確定性的過程。高質量發展是我們面對不確定性時構建的最大確定性。高質量發展，其動力來自創新，條件來自開放，保障來自改革。可以說，改革、開放、創新，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三大法寶”。
發展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高質量是相對的，沒有止境。與過去相比，我國的發展質量在不斷提升，但與強國富民的目標、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相比仍不夠高。推進高質量發展，要從過去依靠資源要素投入追求高速度，轉向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發展轉段以后，經濟增長速度依然重要，高質量發展也需要在一定速度中不斷提升。但高質量的標準是相對的，跟過去比，跟國外比，高質量發展最終體現在競爭力上。競爭力增強，意味著發展質量有提升;競爭力不夠強，說明發展質量還不夠高，所以競爭力(包括企業競爭力、產業競爭力和國家競爭力)是衡量發展質量的最重要指標。橫向與國際比較、與發達國家比較，我們的競爭力水平仍存在差距，發展質量還需要進一步提升。
未來發展仍有很多不確定性因素及風險，我們需要構建自身發展的確定性，去實現既定目標，一步一步地提高發展質量，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發展質量不斷提升，確定性就會增加，離目標也就更近了。所以，我們要在不確定性世界中贏得未來，唯有推動高質量發展。
二、企業的未
來要通過自身高質量發展來保障
國家層面需要高質量發展，微觀主體即企業層面也需要高質量發展來保障。從企業層面來看，高質量發展是大政方針，也是發展的大趨勢。民營企業應該抓住這一大政方針、順應高質量發展的大趨勢，如果與這個趨勢相背離，企業生存都會成問題。
高質量發展是國家戰略的需要，是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需要。高質量發展是國際競爭的底氣，是中國在大變局中保持戰略主動的一個抓手。
高質量發展既可從物的角度理解，也可從人的角度理解。從人類文明史來看，高質量發展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基礎，人民美好生活的體現。提高人民生活品質，要依靠更高質量的產品、服務和生態環境。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也依賴于高質量發展。
從物的角度來看，我們一般理解為科學技術。高技術可能帶來高質量，作為前提條件，高質量就實現了有形態的物質基礎，而物的發展是為了人的發展，最終要落到人力資本積累上來。我們過去講，“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快速增長，但從去年人口呈現負增長態勢來看，人口數量“紅利”已經消失，必須依靠人口的質量紅利，即人力資本積累的增加來實現發展。
人的高質量發展既是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也是我們繼續發展的目的。創新需要依靠人，有更高素質的人，創新就有了更堅實的社會基礎;有了更高素質的人，就會有更多的創新行為;有了更豐厚的物質基礎，就能為人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更高質量人的發展又能為更高質量物的發展創造條件，最終形成一個良性循環。企業對人才的渴求，反映出企業追求高質量發展開始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企業要贏得未來，就要依靠高質量發展來保障。
企業發展的機遇是自己創造的。高質量發展就是企業未來的機遇，沒有高質量發展就沒有機遇，就沒有明天。從這個意義上講，高質量發展是我們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也是未來發展的新機遇。
走高質量發展之路，需要轉變一些思想認識和思維模式，重新認識和定義企業。我們不能按照傳統的企業定義來理解高質量發展?，F代經濟學對企業的傳統認識是一個“經濟人”，是以利潤為目標的個體，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也認為企業僅僅是追求利潤的。但企業走向高質量發展，不是一維的，而是多維的，要用高質量發展的立體眼光開辟道路、創造機遇，這就需要對企業進行重新定義。從法律意義上講，企業通常被視為法人，屬于權利與義務相對稱的民事主體;從經濟意義上講，企業是追求利潤的“經濟人”;同時，企業也是“社會人”，應當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我們要認識到傳統經濟學將“經濟人”看作是企業唯一特性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比如利益相關者理論就拋棄了傳統的將企業假設為“經濟人”的理論邏輯，利益相關者不僅要考慮自己，還要考慮企業周圍的環境、職工、供貨商和顧客等方方面面，而不應是唯利是圖、只考慮自己的傳統“經濟人”角色。
企業這個概念現在正在被改寫。國際上倡導、開展的ESG理念和運動，作為一種新的衡量標準，要求企業披露ESG信息，其中E講的是環境，S講的是社會，G講的是治理，這三者綜合衡量的企業，將不僅僅是一個“經濟人”，還是一個社會人。也可以說，企業作為經濟主體受到社會的約束將越來越多，市場和社會的關系正在重構。
