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宣布QE退出，卻引發新興市場匯率大幅“跳水”，專家學者驚呼“亞洲金融危機”再次上演。殊不知，新興市場此輪動蕩不過是美國次貸危機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延續而已。美國虛擬經濟玩過頭，導致金融衍生品爆倉，成為推倒金融泡沫大廈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而華爾街的倒塌，連帶著曝光了南歐主權債務的巨大窟窿，引發歐元區貨幣市場泡沫破裂，這是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第二塊牌。由于金融危機重創歐美消費，使得引領中國經濟最重要的馬車——外貿驟然減速，進而暴露出中國模式的重大弊端——產能過剩，中國被迫進入去產能階段。而去產能勢必減少對原材料的需求，進而讓以出口原副材料為主的經濟模式難以為繼，以致國際熱錢紛紛做空新興市場。因此，新興國家貨幣貶值、通貨膨脹不過是次貸危機推倒的第四塊多米諾骨牌，這四塊牌具有很強的內在連接性、邏輯性?？稍谶@一邏輯中卻出現兩個例外，一是作為危機始作俑者的美國不僅危機受害較輕，且率先走出；二是中國去產能竟然也絆不倒高位橫盤的勢頭。中美在危機中表現出的特殊性超出經典的理論分析框架，以致二者成為形勢分析中兩個難以解開的結，用盡世上所有經典理論和方法似乎都無法解析。然而，中美例外的背后其實暗藏著自身的合理性與必然性。
      美國例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需要從兩大歷史階段、兩種理論概括，即歷史終結到美式終結。冷戰結束標志著美國的成功，兩大對立陣營的領頭羊的國運截然相反，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以解體告終，而資本主義模式卻迎來前所未有的繁榮，并將美國推向世界霸主的地位，因此理論界紛紛開始總結美國模式，其中以福山的《歷史的終結》最具代表性，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民主制度是人類發展的終極狀態。福山的論據在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展現比計劃經濟更大的效率和創造力，一方面避免了20世紀之前歐美資本主義初期發展時期的嚴重貧富不均和社會不平等現象。后者是基于俄裔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提出的關于經濟發展和貧富差距的庫茲涅茨曲線，其認為貧富差距的增加，只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前半期的現象，等到人均收入達到一定程度，貧富差距就會超越峰值而逐漸下降，因而可以達到良性的資本主義社會。然而現實卻是，美國一方面受“歷史終結”陶醉，任由市場經濟自由發展、自由落體，另一方面卻面臨良性資本主義在長期和平資本累積中被瓦解。福山的理論不但影響美國社會發展，而且誤導了美國的某些官方精英。因為當美國沉浸在美式成功中驕傲自滿，理論家們將這種“成功”理論化，進一步強化美國精英對既有模式的自信，任由自由市場經濟一條道走到黑?？山Y果卻與良性資本主義的結論大相徑庭。從1989年開始，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實際停滯甚至下跌，但同一時期美國頂尖1%、0.1%以及0.01%富人階層的收入卻突飛猛進?，F實與理想的背離實際上標志著曾被賦予無數光環的美國模式面臨終結。
      而這背后其實是兩個解構因子在作祟。一是金融創新。市場經濟自由演進的結果是金融走上自我循環，成為虹吸一切產業的黑洞（參見福卡分析2013年第41期《金改兵分六路、四種趨勢（三）》），財富自然匯入少數金融精英手中，這不但會加大貧富差距，引發底層民眾反彈，而且還會讓系統走上極端而崩盤，畢竟，當黑洞的能量積聚到一定程度，超出系統臨界便會自我爆炸，可以說，美國爆發次貸危機是金融第三、第四階段的宿命。二是科技創新。冷戰結束后，美國進入科技創新的快速通道。據統計，美國不到世界5%的人口，創造了全世界40%的高科技產品。技術革命推動了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從而對原有的產業格局解構重構，其過程本質上是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蘋果2013財年營業額收入達1709億美元，市值更是高達4700多億美元，吸金程度可見一斑。由此看來，美國模式終結的罪魁禍首恰恰是助推美國繁榮的兩大元素，金融和科技創新。
