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方面面改革成效的總結后，讓我對進一步深化改革、推動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充滿了信心。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是當前的熱點問題。當前經濟形勢不太樂觀，2022年經濟增長結果不太理想，難以達到年初5.5%的預期。2023年的經濟要進一步復蘇，大家有各種各樣的期待。首先是期待財政貨幣政策發力。202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發力。那么財政貨幣政策，作為主要的宏觀政策如何形成合力?這是當前各項政策協調中的一個重點。

　　去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各項政策要相互協調。在黨的二十大、歷次全會及中央重要會議上，大家都能看到類似的話語。加強各項政策的協同，加強各方面改革的協同，是政策、改革實施追求的愿景，但實際效果不是太理想，面臨諸多難題。之所以存在較多困難，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屬于國家治理層面的問題。在這里，暫時不去深究，我想強調的是，財政貨幣政策協同發力來支持經濟復蘇，首先要看當前財政貨幣政策的效果如何。這是一個前置性的問題，若是不總結療效，只是加力開處方，可能會陷入認識誤區而導致新的公共風險。

　　這些年來財政貨幣政策效果邊際遞減

　　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這些年來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它的效果在邊際遞減，而且邊際遞減很嚴重，遞減的很快。財政貨幣政策實施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政策實施的條件在快速變化，即經濟形勢在不斷變化，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也在變遷。讓財政貨幣政策這個“藥”治病，這個“病”就是經濟下滑，全要素生產率在不斷下降，而這個“藥”的效果在快速邊際遞減，這是一個基本判斷。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加力”取決于政府，而“提效”不是政府說就能真正實現的，這取決于當前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這就涉及到市場經濟運行的一些體制條件。政府有效發揮作用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市場主體要配合、有反應，如果市場主體對政府的政策刺激信號比較遲鈍，政府的刺激政策效果就會大打折扣。當前經濟的核心問題還是預期轉弱，沒有實現根本扭轉。這一年多來，預期轉弱的狀況依然很嚴重，或者處于下滑通道。從民營企業投資就可以看出來，民營企業投資的占比，原來超過60%，現在下滑到55%。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無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再怎么刺激，政府的力量和市場的力量都難以形成合力。這種情況下，政策效果就會嚴重遞減，出現更大的風險。

　　更大的風險在哪兒?市場預期沒有轉變，市場的積極性沒有起來，投資意愿不強，再加上社會消費意愿比較弱，這種情況下讓我們依靠政府發力，用財政貨幣政策去刺激經濟復蘇，有可能導致政府這只有形的手，更多地去替代市場這只無形的手。這意味著在資源配置中，政府要發揮更大作用。只有政府發揮更大作用，才能實現預期的經濟增長目標。所以，這里隱藏著一個風險，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可能削弱。政府加力配置資源，就有可能發生資源的配置效率下降，使用效率下降，這樣就可能導致越是刺激經濟，經濟越難以提振，有可能陷入這樣一種循環。經濟增速，事關我國“十四五”目標、現代化兩步走的戰略目標，一旦經濟本身陷入“低速軌道”，靠政府加力來提振，陷入上述循環的風險就會變大。如果不考慮這樣一種循環，我們追求的預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長期意義上可能帶來更大風險。對這一點要有充分估計。

　　財政貨幣政策效果提升的條件是“政策”與“改革”協同

　　我們講財政貨幣政策要協同發力，支持經濟復蘇，就必須讓市場真正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如果這個前提被削弱，市場的內生動力不足，恐怕政府發力的方向、方式就要調整，即不能僅僅依靠財政貨幣政策，更多要靠改革舉措。改革是經濟內生動力的保障，特別是國有、民營經濟要有動力，形成新發展格局，那毫不疑問要全面深化改革，圍繞“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改革各個方面的體制機制。如果沒有改革推進不力，或者用宏觀政策去替代一些改革措施，恐怕經濟復蘇依然處于疲乏狀態。如果達不到預期增長目標很可能放任政策加碼加力，政府這只手的作用越強，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的作用就變得更弱。幾個循環下來，可能不由自主的削弱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距離我們的目標漸行漸遠。所以，在財政貨幣政策加力提效的同時如何在改革上發力，讓“改革舉措”與“政策措施”協同就變得十分重要、非常迫切，如果僅僅從政策講協同是遠遠不夠的。

　　在一定意義上，改革的加力提效應當放在首位，作為前置條件，政策的協同加力提效是后面的，在邏輯關系上要作一個調整。現在的邏輯關系似乎是宏觀政策沖在前，改革舉措放在后，能不能倒過來，改革舉措放在前、宏觀政策做配合，給它創造條件、擴大空間。這樣改革和政策二者協同，這從眼前和長遠來看，效果都會更好。當前市場經濟內生的動力減弱了，這不是周期性的問題，而是體制性問題、結構性問題，僅滿足于在宏觀政策上發力、講協同是遠遠不夠的，所以還是要從改革入手。

　　財政貨幣政策協同，可以針對財政貨幣政策的體制基礎發力，進一步完善財政貨幣政策的體制基礎，從而進一步疏通財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如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目前存在障礙，根源在于貨幣政策的體制基礎出現了問題。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也在遞減，意味著財政政策的體制基礎也需要進一步完善。財政貨幣政策協同，應當把現存的體制基礎問題解決好。首先要健全財政政策傳導所依靠的財政體制、預算制度，以及貨幣政策傳導所依靠的資本市場制度、中央銀行制度，推進金融機構的市場化。財政貨幣政策傳導的共同體制基礎是市場制度，特別是金融市場制度。而我們的金融機構名義上是市場主體，但很多行為更像是“二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它不是按照市場的信號在配置資源，更多是按照政府這只手的要求。金融的市場化改革是一個關鍵，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關鍵是資本、資金，這是市場經濟的核心要素。金融的市場化改革，是激活現代經濟核心的關鍵之舉。

　　上述這些體制基礎的問題解決，必須和現有宏觀政策協同發力，緊密結合起來，不能就政策論政策，更不能用短期政策替代制度性安排。這是當前政策要發力時，需要充分考慮的一個前提條件。(本文系作者 023年1月6日第十九屆中國改革論壇上的發言速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