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邁向新時代的經濟體制改革研討會暨第十六屆中國改革論壇”于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舉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社科聯主席、教授王戰出席并演講，題目為《改革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路徑分析》。

      王戰表示，改革開放40年真正帶動中國經濟起來的有十個方面：一是理論創新，二是人口紅利，三是家庭聯產承包制，四是改革開放，五是園區模式，六是土地批租，七是非均衡發展模式，八是財政包干和分稅制對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九是民營經濟，十是漸進式改革。

      以下為演講實錄：

      王戰：我的題目改了，和40周年更契合的一個題目，就是改革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路徑分析。

      《解放日報》上發了我一篇演講，我在7月的27個國家的漢學班的研討會上講的，他們要聽你們中國40年到底怎么起來的？所以我講了中國的10個竅門，其實講了我們的10個成效。在這之前我反復思考兩個問題，我們當前用什么樣的認識來總結改革開放40年，二是“富起來”與“強起來”兩個階段的改革，它之間的邏輯聯系是什么，我一般把這40年是分開的，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前的35年和后面的5年，這之間的邏輯關系是什么。在講的時候我把這兩個問題也同時回答一下我的看法是什么。

      改革開放40年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真正帶動中國經濟起來的，我覺得地方上感受最深的是十個方面：

      一是理論創新。最重要的理論創新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是我們最近的報紙上講的比較少，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句話就把它代表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下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點不能搞錯，這條非常重要，甚至我們可以講列寧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他搞的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但是這一條沒有認識到，所以到斯大林就搞發達社會主義了，過了，我們前30年也有這個問題，所以從鄧小平開始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突破，但是在這方面的理論系統性還不夠。

      二是人口紅利。我們是雙倍的，現在我們講印度、印度尼西亞，人口年輕化，有人口紅利，但是我們有50年代的高出生率，這到了70、80年代正好進入了工作崗位，再加上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在這個時候實行了，我們養老系數是最低的時候，所以我們是雙倍的人口紅利，認識這一點對認識我們往后人口紅利很快消失以后帶來的問題是比較清晰。

      三是家庭聯產承包制，我把它放人口紅利之后，它對農業的促進時間不長，只有前五年到1985年以前它使農民的收入年均提高16%，因為承包地很少，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大量的農民幾乎全部青壯年都離開農村到城市里打工，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怎么實事求是地評價家庭聯產承包制，這也是我們值得考慮的，這也是我們在2011年做家庭農場那個項目，后來溫家寶總理批的項目的原因，必須使農民在土地規模上要擴大，當時我們界定100畝土地使農民得到的收入可以高于出去打工的一倍，希望能夠留下10-20%的青壯年在農村從事農業和農村建設。

      四是改革開放本身。問題是怎么理解，實事求是的理解，這個詞不是改革開放，應該是開放改革，這可能使我們更容易看清問題。這次深圳來了不少的同志，可以查40年一系列事件，我們成功的案例當中往往是開放提供了一個市場參數，才有了比較成功的改革，關起門來的改革往往是搞不好的，所以這條我覺得我們也需要去總結。

      五是園區模式。我接待了很多外賓，包括“一帶一路”，包括這次漢學班，他們對中國的園區模式很有興趣，認為搞一個園區就能夠起來了，其實我們對園區的上有一些問題，園區是我們很成功的模式，但是它是在什么條件下成功的？因為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的城市化系數不到20%，很多外資進來了，對煤、水、電、道路很多東西我們提供不了，那么劃塊地出來，就把這個企業安下來了，所以我把它稱之為簡易的城市化移動，簡易的城市化模式，但是我們后來把這個模式深化了，這在中西部特別明顯，為什么在中西部搞了很多包括國家級新區，搞到后面空了，因為它只看到園區模式，而沒有看到整個外資進來了，其他營商條件。