      美國第二個例外是與本次危機“失聯”。作為危機爆倉的原點，本該受影響最為深刻，可全球資本不但沒有“出逃”，反而依然選擇美元作為“避風港”，美債利率不升反降；而當危機在全球蔓延發酵之際，美元卻強勢逆轉，讓新興市場陷入泥潭。作為危機的始作俑者卻頻頻與危機“失聯”，離不開美國特有的稟賦：（1）絕頂的經濟平臺。美國不但經濟規模全球第一，2013年GDP16.57萬億美元，遙遙領先排名第二的中國（GDP約9萬億美元），而且在經濟結構上牢牢抓住行業的兩大命門：研發和金融，以致位于全球采購鏈的最高層，掌控著行業的未來發展趨勢和世界經濟格局，因此，美國不但可以借用國際資本渡過難關，而且能夠通過技術創新另類突圍，如能源革命、機器人等新技術讓美國制造業成本大幅降低，從而吸引產業資本回流。（2）超級的國家實力。美國的綜合國力世界第一，不但可以用“蘿卜+大棒”威逼利誘讓他國妥協于美國的戰略意圖（日本廣場協議便是美國強行轉嫁危機的經典案例），而且可以推倒原有的游戲規則，重建一套有利于美國經濟的玩法。如WTO讓中國占了大便宜，美國轉身帶領小伙伴們構建新玩法（TPP），讓中國陷入尷尬境地。（3）完整的國家治理制度。美國的政治架構雖讓其難以達到中國政府的決策效率，但卻保證了美國不會走向極端，三權分立讓美國兩黨在相互監督下更加務實、謹慎，因而美國犯大錯誤的概率較低。（4）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元作為世界貨幣讓美國擁有鑄幣權，其不但可以用貨幣換商品，還可以印鈔自我救贖，更妙的是由于全球都在囤積美元，貨幣過剩帶來的不良影響如通脹、投資損失等問題隨著美元輸出也一并外流，正所謂“美元是我的，問題是你們的”是其絕妙的寫照。
      中國例外則表現在：（1）超常規崛起。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不但歷時長且抗外部沖擊能力強。相比同樣曾經作為亞洲經濟引擎的日本，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更長。日本經歷過兩次高速增長，第一次是1955-1961年，年均增速10.8%，第二次是1966-1970年，年均增速10%以上。隨后便切入低速增長，1973-1980年日本年均增長僅3.7%。中國不但實現30年（1978-2007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長，即便危機期間，中國GDP依然在高位橫盤。而且，同樣是外向型增長模式，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面對外部沖擊立馬潰不成軍，而中國在危機期間的經濟波動卻相對平穩。（2）該破不破。自中國虹吸世界眼球以來，國內外經濟學家多次斷言中國走到“明斯基時刻”，先是本世紀初認為中國銀行業破產，接著連續數年預測中國房地產崩盤，現在又認為影子銀行、地方債是戳破中國經濟泡沫的“神針”。誠然，按西方經典路徑演繹，中國經濟早就崩盤了，可中國卻屢屢化險為夷，讓經濟學家們暗嘆“搞不懂”。
      其實，中國例外的背后有其內在邏輯：（1）超級大國的潛力。雖然中國目前經濟規模排名第二，與美國仍有很大距離，但增長速度很恐怖，即便在轉型期間，也能控制在7%以上高位橫盤，照此增速，趕超美國指日可待。高速增長的背后凸現出中國超級大國的潛力，獨一無二的產業規模、戰略縱深、消費空間等無不讓中國在全球資源配置中處于最重要的位置，以致面對危機，仍有騰籠換鳥的空間。（2）體制變革的巨大能量。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切換，意味著游戲規則的改變，二者之間的巨大勢能必然激發出微觀經濟的強大動能，市場經濟行至半道中國便已取得巨大成就便是明證。巨大動能的慣性足以對沖外部危機的負能量，讓中國保持高速運行。而隨著改革開始啃“硬骨頭”，資源品價格放開、金融市場化、政府簡政放權等都將給中國經濟注入更多活力，進而推動中國繼續“起飛”。（3）去意識形態的隨機漫步。