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知識體系是一個生態，就像現在的數字生態一樣，必須從底層入手才能構建。如果從應用層面入手，那是基于別人的定義和概念，無法構建起自主知識體系，雖然可能有一些自創的自主知識，但肯定成不了體系。怎么構建底層架構，并在此基礎上打造一個自主知識體系呢?

　　自主知識體系是相對的。放在人類知識體系中看，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知識體系是完全自主的，都是相互學習借鑒和融合的結果。對尚未實現現代化的國家而言，學習先進國家的知識仍是第一位的。當然，學習人類共有的知識體系，不等于說不要創新。創造新的知識，為人類知識體系添磚加瓦、做出貢獻，就可以說具備了自主知識體系。特別是哲學社會科學，在已經全球化且越來越開放的新時代，像過去那樣完全自搞一套、封閉起來，是不可能的。放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來看，建設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要義是本土化創新，不照搬照抄。社會科學都有其產生和發展的土壤，與各國的歷史、文化和價值理念，尤其是物質技術發展水平有內在的關聯，往往是先有社會實踐基礎上的思想，然后才有理論原理和分析方法。世界各國有共性的一面，也有特色的一面，如財政學，美國偏向于經濟財政學，歐洲偏向于社會財政學。這與美歐財政學的底層邏輯差異有關。

　　要形成中國特色的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從財政學的底層邏輯入手，有三個基本問題是不能回避的?；蛘哒f，必須從基本問題入手來創新財政學的底層邏輯，那就是世界觀、發展觀和國家觀。

　　一、世界觀

　　世界觀是指對世界的基本看法，這個世界究竟是確定的還是不確定的?其答案就是對世界的基本看法。這個問題應是由自然科學來回答，因為自然科學一直在研究這個世界，現在已經有了答案。自然科學的三大突破：從牛頓經典力學，到愛因斯坦相對論，再到量子力學。相對論突破了絕對時空觀，量子力學則顛覆了自牛頓經典力學以來對世界的基本看法，即世界是確定的，打破了愛因斯坦“上帝不會擲骰子”的斷言。1986年在英國皇家學會紀念牛頓《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一書出版300周年大會上，著名流體力學權威學者詹姆士•萊特希爾發表了一份“道歉宣言”。他說：“今天，我們深刻意識到，前輩們對牛頓力學驚人成就的崇拜，促使我們認為世界具有可預見性。的確，我們在1960年以前大多傾向于相信這種說法，但現在我們知道這是錯誤的。我們曾經誤導了公眾，向他們宣稱，滿足牛頓運動定律的系統是決定論的，可在1960年之后這已經被證明不是真的，為此我們愿意向公眾道歉。”原來以為世界是確定的，實際上是不確定的。這說明自然科學的研究已經遠遠跑在前頭了。

　　現在，不確定性的概念成了全球流行的一個熱詞。“不確定性”到底是什么?是偶然性嗎?不是。實際上，它是世界的一種基本性質。那么我們就要重新思考，從宇宙到人類社會，再到歷史，到經濟活動、財政活動等各個方面都需要反思。如果不確定性是世界的基本性質，那么，從過去到現在常講的“規律”是什么意思?我們常說的“必然性”是什么意思?“主觀”“客觀”的意蘊及其相互關系是什么?諸如此類，都需要從哲學層面深入思考。

　　這是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和創新財政學科的基本問題，如果這些基本問題都沒有根據自然科學的新發現進行反思，還是基于牛頓經典力學的哲學觀，以確定性作為對世界的基本看法來構建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構建我們的財政學，是很難有新突破的。若這個底層架構沒有變，就像AI一樣，只是在先行者AI基礎上編應用程序，那就如同在既定地基上蓋房子，地基一變，建在之上的房子也就立不住了。

　　自然科學對世界的新發現和新認識，是人類共同的一個進步，是共同的財富。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需要思考社會科學的底層邏輯變化，尤其是財政學。“世界是不確定”的基本性質，給我們提出了什么新問題?如果解釋世界的底層邏輯變了，那么，改造世界的邏輯是不是也需要隨之變化調整?其答案是肯定的。

　　人類要解決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不確定性”，以及如何構建人類生存發展所需的“確定性”，其基本的邏輯路徑是“不確定性→各類風險→防范和化解→構建確定性”。因不確定性引發的各類風險無非就是兩類：威脅社會個體的風險和威脅社會共同體的風險，前者是個體風險，表現在經濟社會生活之中;后者是公共風險，或者說集體風險，反映在經濟、社會、環境和國防軍事等方面。那么，我們怎么防范、化解上述風險，從而構建社會個體和社會共同體的確定性?尤其是國家發展的確定性，如何讓確定性變得更大、更可持續?這就需要新的知識體系、新的理論和底層邏輯的創新。

