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CWM50)舉辦的“2022中期宏觀峰會——穩增長與實現路徑”在京成功召開。峰會以今年上半年國內外局勢變化為背景，就下半年經濟形勢展望、宏觀政策調整優化、助力我國經濟穩增長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以期為我國下半年宏觀經濟形勢研判與政策制定提供決策參考。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出席峰會并在“下半年經濟形勢展望”高峰論壇上發言。

　　劉尚希認為，當前經濟出現的各種短期問題，實際上都是長期問題衍生出來的，當前面臨的各種風險挑戰都是日積月累的問題導致的。因此，穩增長必須要從長期入手來解決短期問題，從化解日積月累的問題著手來防范化解系統性風險。劉尚希建議，第一，在制定今年下半年經濟政策時，大方向上必須堅持“循環思維”，把短期的“穩”與促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長期政策有機結合起來，從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高度來穩住經濟、穩定就業;第二，要把“循環思維”體現到資產負債表的關聯中;第三，要高度關注各種不確定性事件給已十分脆弱的市場主體信心所造成的打擊，特別應“穩住”疫情防控、房地產行業調整等不確定性因素。劉尚希指出，“求進”必須要有較大力度的改革措施，要圍繞農民市民化來推進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為我國下一階段經濟增長提供更扎實、更穩定的基礎。

　　當前經濟形勢面臨下行壓力，但也展現出中國經濟的韌性。從上半年經濟指標看，在疫情防控逐漸好轉的情況下，一些經濟指標也在好轉。但與此同時，我們仍面臨十分嚴峻的挑戰。面對下半年經濟形勢，我們應當采取什么策略?如何實現中央提出的“穩中求進”的政策安排?

　　第一，從大方向上看，必須堅持“循環思維”。當前情況下，“穩定”是第一要務。中央提出“六穩”，這是一種整體性方案，不能單一地“穩”。簡單分工到各地方、各部門，將很容易產生合成謬誤。要實現整體穩定，必須堅持宏觀經濟循環的思維。經濟是循環的，“六穩”的各方面是相互影響、互為條件的，只能在循環中實現。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穩投資、穩消費、穩增長、穩就業，還是其他各方面的“穩”，都必須在構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中進行。也就是說，要把短期的“穩”與促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長期政策有機結合起來，從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高度來穩住經濟、穩定就業。

　　第二，從方法上看，要把“循環思維”體現到資產負債表的關聯中。經濟循環會具體表現為各領域、各部門、各企業之間資產負債表的關聯。企業、銀行、政府和居民的資產負債表就是相互關聯的。從這個角度看，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實際表現為資產負債表的衰退。因此，如何從資產負債表的相互關聯中去發現經濟的“穩”、就業的“穩”，這一問題至關重要。

　　當前，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和利率比較高，這導致企業大部分利潤都被用于還本付息，而沒有資金再進行擴張。家庭也是如此，在房貸月供很高的情況下，居民很難擴大消費。所以，當前面臨的很多問題，其實都蘊含于相互關聯的資產負債表中。如何修復現有資產負債表，讓資產負債表更加穩健?剛才戴相龍行長在主旨演講時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思路：股票市場和產權市場“雙輪驅動”。實際上，我國現在并不缺錢，但要把這些錢變成長期資本金，資產負債表才會更健康，“穩”才會更長久，經濟才能長期可持續增長。

　　第三，要高度關注各種不確定性事件給已經十分脆弱的市場主體信心所造成的打擊。當前，國內外不確定因素很多。從國內來看，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疫情。疫情不確定性已經持續了三個年頭，給經濟、社會、生活都帶來嚴重沖擊，二季度的經濟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疫情沖擊的影響。如何應對疫情的不確定性?關鍵是通過疫情防控政策的迭代升級，給經濟社會注入確定性，把不確定性轉換為確定性。從這個角度看，疫情防控政策就是經濟的轉換器，轉換的好，就能給經濟社會注入更大確定性，為我國經濟增長打下一個“穩”的基礎。當前，疫情防控政策已經發布到了第九版，還可以進一步升級為第十版，可以根據病毒變異情況、致死率和致病率、大量無癥狀感染者等諸多情況，做出科學判斷，在此基礎上對現有疫情防控政策進行更新。這樣將極大降低疫情所帶來的沖擊。我認為這是當前我國需要解決的最首要的問題。

　　第四，要高度關注房地產風險產生的連鎖反應。現在，全國各地爛尾樓業主斷供事件正不斷發酵。如果斷供風險進一步蔓延，影響的將不僅僅是開發商，銀行、購房者以及房地產相關行業的企業都會受到牽連，很容易形成風險的循環、擴散與疊加。特別是在當前房地產新開工面積、住房銷售面積、房地產投資增速依然下行的背景下，必須高度關注房地產領域的風險。另一方面，老百姓多年拿不到房子，這本質上也是一個民生問題。如何處置好這個問題?我認為既要堅持“房住不炒”的基本方針，又要保證基本住房需要，尤其是居民的剛性需求、改善性需求，以及農民市民化過程中的住房需求。從這個角度看，房地產市場未來仍有很大發展潛力，但必須調整發展方式，避免泡沫的衍生。當前很多問題已經出現苗頭，值得高度關注。

　　第五，相互拖欠問題也帶來較大不確定性。拖欠實際上反映了多方面的問題，一是社會誠信水平的下降。從統計數據看，被執行的失信人數量已經從5年前的幾萬人，上升到現在的1,500萬人。這里的“被執行”，指的是被限制高消費、限制出行的人群。社會誠信水平下降，將導致經濟交易成本急劇上升，進一步帶來不確定性的上升。目前來看，這已經對企業資金鏈構成較大沖擊，做生意的成本越來越高，導致很多企業逐步退出市場，市場預期進一步變差。從這個角度看，拖欠問題是一種全國性的問題，需要高度關注。

　　只有“穩”住上述不確定性，很多情況才會逐漸好轉，“進”才有基礎。要“求進”，必須要有較大力度的改革措施。當前，我國改革開放紅利已經基本釋放，新的紅利要靠新的改革開放來創造。我認為，圍繞農民的市民化轉型進程來推進改革開放，這可能是穩住就業、穩住消費、穩住增長的社會基礎。當前，我國的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社會結構方面也應當進行相應轉型。只有加快農民的市民化轉型，才能給我國經濟增長提供更扎實、穩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