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體會最深的是兩條:一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二是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入改革的領導小組。
一、政府行政性配置資源造成很大浪費
國內外的實踐都證明,政府配置資源效率低下,浪費嚴重;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的形式。計劃經濟就是政府行政手段配置資源。例如50年代,沈陽有兩個相鄰的工廠,一個叫沈陽變壓器廠,一個叫沈陽冶煉廠,變壓器廠需要大量的銅,冶煉廠生產銅,但是企業沒有自主權,也沒有市場,企業的產、供、銷都掌握在政府手里,都是政府來配置資源。所以沈陽冶煉廠生產的銅由冶金部調到全國各地。沈陽變壓器廠需要的銅由一機部從全國各地調到沈陽,一墻之隔的兩個企業,由于不能直接交換,造成時間和資源的極大浪費。1956年夏天,上海高溫天氣,企業要購買鼓風機降溫,要經過7個上級部門審批,待最后一個部門審批完畢,夏天也過去了。這兩個實例,使我有感而發,寫了一篇《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的文章(見《人民日報》1956年12月6日第2版)。
國外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也是這樣,1992年我去過捷克斯洛伐克考察訪問,兩個副總理見了我,要我去兩個大學做了演講。大家知道捷克的皮鞋很有名,叫“拔佳”皮鞋,但是搞了計劃經濟以后就沒有名牌了,因為當時計劃部門按照捷克斯洛伐克1600萬人,平均每人2雙皮鞋,做了3200萬雙的皮鞋生產計劃,但生產的結果是,人家需要的買不到,生產出來的人家不要,造成了資源的很大浪費。
這些實例充分說明,通過政府配置資源是不成功的。而我國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堅持了市場取向,從政府配置資源轉向了市場配置資源。
二、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
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們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边@一理論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在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開始仍沿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提法。我于2003年4月在起草小組大會上著重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起基礎性作用”的表述不科學,這樣的表述有五點不好解釋。
第一,國家宏觀調控,變成了資源配置的前提,本來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的內容。
第二,本來市場經濟由市場主導,市場來配置資源。這樣表述變成政府來主導。
第三,資源配置的主體是市場而不是政府。
第四,宏觀調控主要通過經濟手段引導,而主要不是行政手段。
第五,誰來代表國家調控。國務院理所當然代表國家,到了下面各級政府都想掌握調控權,大家都調控不就亂了嗎?
主持起草工作的溫家寶同志覺得我的意見有道理,經過中央同意,最后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改為“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再用“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八大的表述是,“更大程度更廣范圍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加了“更廣范圍”四個字。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三中全會最大的亮點之一。從“基礎作用”到“決定性作用”,兩字之變,意義十分重大,是思想上的重大突破,是經濟體制上重大理論創新,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的“質”的提升。正如習總書記所說:“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的正確觀念,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span>
三、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
習近平總書記在《決定》說明中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這一論述非常重要,非常到位,說到了問題的本質?!?/span>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非常注重吸收借鑒國外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指出,“為了根本上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必須認真總結我國的歷史經驗,認真研究我國經濟的實際狀況和發展要求,同時必須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管理方法?!睘榇?,《人民日報》約我發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正確對待西方的管理經驗》(1984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十四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借鑒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經驗”,并指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當有人批評股份制姓“資”不姓“社”時,十五大就指出,股份制既不姓“資”也不姓“社”,是資產的組織形式,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
四、重視市場經濟一般規律,正確處理好一般與特殊的關系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回答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定位。黨的十四大提出,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30多年來反反覆覆,爭論不休。一種理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要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另一種理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可以不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時至今日,還有人持這種觀點,最近還有批判市場化改革的文章充分可以說明。
我一直主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我在1993年11月人民出版社《中國經濟制度的創新》(從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書中強調:“按照我的理解,所謂市場經濟,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國際化這個客觀需要,以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經濟運行的形式和方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前提下的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般,社會主義條件是特殊?!薄耙獜默F代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出發,來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又要符合國際慣例,既要求充分的公平競爭,又要嚴格遵守市場規則。”(高尚全:《中國經濟制度的創新》人民出版社 1993年11月版 第23、24頁)這是20年前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
國內外的經驗證明,違背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違背反映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違背市場配置資源,就會受到懲罰,資源就會錯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就會受阻。歷史經驗證明,處理好一般與特殊的關系非常重要。因為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是經過長期實踐形成的普遍規律,是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是長期積累的共同財富,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不能讓資本主義獨享,我們必須吸收和借鑒,為我所用,否則太傻了。所以,我們強調特殊的時候,不能否定一般。只是在吸收和借鑒一般規律的時候,不要生搬硬套,一定要符合中國的具體情況。