　　二、發展觀

　　2003年7月，胡錦濤同志提出“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和全面、協調、可持續;2015年，習近平同志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茖W發展觀側重于發展的方法論，人民發展觀側重于發展的價值依歸，兩者既是一脈相承，又是遞進拓展。先后提出的發展觀，都有一個共同的邏輯：人本邏輯。這就是物的發展和人的發展的關系，或說物的發展與人的發展，哪一個是目的，哪一個是手段?在過去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有時候不由自主把經濟增長作為社會目標，甚至視為發展的最終目的。由此導致人的異化，人的主體性弱化甚至喪失。這里可能有一個默認的邏輯，認為只要經濟增長了，物質財富增加了，人自然就發展了。有沒有這種必然因果關聯?其實，經濟增長只是人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其必然性并不存在。不確定性作為世界的基本性質，意味著事物的普遍聯系具有不確定性特征，可能是隨機的、模糊的、灰度的或不確知的。所謂的必然性、因果性，都是人類作為群居物種以公共風險理性構建的，并非先天存在，就像公共秩序是人類構建的一樣。

　　那么，物質財富增長了，是不是就能自發地實現人的自由全面平等的發展?答案是否定的。所以，物的發展和人的發展之間的關系，成為我們當前面臨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理論上的重大挑戰。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社會這一遠大理想，是因為看到當時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嚴重異化，人被物(資本)所支配，資本也異化為一種人格，成為社會的主宰。發展問題若不是在人本邏輯主導下，若不是以人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人隨時都有被異化的風險。就此而言，經濟學僅僅是解決物的發展問題，一旦它膨脹到可以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就可能從一種工具性的學問變異為主導社會意識形態，產生被馬克思批判的“拜物教”。如何彰顯人的主體性，始終將人置于發展的中心不偏離，這是當今發展觀的核心問題，也是人類面臨的頂級難題和挑戰。從“增長的極限”到“寂靜的春天”，再到對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批判，都反映出物質現代化先行國家學界對人異化狀況的反思。物質現代化后行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更應當借鑒反思，時刻警惕物質現代化進程中人被異化的風險，始終堅持以人為中心的現代化發展觀。這也是建構人類發展確定性的前提條件。

　　具體到當下的財政問題，當個人消費差距變大，從而導致能力差距變大的時候，財政怎么發揮作用?是從收入差距入手來實行再分配，以此縮小消費差距，還是從公共消費入手來縮小個體消費差距并落腳到縮小能力差距，尤其是體制導致的群體性能力差距上?如何按照人本邏輯來補能力的短板，促進不同群體、階層發展機會的平等和人的能力普遍提升呢?這是需要我們研究的問題。財政的基本功能不是分配資金和配置資源——這只是物本邏輯所衍生的功能，而是分配風險，改變不同群體和階層的風險處境，讓其都擁有平等的發展機會。促進共同富裕，當我們在分蛋糕、做蛋糕上很糾結的時候，若是落到人的能力普遍提升上，這個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效率與公平也能融為一體、相互促進，二者就不會變成一種對立的關系。

　　所以，發展觀至關重要。發展觀不同，財政學科的定位、財政學科的底層邏輯也就不同。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是一個有機整體，是層層遞進的，物的現代化最終要落到人的現代化上來。未來發展的確定性，也只有通過人的現代化才能真正構建。

　　三、國家觀

　　國家到底是階級專政工具，還是為老百姓遮風擋雨的平臺，或者是其他什么?不同的視角，會有不同的答案。從計劃經濟、計劃社會到市場經濟、市場社會，國家職能和作用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這與經濟的貨幣化、金融化以及社會財富的資本化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財政、金融與國家的演化是內在關聯的，不同的國家觀，就有不同的財政金融觀。這從歐美國家的差異就能看出來?，F代社會的國家形態差異很大，制度結構各不相同，但國家觀有趨同的跡象，如在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上，都強調“公權民授”、人民是主人、政府是公仆，都強調憲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依憲依法治國，都強調自由、平等、民主等價值觀念。

