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簡單講幾句話，聽到很多過去無法聽到的東西，因為我是搞信息的，基本上觀察都是草根階層的觀察，不像在座各位領導能夠有這么多的機會見到領導人進行交流匯報。
      從草根觀察看，改革的趨勢不容樂觀，基本前提條件討論尚不充分。談到改革問題，尤其是突破口的問題，宋會長提到春潮涌動等等令人心潮澎湃的說法。我個人的感覺可能沒這么樂觀，尤其是基于這些草根觀察得出的結論，感覺不是那么令人樂觀。一些基本的假設條件，一些基本的前提條件都沒有涉及到，都沒有進行充分的討論。在這個基礎上去談改革、談方案、談各種各樣解決的路徑恐怕就不會是很現實的，不會得出很現實的結論。
      一個是怎么做的問題，一個是做什么的問題。做什么的問題、方向等等這些東西都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和溝通，沒有得到社會輿論和各階層廣泛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就去想各種各樣的方法，談能解決什么問題恐怕就有很大的疑問。無非是一撥人說我的制度比你的制度好，我的方案比你的方案好，后一撥人否定上一撥人的方案，無非是這樣的過程。一些根本性的假設要討論，一些根本性的前提要討論，這是邏輯展開和程度上的深入所必須具備的。當然這會涉及到一些思想解放的問題，任何改革不涉及到思想解放，這個改革是什么程度上的改革，肯定是有很大疑問的。
舉幾個例子談改革的根本問題和基本的假設條件。
      比如國有企業的地位問題，就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政府的問題就不談了，因為剛才很多的學者都已經涉及到這個問題。這里就談談國有企業的問題，國有企業的地位問題我們是回避不了的，這個問題不解決，不經過充分的討論，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國有企業相關的各種各樣的解決方案可能也不會得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支持度比較高的結論。國有企業認為自己就是個支柱，它的壟斷是有理由的，有基于先天性的優越感，在這種優越感的支配下各種各樣的話都能講得出來，在一些大型的企業網站上掛著很多聳人聽聞的，自我追封的“地位”和“說法”。像這種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也不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上午討論當中涉及到金融體系為國有企業服務等等問題，這些基本上是第二層次甚至第三層次的問題。根本問題在國有企業的地位，究竟是什么樣的地位，是支柱還是怎么樣？這是需要討論的問題，否則談不上公平，談不上多大程度上的公平，至于市場實際也就談不上了。
      制造業地位和工業發展現代化的模式遭遇巨大的困境，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性問題，我們究竟怎么看制造業？外國人看中國主要看的是中國是“世界工廠”，但實際上我們現在連加工貿易的地位都成問題，因為很多人認為這個不重要。世界工廠也好，制造業也好，出現的問題實際上已經很多了，但卻沒有得到客觀的、一致的看法，很多人實際上就是已經認為制造業是不重要的。
      城鎮化也是一個問題，何去何從還沒有一個清晰路徑，一方面要大力去搞，另一方面又沒有路徑，靠瞎猜，這是很奇怪的現象。我們曾經對現在這一屆領導班子的各種可能性做過分析，整理出路線圖的研究報告，估計可能新型城鎮化的走向還是走向產業化和鄉鎮基礎上的城市化。過去比較強調土地拿過來以后，不管用什么廣東模式、浙江模式、成都模式，反正拿過來以后搞房地產。今后城鎮化可能會回歸到搞產業，搞各種各樣的工業項目，如果說制造業的地位和工業發展模式的問題沒有得到一個共識，那么在經濟增長當中，城鎮化在經濟大盤子當中的地位究竟如何，也不會有一個清楚的定位，在這種情況下，直接、放任地去討論、去追求各種城鎮化目標是有風險的。中國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實際面臨的問題很大，競爭沒有被清醒認識。