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前，國內外發展環境發生了深刻復雜變化，不穩定、不確定性顯著增加。如何在不確定性中構建中國發展的確定性?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穩住宏觀經濟大盤是一系列決策部署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對中國來說，努力增加“穩住”的確定性因素，才能應對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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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確定性”風險挑戰

　　《中國經營報》：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不確定性”成為一個高頻詞，尤其是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影響下，我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諸多干擾，基于這樣的背景，你如何理解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存在的“不確定性”?

　　劉尚希：中國經濟發展正面臨諸多“不確定性”，這是國內外學術界和經濟界普遍認同的看法，但在不同語境下，其具體內涵也有所不同。

　　通常的理解是，不確定性會引發風險，這種風險往往是公共風險，由于市場主體和居民難以識別和應對公共風險，從而會導致預期轉弱，并帶來經營、投資、消費等行為趨向收縮。結合中國的現實情況看，我國經濟當前面臨的三重壓力，實際上就是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的結果。

　　那么是什么導致了這種不確定性呢?我認為，世界大變局加大了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F階段世界各方力量正在發生巨變，地緣政治、風險事件不斷發生，逆全球化態勢持續強化。因此，有觀點認為，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已經終結，過去形成的全球分工合作的產業體系和供應鏈也處于重構之中，各國都在想方設法重構自己的供應鏈，以尋求本國安全。

　　這種大變局，也影響著全球治理規則，包括經濟、金融、貿易、投資等內容的調整，具體來看，就是全球治理規則正從既有規則下的“波動性變化”轉向重構規則過程中的“趨勢性變化”，這種“趨勢性變化”對中國來說，既是機會，也是風險挑戰。

　　《中國經營報》：在新的全球治理規則調整之前，也有觀點認為，中國倡導的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對沖了逆全球化，但尚不足以構建一種新的全球秩序。伴隨世界大變局的推進，你如何看待中國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劉尚希：我認為，在新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確定之前，全球無序混亂動蕩的狀態仍將持續，其中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一系列動作，也會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

　　在此背景下，世界無序發展的狀態將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現有的產業鏈、供應鏈和企業成長環境帶來深刻影響。這些影響可能短期內并不會很直接，甚至還可能出現逆轉，但長期看，將對我國的企業、居民的行為以及全社會預期帶來巨大不確定性。

　　所以，接下來我們需要關注的是“怎么開放”的問題。一直以來，開放都具有雙向和多邊的特點。在動蕩的世界格局中，開放代表著“國家能力”，沒有足夠的國家能力，想開放也很難實現。

　　當全球“有序紅利”不復存在，“無序風險”指數化上升時，中國也需要深度嵌入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中，尤其是在全球動蕩的情況下，如何快速提升國家能力，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關鍵所在。

　　我認為，當前我們必須有一個全球宏觀視野，能以超越國家的整體觀視角來看待大變局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方向，要努力構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確定性，尤其是要提升數字技術的創新能力，實現數據跨境流動，大力增強國際競爭力。沒有國際競爭力的綜合提升，國家安全將會受到威脅。

　　政策要穩定社會預期

　　《中國經營報》：微觀層面，面對嚴峻復雜的經濟形勢，今年以來國家密集出臺一系列紓困幫扶政策，以提升市場主體和居民的信心，從對沖經濟不確定性角度看，你認為當前政策的紓困效果如何?

　　劉尚希：統籌發展和安全是“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將穩就業和穩收入作為宏觀政策的重要發力點，也是當下的應急目標之一。

　　總體看，就業和居民收入關乎社會穩定和基本民生，目前的思路是：一方面，以保市場主體為主，待市場主體經營好轉后，間接保居民收入，但是企業經營狀況好轉也需要時間，尤其在宏觀環境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出臺對企業的扶持政策，有利于幫助企業紓困解難，早日走出困境。

　　另一方面，是通過中央轉移支付直達地方財政，對失業和困難群體進行幫扶。比如，我國靈活就業群體已經突破2億人，現有的低保救濟政策并不能覆蓋新出現的困難群體。

　　因此，可考慮在現有政策基礎上改進幫扶方式和技術手段，借鑒疫情防控的方式方法，以更加高效、精準地觸達目標群體，有效遏制居民資產負債表的收縮和居民生計風險的蔓延。

　　在財政政策方面，當前可以考慮適當調整年度預算安排，通過財政貨幣政策的協同，打破財政的“不可能三角”。這個問題，國外已有類似實踐。比如在居民收入斷流的緊急狀態下，可以采取財政貨幣一體化政策措施。

　　疫情發生的三年里，很多居民和家庭收入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我國也可以考慮類似的政策安排。

　　《中國經營報》：實踐中，我們也看到政策將緩解剛性支出壓力作為穩民生的重要抓手，在具體落實方面，你認為當前應該如何讓政策更接地氣，以發揮更好的提質增效作用?

　　劉尚希：面對一些居民就業困難和收入下降的嚴峻形勢，我們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拓寬思路，并及時推出新的應急舉措，同時要抓住穩就業和穩收入，避免經濟風險進一步擴散為社會風險，從而為穩住經濟大盤創造條件。

　　這個過程中，我們也要加大相關部門之間的協調聯動。比如，在政策出臺前，相關部門可以先做一些政策實驗和模擬評估。在分析評估階段，要與市場保持良好的溝通和互動，而不是關起門來各自制定政策。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在不穩定、不確定性明顯增加的宏觀環境下，相關政策的出臺需要更加審慎、更加包容，要讓市場主體更可預期。只有當政府和市場之間形成良好的溝通和互動，才能進一步凝聚共識、形成合力，也才能更好地穩定預期，共同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