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為下一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但是在如何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的理解上，人們還存在不同的認識，為此，中國體改研究會3月29日在北京召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30余人，就如何深化要素改革，發揮市場決定作用，進行了討論，現將與會者的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一、對經濟形勢和改革形勢的判斷
1．經濟穩增長面臨較大困難
與會者普遍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已進入增速換擋期，現有的增長模式已經失效。法國巴黎銀行亞洲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陳興動通過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2014年經濟形勢與前兩年相比要更加嚴峻，就增長角度來說，現實和目標之間的距離比過去差得多。如果今年不做更多政策上的調整，經濟增長速度要達到預定目標是很難的。
原國有重點企業監事會主席吳天林對當前穩增長遇到的困難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現在穩增長時期遇到的問題要比高速增長時期更難解決。一是產業升級需要一個過程。產業升級和結構轉型過程中，什么產業作為新型產業，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新一輪因素能夠很快見效的，現在還沒有見到。二是過去幾十年，地方上所有的利稅來源都與高增長產業、傳統產業緊密結合在一起，現在如果要轉改，利稅來源沒有新的補充。三是缺乏經濟增長的動力。我國持續了20多年的高增長，有一些利益因素的推動，其中，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甚至是違法的，這些都與現在的體制緊密的交錯在一起，現在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如反腐敗，把獲取不正當利益的途徑堵住，下一步要解決的是如何在獲取正當利益的前提下，調動人們發展經濟的積極性。
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則認為，當前的經濟調整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他表示，我們過去的經濟增長主要靠后發優勢，現在這種后發優勢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未來必須轉向創新，而創新不是一個簡單的事，不是嘴上說創新就能創新。另外，受周期性政策影響，過去5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靠大規模的政府投資和銀行信貸支撐，如果我們企圖避免這樣的調整，還想人為的維持高增長，積累的問題會越來越多。
如何破解當前穩增長遇到的難題。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彭森指出，當前最重要的是提升經濟的內生動力，使經濟有活力、有希望。而活力和希望不在政府，而是市場；不是國企，是真正的民間資本。所以還要進一步推動行政體制改革，打破壟斷，為各種所有制經濟提供一個公平、開放、統一的市場環境。
2．正確處理改革和發展的關系
在經濟增長下滑的情況下，是放緩改革，還是用改革破解難題，宏觀政策如何兼顧增長與改革，是對政府宏觀政策選擇的一個考驗。與會專家擔心，各級政府會再次把關注的重點放在增加ＧＤＰ上?！?br>
彭森認為，當前從計劃指標的制定，特別是增長指標的制定上，我們還沒有擺脫過去計劃經濟的慣性思維，還是從政府的意愿，從增長的速度的必要性來確定一個增長的目標。一般的解釋為什么要定在7.5%左右，主要是考慮到居民收入的增長，考慮到就業的安排，考慮到結構調整和其他穩增長的需要，主要講的是必要性。但實際上如果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或政府，如果有這樣一個預期性的指標，講的應該是市場的需求到底是多少，潛在的增長率是多少，這是一個可能性的分析。我們現在還沒有轉到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考慮，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他認為，現在嚴重產能過剩的領域，都是過去國家管得比較嚴格的領域。我們真正建立市場化導向，按照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就應該放開市場，給社會發出一個信號――堅定不移地堅持市場化改革。我們把技術標準、門檻定得扎實了，把環境問題管控好就可以了。
彭森提出，要解決目前穩增長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矛盾，還是要回到用改革解決問題的路子上，通過深化改革，在一些領域取得實質性的突破，解決當前的問題。
對于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深圳市新世紀文明研究會會長徐景安認為，主要是沒有解決好為誰發展的問題。他指出，經濟發展是手段，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拋開民生講發展，發展不可持續，拋開民生講改革，改革也改不下去。當前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改善了，內需上去了，經濟就發展了。民生改善了，社會分化緩和了，對政府、對改革的不滿情緒緩解了，社會就穩定了。
對于當前投資領域的改革，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鐘偉認為，僅僅打破行業壟斷，作用不是特別大。原因在于，國有資產的家族化趨勢特別嚴重。因此，國企改革必須從反腐敗開始抓起，觸動利益集團的利益。否則，國有企業改革就是空話。需要我們把高官和企業之間的關系要脫離開來，需要我們對于某個行業不是局部改革而是整體走市場化道路，需要我們對要素、資源價格體系重新定位。在投資領域存在權力控制資本，還是資本制衡權力的問題