      六是土地批租。從地方上來講這條是最管用的，但是這兩三年也是給批的最厲害的，甚至有人已經不敢講土地使用權的有償轉讓了，因為后來扣了一頂帽子，這是地方政府把房價抬高了，試問一下，在中央和地方、事權和財權不均衡的情況下，你給了地方這個權力，他不用這個用什么？其實大量的錢還是用于整個地方的城市建設、道路建設，可以說沒有土地批租就沒有浦東新區，因為上海沒有問中央要錢，是自費改革、自費開放的。如果沒有土地批租，也沒有高速公路這么快的建設，奧巴馬和特朗普都很奇怪，中國哪兒來的這么多錢？初步估算了一下，40萬億左右，正是這些錢完成了中國的城市化，現在已經到了50%以上了，城市化系數也到了這個程度。

      七是非均衡發展模式。這里面曾經有過問題，在本世紀初后，我們走向從一部分地區富起來走向共同富裕，所以曾經號召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東部地區轉型發展四個口號一起提，如果一起提它是違背了非均衡發展的，當初我們抓個深圳，深圳有20萬人，然后帶動了沿海，一個浦東、一片農地帶動了長江經濟帶，普遍號召，那中央一級開會了，然后他就要到省里，省里常委要聽中央的政策，然求到地級市600多個，再到2000多個縣，全部要做那一定政府債務大量上去，所以為什么這幾年我們政府債務上的很多，大家可以研究一下這兩者之間的相關關系。

      八是財政包干和分稅制對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財政包干是一個并不公平的一種財政制度，80年代初我曾經算過，上海的人均財政負擔是廣東的70倍，因為我們1000萬人，它是7000萬人，他報10億，我們報100多億，但是我說這是一個正確的政策，為什么？為什么我們35年改革當中大家的積極性這么高，就是樊綱剛才講的，我們用改革語言來講就是激勵機制的問題，農村家庭承包，交了公糧是我的，他有積極性，企業承包，增加出來的都是我們的獎金，地方包干增加的是我的了，他有積極性，所以中國的改革35年當中是自下而上，有機制在推，這個也值得我們現在改革當中思考?，F在農民農村的積極性、工人企業的積極性以及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這個激勵機制怎么建立，這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九是民營。我沒有講國企，因為我們國企還在進行時，現在很難評價說它已經達到了一個成功的模式的高度，但是民企的改革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歐洲的起來是從11世紀長子繼承權以后大量的農民到城市里去了，給他們離開土地所帶來的創新精神?，F在我們登記注冊2700萬個企業注冊，所以中國應該垮不了，是我們40年冒出來一大批闖蕩市場的企業家，只要這批人在，他們的預期在，他們的信心在，中國的市場一定是有韌性、扛得住的。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好好總結，好好保護民營企業的積極性，這塊很重要。

      十是漸進式改革。摸著石頭過河，這點非常重要，不再贅述。

      這十個事情里面我們可以看到我前面講的兩個問題，我們現在在總結的時候就碰到有些人認為我們前35年改革全部是對的，如果說你和前35年對不起來，他就認為你不改革了，也有一部分人從來不提利用外資，從來不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來不提鄧小平講的發展是硬道理，他講的就是一句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認為這些東西都是我們自己40年過來的，這也不對的。所以我們要防止左的和右的傾向，左的和右的傾向就意味著你不需要繼續改革了，而在這方面只有用唯物辯證法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前面我講的是十個成效，但是這十個成效當中都有成本效益問題。


      像理論創新，我認為要一以而貫之，如果把這個搞清楚，我們就知道這五年來中央出臺了很多高質量發展、供給側改革為什么提出來？是與時俱新。也有的應該是否定的，比如說計劃生育政策，在那個時代我把它放在第二位，我認為很重大，人口紅利創造了，現在應該去掉，更多的是要做利弊分析，把它好的東西留下來，同時對他的成本效益做分析，要進行進一步改革的，如果把這個問題理清楚了，前35年和后5年之間的邏輯關系是非常清楚的。

    我曾經把這個帶來的問題以及這5年當中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當中所提出的一些舉措，它之間的邏輯關系應該是很清楚的，所以我想今天我們改革開放40周年，來回顧前40年，展望后面，掌握這個邏輯關系非常重要。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