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邏輯不同，改變了過去的就業形態和資源配置方式

　　當前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發展方興未艾，大家都在探討如何抓住這個難得的歷史機遇，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關于數字經濟，總書記在一系列論述中指出，中國數字經濟關系發展大局，事關中國未來競爭力，為數字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

　　當前很有必要進一步加深對數字經濟的理解。一直以來我都有一個觀點，那就是數字化不是工業化的簡單延續。我們不能把當前的數字革命，看成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或當成是工業革命的一個余波。如果這樣看待數字化和數字革命，可能會貶低數字革命長期而深遠的全局性影響。我曾在一次會議上這樣講“數字革命要引領人類進入數字文明”，這意味著數字革命是與過去發生的農業革命、工業革命相并列的一次大型經濟社會革命，引領人類進入新的文明形態。

　　當然，經濟社會的數字革命是建立在工業革命基礎之上的，整體來說就是工業化這個基礎。我們過去大力發展工業，其實就是工業化，那么現在與之相并列的概念，放在文明革命的背景下來看，應當是數字革命，數字化將引領人類進入數字文明。我覺得只有從工業化的框架中跳將出來，將數字化摘出來，才能將數字經濟或數字革命的內在邏輯看得更加清楚，不至于被工業化的邏輯所遮蔽、所束縛。我們一旦陷入工業化、工業經濟的邏輯當中，就無法真正理解數字經濟、數字革命和數字化等一系列新生事物和新生業態。比如，全國政協組織研究關于數據確權問題時做了很多調研，發現沿著過去工業化時期的確權思路根本走不通。目前國外如歐盟的《數據法案》，也改變了過去的老思路，不再強調所有權，放棄工業化時代的知識產權思維，而是強調數據的使用權和流通、分享。

　　從所有權入手解決確權問題是傳統的工業市場經濟思維，因為過去的經濟交易，實際上就是所有權之間的交易。只有確定了所有權才能進行交易，這是過去工業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那么在數字經濟下的數據交易，是不是也要按照傳統在確定所有權基礎上才能進行呢?我認為，再用過去的邏輯去理解是行不通的，數據交易中所有權已經不重要了，而且也很難從所有權來確權，最重要的是使用權。數據作為生產要素，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具有公共產品性質，即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過去的實體產品和服務只能賣一次，只能讓一個人使用，但數據可以使用無數次，既可以賣給張三也可以賣給李四，這并不影響數據的使用權。從這點來看，數據交易中最重要的，不在于數據所有權的司法明確，而在于數據使用權如何明確。因為采集的無論是公共數據還是行為數據，都不是專門去采集的，譬如公共數據是在公共管理當中、行為數據是在交易當中形成的。這些數據只有經過加工處理并與特定的場景相結合，才能體現其應有價值。如果數據不與特定的場景關聯在一起，那它是沒有價值的。所以從這點來講，我們現在要擺脫工業市場經濟的傳統邏輯，從另一個角度，甚至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去理解數字市場經濟。例如，通過隱私計算實現數據交易“可用不可見”。只要連接，就可以供不同的需求者購買、加工并用于特定商業場景，或將加工提取的信息作為數據產品轉讓其使用權，從而獲取收益，無須獲得數據的所有權。

　　我認為數字經濟代表著未來的一種經濟形態，以后可能呈現“以數字經濟為主導，以工業經濟為基礎”的狀態，類似于我們過去搞工業化的時候，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狀態。數字經濟作為未來的主導經濟形態，改變了過去的就業形態和資源配置方式。現在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形態，已經不是工業化時期典型的雇傭關系了，更多是一種勞務合作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最多的雇傭關系，在數字革命的推動下正在不斷減少，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勞務合作關系。

　　特別重要的是，從傳統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看，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是涇渭分明的，但在數字化條件下，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邊界是模糊的。例如網約車，網約車司機所開的私家車，按照過去的定義屬于消費資料，是不能運營載客的，否則就是黑車。但在數字化條件下，以往的消費資料可以市場化，居民財富也有更多途徑資產化，進而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私家車既可以視為家庭消費，同時也可以加入網約車平臺成為獲取收入的工具，即資產，此時就很難區分清這輛私家車到底是生產資料還是消費資料。所以從過去講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以及所有權角度出發去理解數字經濟是行不通的，我們應當調整這種思維。