對于財產所有權的改革，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文宗瑜認為，改革的思路應該是還權于民，把盡可能多的財產所有權還給老百姓，因為財產所有權被政府控制帶來三個問題：資源的配置效率很低；尋租行為，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央企成為家族企業，演變為權貴資本；使中國成為全世界勞動成本越來越高的國家。
二、要素市場化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點
我國經過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商品和服務基本實現了市場化，但是生產要素市場的改革嚴重滯后，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要求相距甚遠。這就使經濟、社會中的諸多深層次矛盾難以解決，如城鄉差距、收入差距過大、中小企業融資難、農地補償糾紛以及日益嚴重的腐敗現象等，要素市場已經成為當前進一步深化改革的焦點和難點。
中國體改研究會會長宋曉梧表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而我們在要素配置方面，市場發揮的作用遠遠不夠，更不要說決定性作用。我們的要素配置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政府主導、政府管制、政府行政分割起了很大作用。
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煉認為，要素市場改革滯后是腐敗現象嚴重的重要原因之一，當前人們對腐敗深惡痛絕，改革就要從矛盾最尖銳的領域，從共識最高的領域進行突破。因此，要素市場的改革理應是下一個十年改革的重點。
1.關于土地市場的改革。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但是，對農村土地如何改革，社會上的意見分歧較大。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認為，現在缺乏農村土地市場的弊端是，一方面農民大量的集體建設用地和農地不能進入市場，唯一的途徑是政府把它征收為國有建設用地，地方政府成了土地供給的唯一壟斷者。這種按照行政配置土地資源的結果是，一方面造成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另一方面，侵害了農民的土地權益。同時，造成了這些年土地空間的擴展大大超過了人口城市化進程，原有的行政配置資源或者用途管制、規劃管制并沒有做到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
對于目前農村建設用地入市的部分僅僅是原有的鄉鎮企業用地。蔡繼明認為，如果這樣，統一的城鄉建設用地市場不可能建立起來。隨著農村人口的變動，農村閑置的宅基地、公共設施都變成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農地只要符合規劃也應該可以作為建設用地直接進入市場，對建設用地入市做這樣的動態理解，才真正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的精神。
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曉魯認為，從城市化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未來20年至少還有3－4億人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因此，土地資源必然要通過一個合理的市場流轉方式來實現它的再配置。這個土地資源既包括農用地，也包括農村建設用地，而且包含農民的宅基地，這些要統籌考慮，只不過流轉的方式和一些具體的政策規定、法律框架應該是有針對性的，是不一樣的，但是方向是土地市場化。
對于有些地區建立農村土地交易市場的一些做法，王曉魯表示可以借鑒。他認為，在這個交易平臺上，農用地的交易公開、透明，幕后交易、私相授受、侵占農民利益的現象會大大減少。另外，在公開的土地市場上，可以有一套法律法規或行政法規，來規范市場交易，保證它的交易過程公平合理。
對于農地物權化以后，農民對土地的不當處置行為，會使農民失去保障的擔憂，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遲福林表示，我們應該相信農民，如果土地物權化了，農民會更加珍惜土地。
2.關于勞動力市場。
行政性分割形成勞動力市場二元體制。宋曉梧認為，當前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問題是行政性分割，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城鄉分割。農民工是中國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最典型的表現。與戶籍制度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社會保障、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的行政分割，造成了兩億多農民工始終很難和城市職工同工同酬這樣一種不公正的市場，這不符合由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基本要求。二是行政性壟斷行業和一般競爭性行業的分割。在市場經濟國家，不同行業工資的高低，主要受教育程度的影響，行業要求的文化程度不一樣，從事金融業的文化程度要比從事一般性勞動的受教育程度高。還受勞動力稀缺的影響，愿意從事苦臟累險工作的人少，這個行業工資就高。而我國壟斷行業的收入30%是國家的特許經營權造成的。行政性壟斷行業的工資遠遠高于一般競爭性行業，這些年還在不斷擴大。這兩種對市場的行政分割，不符合市場來決定勞動力要素配置的基本原則，造成收入差距拉大。
應該賦予工人集體談判的權利。宋曉梧在談及如何解決企業內部的勞動關系問題時指出，如果國家干預企業內部的勞動關系，就干預了企業經營自主權。如果國家不干預，資方的強勢和勞動者的弱勢就會造成原始積累階段的劇烈的勞資沖突，這就產生了勞動力的集體組織行為問題，工人單個是薄弱的，組織起來就有力量，因此應該賦予工人組織工會談判的權利，集體談判工資是現在勞動力市場通行的，同時賦予企業經營者的組織權利。但是，這樣的組織權利在中國到今天為止，它的發育還很不成熟。