與此同時，企業家也需要一個重新的自我認識。要走向高質量發展，必須對企業有一個新的認識，否則我們將陷入傳統的“經濟人”邏輯，僅關注商業利益而忽視其他因素。這種純粹的“經濟人”企業已經不符合時代需求。企業應關注其主業，同時承擔社會責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3月6日講話中所提到的，民營企業家要富而有責、富而有義、富而有愛。這表明企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人”的概念。由于經濟學領域很多理論分析和模型設計的基本邏輯都是建立在純粹的“經濟人”假設之上，這種假設越來越脫離現實，由此形成的學術觀念儼然已經誤導了社會。新時代在重新定義企業的過程中，企業家也需要重新進行定義。把市場、企業獨立于社會之外的觀念和方法，越來越行不通了，更不用說那種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經濟學理念。
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落腳點是企業價值。企業價值，不一定是通過財務指標衡量，比如香港交易所最近修改主板上市規則，允許無收入、無盈利的科技型企業赴港上市。上市規則從看重財務利潤轉向企業價值，將有利于創新型企業的發展。就像獨角獸企業可能虧損了幾年，但風投基金仍紛紛去投，這是為什么?因為風投看的是企業的未來價值。從企業來說，高質量要落在企業價值上，而不是原子化地落在產品和服務上。如果企業有價值了，毫無疑問，企業的產品和服務也是有價值的，但反之不一定能成立。企業追求的高質量，應是追求企業價值，其中蘊含新業態、新模式以及文化品位。企業價值等于“經濟價值+公共價值”。其中，經濟價值是附加值，給投資者帶來的回報，是企業的基礎;公共價值體現為社會價值，包括對員工是否負責，對社會是否負責，對供應商、消費者是否負責，生產的過程是否對社會友好、對環境友好等等。評價企業價值，應拋棄傳統的僅從經濟價值角度的度量，而是要疊加公共價值。公共價值可能成為經濟價值的放大器，使企業價值成倍提升。高價值、高質量等于強競爭力，這種競爭力在國際貿易上也越來越明顯，因為在國際貿易方面不僅要看重企業的產品、更看重企業的社會責任，這就是ESG理念。
創新是企業的生命，沒有創新就沒有高質量。創造新價值，共享新價值，是企業實現高質量的關鍵。
三、數字化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數字化是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主題，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需要重新認識數字化。在數字化時代，數據有如工業化之電力，已經滲透到各行各業，成為關鍵的生產要素。數字化拓展了生產的可能性邊界和可交易邊界，使得在工業經濟背景下不能交易的資源變得可交易。數字化時代也促使社會財富在更大程度上的共享，如私家車原本是消費資料，但通過網約車共享平臺可以變成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界限已經不那么分明了。私家車位和企業的儀器設備，也可以通過數字平臺，讓更多人、更多企業實現共享，這實際上也是社會財富更為充分的利用。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數字平臺的存在使得社會財富的存量得到了更加有效的配置。數字化實現了虛實融合，提供了很多可以替代簡單勞動、重復勞動的工作方式，比如說元宇宙、ChatGPT。工業經濟是以實控實，數字經濟是以虛控實。
數字化是一種基本趨勢，高質量的發展必須順應這一基本趨勢。所有企業都需要數字化轉型，數字化已經徹底改變了發展的底層邏輯。一是數據的所有權呈現相對化、虛擬化特征，數據不能按照傳統的所有權概念談確權，按照傳統的思維解決數據的所有權確權問題是走不通、做不到的?，F在的競爭是平臺生態之間的競爭替代單個企業之間的競爭，是跨代的競爭、換道的競爭，與工業經濟條件下的競爭不是一個概念。二是消費者參與生產過程。行為數據、個人偏好成為生產要素并創造價值。過去生產是生產、消費是消費，兩者是分離的，現在開始一體化了。三是供需匹配的即時性。在數字化虛擬時空中，供需可以跨越物理時空，實現即時匹配。四是數據開放是新的基本規則。企業之間、政府之間、國家之間的數據開放，成為未來開放的一個新領域，也是一個新挑戰。如何占領人類虛擬空間開放的制高點，是走向高質量發展的另一個賽道。
數字化是民族復興的機遇，也是企業轉型升級的新機遇。數字化類似于過去的工業化，一些國家抓住了工業化機遇，自然就走在了前頭，中國的工業化滯后，導致整個國家的發展落后了。數字化的一個特性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們抓住了數字化機遇，可能就會實現既定的發展目標，如果沒抓住，這個機會可能就再也找不回來了。如果說工業化還有“補課”的機會，那么數字化連“補課”的機會都沒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數字化不能慢慢來，必須有緊迫感。所有企業也要有緊迫感，如果在數字化轉型中沒有跟上，意味著企業有可能在競爭中被淘汰。數字化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抓住大勢，順應這一時代潮流，我們就會迎來許多新的發展機遇。
* 本文系作者2023年3月13日在第二期全國工商聯大講堂“2023年全國兩會精神解讀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數據有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