幾千年中庸的哲學思想讓中國執政者能夠在“過”與“不及”之間尋找恰當的“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拋開意識形態，秉承“摸論”，既不盲目追隨西方資本主義的腳步，也不在計劃經濟一根繩上吊死，而是隨機漫步，走一步看一步，不停地平衡、糾偏，反而無形中走上一條吻合中國國情、適合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讓中國能夠迅速從這場由市場原教旨引發的危機中跳出來。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預言：“21世紀上半葉，世界經濟的兩大引擎將來自于美國的科技革命和中國的城市化。”學者們顯然注意到中美已成為決定世界經濟長期走勢的基礎性因素，但是這兩個“異類”在發展方式和類型上卻迥然不同。一方面，美國經濟增長和國家競爭力提升的主要驅動力是創新，2010年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的經濟貢獻就已超過5萬億美元，占GDP的34.8%，由此帶來的溢出效應使得美國長期在軟硬實力上領先于世界。另一方面，美國還依靠特殊的貨幣、金融地位，以及強大的產業主導著國際分工與價值鏈，常常通過轉嫁危機的方式走出泥沼（次貸危機后美國的率先復蘇，歐債危機后全球資金大量購買美債避險等），因此屬于超越與失聯型的發展。而中國的成功則是從計劃到市場，從集權到民主，從先富到共富的過程中一步步實現的，即依靠主動、漸進、有序地釋放改革空間來保持增長。而在當下勞動收入不斷下滑、資本收益還難堪大任、轉型制度紅利行將結束的變局時刻，中國又更善于在政府與市場、變化與穩定中拿捏均衡點，維護國家的長期穩定和繁榮，可以說是變革與控制型發展的典型。
       不難看出，中美兩國的例外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論和實踐基礎，這是由于在三種市場經濟先后登場的歷史過程中，各國因稟賦不同，其感悟、實踐、享用程度的各不相同造成的。企業市場經濟起源于西方，在經過工業革命和資本積累之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選擇該路徑可以說是生產力和生產方式自然演進的結果。而新中國在建國初期卻面臨著內憂外患的窘境，生產力嚴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遑論原始的資本積累，想要依靠“無形之手”組織經濟運行無異于天方夜談，只能以國家作為主要推動力展開市場經濟實踐，在發展中逐步“補課”，至今仍處于第三次市場化的階段（具體參見?？ǚ治?013年34期《20年后的中國》）。在市場經濟的起點上兩國就已分道揚鑣，發達的企業市場機制成就了美國絕頂的經濟平臺，中國則從長期的市場化中獲得了巨大的制度紅利，可謂各有千秋、殊途同歸。
      而隨著國家市場經濟從幕后走到臺前，中美在發揮政府作用、保障國家利益方面也遠遠走在了全世界前面，兩者的差異只是表現形式上不同——中國是直接高手，美國則是間接的大師。如前所述，政府在中國發展過程中的主導地位是由特殊的國情所決定的，起步晚、底子薄的中國無法簡單復制西方市場原教旨帶來的成功，轉而通過政策引導、宏觀調控等直接的手段來提高市場效率、保障國家權益，并無意中獲得了另類的競爭優勢。既能田忌賽馬（國家對市場、政府對企業），又能雙管齊下（企業開路，國家護航），屢屢讓對手措手不及，可謂深諳國家市場經濟運作之道。而美國雖然鼓吹自由主義，但政府并非無所作為，其國家權重常常是通過制定規則或成為規則主導者來實現的。不管是連續多年針對中國的反傾銷、反壟斷調查訴訟，還是類似TPP、TTIP、PSA這樣另起爐灶，改變原有秩序和貿易規則的跨國組織，都少不了美國政府的主張和意志。用貌似公平公正的法律文書、國際慣例將競爭對手掃地出門，更體現出美國政府狡猾的一面。