在宋曉梧看來，絕不能認為有了最低工資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勞動力市場就不是由市場決定了。這恰恰是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上，政府對一些市場的缺陷或者市場失靈的地方的彌補。
三、進一步深化改革，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1.正確認識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和特殊性的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在爭論中不斷加深理解。對于當前有人仍然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可以不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中國體改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指出，市場經濟是人類經過長期的實踐形成的規律，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是人類文明的結晶，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市場經濟國家都應該遵守這個規律，我們應當學習、借鑒、運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
在他看來，把一般和特殊關系處理好，首先要認同一般，在一般規律的基礎上然后才有特殊。我們運用一般規律的時候必須要根據中國的特殊情況和特點形成中國特色，這就是特殊性，但是，不能拿特殊性來否定一般性?，F在有人往往只強調特殊性，忽略了一般性，用中國的特殊性否定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實質上否定了中國的市場經濟。
蔡繼明表示，在任何資源配置中，市場都不是萬能的。市場會出現失靈。在市場出現失靈的情況下，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介入資源配置。但政府的介入只能是彌補市場決定作用的缺陷，不是取代這種決定作用。
而張維映則認為，沒有一個市場經濟是政府建立的，政府可以消滅市場經濟，但是政府建立不了市場經濟。我們所有的改革應該圍繞如何給與每個公民權利，建立有效的私有財產保護制度，建立保護自由的體制，建立用憲法法治約束政府的制度，沿著這樣的方向進行。我們現在還在不斷的規劃，先建哪個市場、后建哪個市場，這是一個不正確的思路。
2.繼續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
思想解放是改革開放的前提，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是思想解放的結果。廣東省體改研究會會長黃挺認為，目前我們面臨著又一次思想解放，從廣東前三十多年的經驗來看，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是推動改革的先導，思想解放有多大，改革的步伐就有多快。
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陳劍認為，我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有20多年，但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主體是什么，至今沒有解決，主要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障礙還沒有打破。陳劍認為，民有經濟應該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主體，國有企業是承擔特殊的社會職能和彌補市場失靈的手段，在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中，這個問題到現在沒有破解。
對于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文宗瑜認為，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已經觸及到所有制改革的制度層面?；旌纤兄频母母锸菍嵭懈蟮氖袌鲩_放，對于壟斷行業和準壟斷行業，只要法沒禁止，非公有資本、民營資本、外資都應該可以進入。
3.協調好改革和法治的關系。
改革要創新突破，法治講規則程序，如何協調好改革和法治的關系，對此，黃挺認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我們的市場經濟也應該加強法治建設，依法辦事，規范運作，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各項改革。同時，我們現在的法律本身還不健全，需要進一步完善?，F在的許多法律包括憲法在內，有些地方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相適應，應盡快修改。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李曙光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到的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很多都是法律問題，比如財稅體制改革的問題、轉移支付的問題、公司制從實繳制到認繳制的問題、土地市場的問題等等，都和法律問題密切相關，涉及到原有法律的框架如何突破的問題。現有的法律和規則也有如何適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問題，對于有礙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法律和規則應該修改。他認為，應該把法治作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突破口。