　　另外，數字經濟把原來不可交易的資源變成可交易的了。還是剛才的例子，私家車作為消費資料，在過去只能作為消費品去買賣，要作為生產資料資產化去獲取收入是沒有渠道的。但是現在有這種渠道了，說明原來不可交易的資源，現在可以資產化后進行交易，這就是一種新的交易方式。再舉一個例子，就是私人停車位。你可以說它是一種消費資料，因為它在過去的物理時空條件下無法交易，但是我們在廣州調研的時候發現有一個公司，它為這些私家車位建立了一個平臺，讓大家將車位閑置時間傳到網上，很好地實現了私家車位的供給，通過平臺進行供需匹配。這樣的話，私家車位不僅自己可以用，在自己開車出門車位閑置的時候，也可以按照時段進行出租，使私家車位得到了充分利用，大大提高了資源的利用效率。這種效率的提高如果不是在數字化的條件下，是無法做到的，也就是說數字化使不可交易的資源變得可交易了。再譬如一些偏僻的農村里有一些富有天賦的年輕人，我看到一個例子，一個會唱歌的年輕人，他初中畢業以后就不上學了，但他特別喜歡唱歌，唱的也特別好，很有音樂天賦。他通過現在的數字平臺，將自己的音樂天賦轉化成了一種資產，吸引了上百萬個粉絲，一年獲得了上百萬的收入，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過去，即使這位年輕人有音樂天賦，他也要上音樂學校，然后開演唱會，這個過程是漫長的，還不一定能出名。

　　我舉這些例子，就是想說明在數字化條件下，過去很多不可交易的資源變得可交易了，但是這些在統計上，未必能統計進去，所以數字化實際上對國民經濟核算等也提出了新的挑戰?？偨Y而言，數字經濟是未來一種主導的經濟形態，它和工業經濟的邏輯是不一樣的，急需打破慣性思維，跳出認知局限。

　　平臺企業是數字經濟的微觀基礎，要構建新的規則和新的監管方式

　　平臺企業是數字經濟的微觀基礎。過去的企業是虛擬法人，現在的平臺企業也是虛擬法人，但是它的功能跟傳統工廠、企業、公司等是完全不一樣的，它實際上是一種新的生產組織方式，改變了原有的工業化分工所構建的組織方式，成為數字經濟的微觀基礎。那么對數字平臺企業應該怎樣進行認識、評價和監管?尤其對這些數字平臺企業的行為，比如是不是在定價上有歧視、是不是有不正當競爭、是不是有壟斷等這一類問題，恐怕也不能再沿用過去工業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老黃歷。如果將那些老黃歷套用到這些平臺經濟上，可能就會遏制數字平臺企業的發展。實際上，我國這一輪整頓——針對反壟斷、反不當競爭等采取的很多措施，當中有很多都值得我們反思和進一步總結。之所以要總結，就是要看哪一些搞對了，哪一些搞錯了。要實事求是，搞對了的就繼續完善、堅持;如果發現搞錯了，就堅決糾正，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讓政府的監管以及相應的政策符合數字經濟發展的特性，從而更好地為數字平臺企業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如果在理解上出現偏差、認識上不到位，那數字平臺企業的發展就會受到影響。

　　若是數字經濟的微觀基礎不健全，創新動力下滑，那么整個數字經濟的發展就談不上了。當前對數字平臺企業的監管越來越全方位，比如說算法要報備、進行監管，那算法到底要怎樣去監管呢?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因為算法是和情景相聯系的，而情景是依靠想象力設計出來的，情景的設計也是一個試錯的過程。針對這種依據想象情景而形成的算法，要去判斷它的對錯，是不是安全，以及它對消費者、對社會是有利還是有害，很可能陷入一種困境當中。如果政府認為理解不了的就有風險，那很多創新可能就無法誕生。要在“規范中創新”，實際上就很難實現創新，因為創新意味著進入無人區，意味著沒有參照系，何談規范。就像路一樣，路都還沒修，怎么會有紅綠燈呢?應當是先有路，再有紅綠燈。“在規范中創新”，特別涉及到金融科技領域，需要從理論和實踐中好好探索并進行總結，這其中所謂的規范到底應規范什么。進入無人區以后連方向都沒有，在不斷的試錯，在這方面具體要規范什么、防范什么，要具體化、法治化、可預期。要防范執法人員的個人偏好和相關監管機構追求責任風險最小化導致創新停滯。若監管者自以為是，可能會讓創新者躺平、投資者止步、數字經濟滑坡。當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對的，怎么做是錯的，這種合規風險就會變成巨額風險成本，創新就會受到遏制。對數字平臺應該怎樣去認識，不要簡單套用傳統工業企業、工業市場經濟組織方式下的監管方式，尤其涉及到不正當競爭、壟斷這些問題，要有新的認識、新的規則和新的監管方式。