我前一階段去了一趟拉美、墨西哥，我8年前去過墨西哥，現在又去，感覺變化太讓人吃驚了。從飛機上看下面的墨西哥城，以為到了中國的浙江省，工業廠房連成片，全是藍色的廠房屋頂。我們很多人在談中國的經濟增長和中國是一個制造業大國的時候，其實對整個世界的觀察是不夠的，是有很多問題的。墨西哥人均的成本是6.5美金一小時，中國現在的成本上升很厲害，已經是6美金一小時，和墨西哥就差5毛錢。假設美國是一個中國的主要市場，它會選擇近在咫尺的墨西哥還是選擇萬里之遙的中國呢？這個結論肯定是非常清楚的，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撤資潮。剛才張維迎老師講到10年的窗口期，我們估計的時間也差不多。希拉里說中國20年后將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這句話大家都是知道的。有一些西方經濟學家說中國是在用奔跑的速度沖向地獄。我個人覺得有一些夸張，但是也描述了現實當中的一種傾向和可能性，這是不能回避的。如果我們不重新塑造自己對制造業的信心、對經濟增長的信心，我們有什么其他的選擇嗎。難道我們還選擇搞房地產？就算農民問題解決了，就算土地問題得到一定的正確的認識，有了土地、資本，我們要干什么？這個問題也是回避不了的。
      再比如像老齡化問題，中國到底有沒有老齡化？這個問題到現在還在爭論，前一階段我記得有一位部長級的干部在講，現在老齡化沒什么問題，實際上老齡化這個爭論依舊很大，這種爭論的背后還涉及到龐大的資產。我們中午討論這個問題時提過，計生的罰款就有500億，這一筆巨大的資產在改革當中處于什么樣的地位，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都是問題。所以老齡化究竟有沒有的問題，是一個根本性的前提，這一條不明確，改革方案的形成并保證有效就很困難。生孩子不像動物似的，貓三狗四豬五羊六，幾個月就生一窩，現在只有在10幾年20年以后勞動人口才能接上，這些孩子才能變成勞動人口，所以實際上現在已經晚了，只能通過國籍法的修訂把中國轉化成一個移民國家。如果這些都不去正視，還認為可以坐而論道地討論這個問題，這是很危險的。
      環保是另外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環保問題的愿景和現實存在巨大的體制性落差。現在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官員們都在大談環保，講多么、多么支持環保，為環保費了很多心血。但其實環保部門現在是“保生產”、“保增長”的主力，往往輿論揭露出環保污染事件以后，第一個大怒的居然就是環保部門，意思是根本就不應該揭露這些問題，影響了當地的經濟增長。這種現象都是普遍的現象，這些問題的存在，證明我們確實有一些前提性的重大問題沒有討論，而是直接就在討論一些稍微讓我感覺有一些虛的問題，這樣下去是沒有現實前景的。
      我個人認為，改革還是可能存在重大政策風險的，對經濟社會發展反而會有負面的沖擊，現在或許還未到改革大出手的時刻，需待根本性問題討論充分，基礎條件具備了，才能開展系統的實質改革。
      現在的情況下，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政策風險就是我們在討論這些改革方案和改革過程當中，相當沖動，搞的不好，我們政策中心CPU（中央處理器）很容易就出現溢出。輕易出臺若干政策，搞不清楚這些政策導致的究竟是福音還是禍水，這種情況現在已經慢慢開始有一些案例出來了。比如說前一階段的“國五條”，從市場角度來看是比較突然的，放出來之后，離婚率增長了不少，房地產交易大廳擠成一鍋粥，房價不但沒有降下去，反而大漲，股市出現了暴跌，當天進場托市的資金就是550億，政策成本還是非常高的。我想現在可能還不到改革出大動作的時候，雖然大家對改革的期待還很多，這都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已經盼了很多年。但是總體上看的話，改革的大動作出來還不到時候，甚至謹慎一點說的話，現在的情況，也許改革措施越少出臺越好。只有當這些根本性的重大問題得到充分的討論之后，那樣才可能對我們整體的國家利益或者說市場利益，更為公平，更為透明，支持度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