      至于在世界市場經濟的舞臺上，中美成為領頭羊的理由也是充分的。美國作為GDP總量的老大，在以引領新經濟的方式驅動全球經濟。20世紀90年代興起于美國的信息技術浪潮至今方興未艾，第三次工業革命、新能源革命又已處于風口浪尖，3D打印、工業機器人、頁巖氣開發、Google的太陽能電廠等都在勾勒未來世界的藍圖?？萍紕撔虏粌H成為帶動美國經濟復蘇的強大引擎，也使得新的創業機會、新的商業模式、新的產業組織形態不斷向全球滲透，令世界經濟保持著強大的韌性和反彈力。而老二中國則在全球配置中處于最重要的接榫位置上，平衡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當下世界經濟處于一個雙循環體系中，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需要中國巨大的市場和強大的生產能力，因此與中國形成以產業分工、貿易、投資、資本間接流動為載體的循環；另一方面，中國又與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形成以國際貿易、直接投資、產業轉移為載體的系統，推動其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實現互惠互利。中國實際上已成為世界經濟雙循環體系中連接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的樞紐和橋梁，是全球經濟實現繁榮和均衡的關鍵。這樣看來，雖然“克強經濟學”的三管齊下（去杠桿、微刺激、調結構）與“安倍經濟學”的三箭齊發（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結構調整）有異曲同工之處，但日本卻也并不具備中國這樣的龐大體量和歷史機遇，因此中國往往會成為例外，而日本卻可能“埋沒于中美兩個大國之間”。
      不難看出，中美在當今世界鶴立雞群與兩者都是三種市場經濟的“勾兌”高手，以及特殊的歷史機遇大有關聯。這與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美國人不斷標榜自己是“山巔閃耀之城”，是“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是“歷史的終結”等自我感覺良好的“例外”有著明顯出入，客觀上也阻礙了美國模式的進化升級。而從中國的角度看，例外雖然成就了國內持續多年的高增長，但這種中國式繁榮還遠未到定性、定型的時候，目前仍然只是雜交式、過程式的，至少還不能說是理性繁榮，更多的是權利+市場、國內+國際、東西方混雜型的野蠻增長。時至今日，不僅國內原有的人口紅利、資源稟賦、轉型收益開始下滑，國際上對中國崛起的寬容態度也變得日趨緊張，原有的成功模式進入瓶頸，中國例外也面臨調整。好在我們仍然面對著一些重要的歷史機緣：首先，中國的國運向上，超級大國地位正在逐步兌現。中國GDP超過美國已指日可待，人民幣國際化、金融大爆炸、巨大消費市場和戰略縱深等都是其繼續例外的基礎條件。其次，世界仍將長時間處于三個市場經濟的疊加期，各國已唱起了政府與市場的“二人轉”，未來的三個市場經濟的權重還需要不斷調整，這對于善于中庸、平衡之術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契機。另外，伴隨市場化的推進和成熟，曾經的轉型紅利可能被各種技術和模式創新收益所替代，互聯網、機器人等新經濟力量或開啟中國例外的另一個時代。
      當然，中美例外的看不懂除了源于兩個大國天然的復雜性之外，還在于人們在形勢分析上存在的思維誤區。傳統的理論研究多以人們熟知的傳統變量作為基礎，通過對存量關系的解析來預測研究對象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這在一個系統穩定、邊界清晰的封閉環境中是有效的；但隨著科技發展和時代進步，我們已身處一個開放性、變革性的時代，越來越多的新變量橫切不僅造成整個系統的不穩定和跳躍性，而且使得傳統變量的影響力權重不斷下滑，形勢分析如果不能抓住新出現的引導性變量（譬如電商對傳統商業的顛覆，機器人改變的勞動力稟賦、3D打印對于創新的沖擊等），并仔細梳理其變化軌跡，難免就會在分析中陷入僵局。換言之，趨勢外推已不適應這個時代，用未來引領今天的思想才能撥云見日。因此，理論研究的未來發展或將從目前的態勢分析為主轉向趨勢分析為主。
       在人類文明的加速度時代，世紀性的變革是正常的，這已成為21世紀的一種基本趨勢，而中美例外的存在似乎與這一潮流格格不入。但我們需要認識到，雖然兩者的迥然有著深刻原因和歷史機緣，但這樣的例外絕非終極性的，仍然只是一種過程性和階段性的狀態。他們的成功其實也源于抓住了一些引領未來的變量，譬如美國的創新和中國的市場經濟重疊期，從這個角度看，中美例外又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說代表了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