　　數字經濟的特性決定了其發展“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

　　數字經濟的發展與工業經濟不同，一旦落下了，可能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工業經濟落下了我們還可以補課，還可以追趕，但是基于數字經濟的特性，如果落下差距，未來再想補課、再想追趕幾乎是不可能的，為什么?因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微觀基礎是平臺企業，它會形成一種新的經濟生態，這種新的經濟生態一旦形成是難以撼動、難以改變的。以往在工業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只要我們有大量便宜的勞動力，依靠低成本就可以去追趕，甚至可以把他國的企業擠垮，但是這在數字經濟條件下幾乎是不可能的。簡單舉個例子，就拿電腦使用的軟件來說，目前普遍使用微軟的操作系統，是不是我們做不出微軟這樣水平和質量的操作系統呢?不是，我們能做出來。二十年前國家就研制出一套自己的操作系統，但無法產業化、市場化，我們無法突破既有的市場生態。在技術上可以突破，但在商業上卻無法實現。當然在軍事領域，在不計成本的條件下可以實現國產替代。國家的綜合實力最終體現在通過不斷創新來支撐的產業、產品和商業模式的競爭力上。在數字化驅動下，這種國際競爭日趨激烈。數字化在重塑新的經濟生態，一旦一步趕不上，就可能步步趕不上，這與工業化時代是不同的。不言而喻，在數字革命浪潮中，發展放慢將是最大的國家安全風險。

　　還有一點不同，就是數字經濟是邊際成本遞減、邊際收益遞增的。這種數字虛擬化帶來的邊際成本遞減、邊際收益遞增跟工業經濟邊際成本遞增、邊際收益遞減是完全相反的?，F在的虛擬制造、虛擬驗證、虛擬培訓等等，大大節省了平時要在物理空間實施的過程，大幅度降低了成本。比如高鐵在正式運行之前需要進行一系列驗證，測試它的穩定性、可靠性，現在都可以通過數字虛擬過程實現，成本不斷降低。還有現在的研發，虛擬化極大地縮短了研發過程，加快了研發進程，降低了研發試錯成本?？梢钥闯觯瑪底纸洕诩夹g的升級迭代上呈現一種加速度，跑在前面的會越來越快，落在后面的落下一段距離以后，再想追趕上去幾乎不可能。數字化自動會形成發展的加速度，與邊際成本遞減和邊際收益遞增是直接關聯的。這從一些數字平臺企業的發展速度可以得到佐證。一個數字平臺企業成長為跨國巨頭所需要的時間比傳統企業要短得多。數字經濟的發展，我國同國外可以說是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至少差距遠小于工業化時代。問題是，一旦差距拉大，將來再想趕上去幾乎沒有可能。

　　數字經濟的發展事關中國發展的未來，事關發展的大局和國際競爭力。對此要重新理解，加深認識，要反思現有的監管政策和監管方式，同時對現有的一些法律也要回過頭來進行反思和總結。從發展和安全的關系來看，有兩句話來描述：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前半句與后半句中“安全”的含義是不一樣的。我們講“安全是發展的前提”，這里的“安全”指的是具體的安全，比如黑客入侵導致的生產事故會阻礙生產的進行，是指具體的、局部的、具象的安全。再說“發展是安全的保障”，這里的“安全”實際上是指整體的、全局的安全，是國家的安全。比如我們說發展緩慢或者發展停滯，可能是最大的不安全，這是從整體意義上來說的，就像過去所說“落后就會挨打”，這里的安全是基于未來戰略的一個整體的、全局的概念，因此這兩句話中“安全”的含義是不一樣的。在通常語境下，安全是條件，發展是目標，兩者是條件和目標的關系，這個關系邏輯上不能顛倒。為了發展，即使沒條件，也要努力創造條件。

　　現在可能更加關注的是前半句“安全是發展的前提”，所以各個部門都在抓安全，一哄而上抓安全就很可能把安全替代發展變成了“目標”，成為部門政績和免責的最大考量。一旦發生這樣的變異，對企業的創新，尤其是對數字技術的快速迭代可能形成抑制，導致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這對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帶來戰略上的不安全。當前要形成更多的共識，特別是政府部門，要對數字經濟有新的認識、新的觀念，尤其在監管方面要實施包容性的審慎監管，尤其不能將傳統工業經濟的監管照搬到數字經濟當中，包括數字金融也是如此。這方面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促使相關的政府部門改變傳統認識。

　　現在看到一些可喜的變化，就是國務院就數字經濟發展建立了一個部際聯席機制，由發改委牽頭，20個部門參加，對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些問題進行會商，這是一個積極的變化，避免各個部門各行其是，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當前監管可能給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瓶頸。這是應當充分肯定的，希望數字經濟發展的部際聯席機制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促進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