　　人的解放，一直是國家演化的主題，歷史上的國家形態變化，都與人的“解放”直接相關。從人身依附的奴隸制國家，到土地依附的封建制國家，再到資本依附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歷史的進步，雖然沒有實現人的徹底解放，但實現了人更大程度的自由。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沒有市場交易的，貨幣只是計量工具，人對資本的依附也就不存在了，在理論上，可實現人的徹底解放。然而現實卻告訴我們，人的徹底解放，實現自由全面發展，終究是離不開生產力水平這個現實基礎的，何況人的發展與生產力的發展處于同一個過程之中。所以，現實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只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物質技術的發展和現代化仍是首要任務。勞動是謀生的手段，財富是生活的基礎，實現人的徹底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仍是一個長期愿景。不言而喻，現代國家的首要任務沒有改變，特別是對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來說，仍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推進人的發展。社會主義國家的初心使命應當是人的發展，發展生產力只是路徑、手段和不可避免的過程，而不是最終目的。這是我們應當秉持的國家觀。

　　從學術思想史上看，曾把國家稱為暴力國家(暴力工具)、稅收國家，后又提出預算國家。在不同時期和不同語境下，這些提法都有其學術意義和現實價值，尤其是放在“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這個視角來分析，財政是國家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和治理基礎，也是權利約束公權的基本實現方式。征稅的授權，預算的完整性、透明度、參與度，地方的財政自主性等等，既是國家治理的表征，也是國家治理的核心內容。財政集中體現了國家治理效能，或者說國家治理效能最終都會綜合反映到財政上來。國家與人民的財政關系、國家與市場的財政關系、國家與社會的財政關系以及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都會映射為具有現代性特征的“稅收國家”或“預算國家”。但這種國家觀并沒有超越物質利益關系這個范疇，人的主體性或人的發展被嵌入其中而難以彰顯。“靠錢擺平”的物本邏輯依然是現代財政的主導形態，為不同部門、地區、階層和群體“分錢”，成為現代財政的主要形式?？梢钥闯?，“以物為尺度”的國家觀仍是物質文明階段的主流觀念。

　　在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人的主體性被動地顯現出來。因為不同階層和群體的風險處境“暴露”了人的主體性，在經濟金融危機、疫情危機、能源危機、環境危機等等各種各樣的危機中，水落石出之后“露出”的是關于“人”的各種問題，貧窮、疾病、知識、能力、權利的不平等、機會的不公平等，諸如此類都是基于“人”這個主體的存在而顯現出來的。繁榮之后的衰落，更能感受到人才是萬物的尺度。在風險社會這個大背景中，人的問題被凸顯出來，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襯托出人的脆弱性，以及不同群體、階層的不平等性，社會成員與社會共同體之間的關系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張力。走向風險社會，國家應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或者說，工業化之后的國家應是什么?簡單地說，在風險社會背景下，國家的主導形態在轉向“風險國家”。什么叫風險國家?其含義是什么?其實就是為老百姓遮風擋雨，為其安居樂業提供更大的確定性。我們常說的是提供公共服務或者公共產品，其目標不是社會福利最大化，而是公共風險最小化，讓人人過得安心，讓未來可預期。這就是風險社會中財政要干的，也是風險社會的國家職能。

　　從這點來看，國家財政在一定意義上類似于保險公司，提供“保險”服務，老百姓交稅交費，國家拿了這些錢給老百姓保平安，從兩個層面提供免于風險的確定性保障：一是為社會共同體的生存發展，如提供公共安全、基礎設施、社會保險和公共服務等;二是為陷于風險處境難以生存的社會成員，提供如社會救助、救濟等。國家為社會共同體提供確定性，為社會成員分散、轉移生存風險。保險公司按照市場規則運作，自愿、平等，為社會個體提供保險服務，而國家財政是社會共同體的“保險公司”，遵循的是社會規則，需要體現共同意志的法律強制，以避免“搭便車”的個體行為，本質上是一種基于公共選擇的社會共同契約。面對不同層次的風險——個體風險和社會共同體風險(即公共風險)，需要不同的風險防范化解機制。從自愿的商業保險，到準強制的社會保險，再到完全強制性的國家財政，都是基于風險的制度安排，其區別在于防范化解的風險不同而已。

　　放在風險社會這個參照系來觀察，國家職能在向“風險國家”加速演化構建、不斷拓展，但其實只是國家本質的外顯。“暴力國家”“稅收國家”“預算國家”等這些概念描述的國家形態，其實都隱含了“風險國家”的部分功能，僅僅是因為風險社會的來臨，讓國家防范化解風險的功能更加凸顯出來，國家的本質得以被人們看得更為清楚?；陲L險國家觀，“財政究竟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更加清晰了，即如何為老百姓這個共同體防范化解風險，促進公共風險最小化。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都是老百姓之間的事，是社會個體的事。公共風險防范化解做到位了，趨于最小化了，老百姓幸福生活也就有了。這與傳統的社會福利最大化的邏輯不同。轉向公共風險最小化，這樣就知道財政應該干什么、不應當干什么，與市場、社會的關系以及央地關系就可以用新的底層邏輯來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