五、圍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是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著力點要解決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要大力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完善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凡是能由市場形成的價格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
財政資源的配置也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這里也有我經歷過的實例。南方某省為了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十二五”期間拿出100億,每年20億用來補貼。但是這種行政性分配資金,一是缺乏效率,二是資金分配不公,三是容易權錢交易,造成腐敗,四是資金無償使用,有去無回。所以我向省委主要負責同志提出“將財政補貼變為股權投資的建議”,建議引入專業化基金管理公司,把此項財政補貼變為股權投資,充分發揮財政投入“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以百億財政資金拉動千億社會資金,推動當地經濟持續發展。這個建議經過研究論證得到了采納。實踐證明,從政府行政性配置資源轉向市場化配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利于科學管理,提高資金效率;有利于吸引社會資本,調動民間投入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積極性;有利于良性循環,促進持續發展?,F在,中央和地方各部門都有大量的資金,如何通過市場化改革,提高效率和收益,這是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應當研究解決的問題。
六、有效的市場取決于有為的政府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不是不要發揮政府的作用。有效的市場取決于有為的政府,有為的政府重在促進有效的市場。
政府的職能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市場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促進共同富裕。
我于2005年6月8日在《人民日報》《政府轉型:事關改革發展全局的重點》一文中提出,“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推進政府從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法治政府轉變,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005年10月7日在《人民日報》《關于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思考》一文中提出,“解決一個矛盾,搞好兩個服務,創新三個理念。”所謂“解決一個矛盾”,就是人民群眾全面快速增長的公共需求同公共產品的嚴重不足之間的矛盾。這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在改革發展進入新階段的突出反映。為什么現在住房問題、醫療問題、教育問題等各方面的問題都逐漸暴露出來,就是因為公共需求不斷增大,但是這方面的供給卻沒有跟上。政府必須擴大和強化公共服務職能,把主要精力和財力集中到發展社會事業和擴大公共產品的供給上來,切實解決民生問題。
所謂“搞好兩個服務”,第一是政府應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提供服務,要看政府在為市場競爭創造公平環境方面做得怎么樣。第二是為老百姓的生存發展創造環境提供服務。我們改革也好,發展也好,經濟結構調整也好,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需要,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所謂“創新三個理念”,第一個是,堅持老百姓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的理念,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過去計劃經濟時代把兩個主體的作用顛倒了,政府成了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把納稅人的錢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然后通過財政分配分到各行各業,連賣菜的、賣肉的都是國營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證明這種經濟體制是成功的。第二個是,堅持“非禁即入”的理念。凡是法律不禁止的,老百姓、企業都可以進入。這個理念用現在的話來說,叫“負面清單”,除了法律禁止的東西,老百姓都可以干,這樣就有了一個創新的環境和空間。過去老百姓、企業辦事都必須要政府批準,甚至連汽車改個零件政府都要管,沒有創新空間。為什么創新能力不足?就是因為政府管得太多了,創新的想法往往被不懂創新的管審批的人一手掐死。第三個是,堅持依法行政的理念。首先,確立政府只能做法律(法規)規定的事情的理念,建設乃至消除政府行為的隨意性。依法行政是規范政府行為的前提和約束條件,防止個別部門以“法”擴權或越權謀取集團利益。其次,明確政府的公共職能,解決轉型中的政府“越位”、“缺位”、“錯位”問題,大力減少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的行為,強化公共產品供給和服務。三是完善政府行為的監督機制,政府公共權力的行使要透明,形成政府公開的制度性框架,發揮審計、監督部門、媒體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
七、中央成立改革領導小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舉措
國家體改委和國務院體改辦取消后,社會各方面對恢復體改機構呼聲很高。記得在2005年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邀請了9位專家學者,我是其中之一,我提了六條意見,最后一條就是建立改革的協調機制:一是恢復國家體改委,二是中央成立一個高層改革協調小組,三是加強國家發展改革委的改革職能。
我對十八屆三中全會寄予很高的期待,于去年5月初就向中央提出了《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主題的建議》,一是建議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二是建議中央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而且包括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以及生態文明等領域的改革。比如政治體制改革,可以把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作為突破口。為了減少阻力,在操作上可實行“三個率先”:新當選的官員率先公示、新任官員中領導干部率先公示、財產中不動產率先公示。三是考慮到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必須有相應的高層協調機制,建議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是改革關鍵時期能否攻堅克難的重要舉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令人十分欣慰的是,中央對此建議如此重視,這些建議均被吸收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
回顧1993年《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和2003年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我國的改革和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但沒有提出要建立相應的高層改革領導機制,因此《決定》的落實情況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這是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領導的具體體現,為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保障改革順利推進和各項改革任務落實。中央號召各級黨委要切實履行對改革的領導責任,把各項改革舉措落實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